摘 要：《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记载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文不仅被选入各种语文教材，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更是一再被搬上银幕。荆轲的功败垂成千年之后仍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传记中却又呈现出很多疑点，留待后人破解。本文试图拨开层层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
　　关键词：《史记》 荆轲 刺秦 探疑
　　
　　《刺客列传》是《史记》中的经典名篇，历来为人称赏。这篇合传由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的故事组成，其中又尤以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从篇幅看，《荆轲传》独占了《刺客列传》全文字数的五分之三；从影响看，荆轲在后世已经成为刺客的代名词，其侠义之举深入人心，甚至有学者将《荆轲传》奉为中国武侠文学的源头，可见此文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
　　可是，这样一篇经典名作却充满了种种疑团。正如清代学者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所说：“史公之传刺客，为荆卿也，而深惜其事不成。其文迷离开合，寄意无穷。”“迷离开合”可以说是对此文非常中肯的一句评语。可以说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设置了“迷离开合”的悬疑，留待后人破解。在各种疑问当中，最大的疑点就是：荆轲此行，到底是行刺，还是劫持？
　　有人会望文生义说：“既然叫刺客，当然是行刺。”但司马迁显然不这么认为。《史记》中写太子丹向荆轲提议行动的计划，原文是：“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太子丹的意思是派勇士接近秦王，如果能劫持，模仿当年曹沫对齐桓公的做法，这是上策。如果实在没有机会劫持，那么就杀掉秦王，但相对而言，后者为下策。司马迁认为，从计划一开始，荆轲的首要目的是劫持，刺杀只是在劫持不能完成时的备选方案。因此在荆轲庭刺秦王失败之后，《史记》写道：“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按荆轲的临终遗言，他未能杀掉秦王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一开始，就只是想劫持秦王并逼他写下归还土地给太子丹的契约。从常理来说，趁其不备直接刺杀对方和劫持不能如愿后才改为刺杀，两者成功的机率相差甚远。最有利的刺杀时机肯定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司马迁认为，荆轲未能杀掉秦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初衷只是想劫持而不是刺杀。司马迁如此处理，表面上看前后呼应，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以至于后来的史家也接受了司马迁的观点，如《资治通鉴》写太子丹事先的谋划以及荆轲临终前的辩白，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胡三省就此注释说：“燕丹于礼致荆轲之初，画两端之策；荆轲守其初说，所以事不成。”晚于司马迁的西汉学者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同样主张劫持说的观点。可见历代史家对荆轲本意是要劫持秦王的说法并无疑义。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果真如司马迁所言，荆轲的本意是要劫持秦王，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文本内部，有一处非常明显的漏洞,就是荆轲为了能接近秦王，先去游说樊於期献出项上人头作信物这一环节。荆轲先动之以情、晓之以义，激发起樊於期对秦王的满腔仇恨，然后说：“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揕谓以剑刺其胸也。”可见，荆轲亲口答应樊於期，要一剑刺死秦王替他被害的全家老小报仇，也替燕国雪耻，樊於期这才心甘情愿地自刎而死。在樊於期看来，既然荆轲肯舍命帮他报仇，自己一颗人头又算得了什么？两位壮士的这番对话真是义薄云天，令人动容。可是，假如真像太史公所云，荆轲明明知道此去的本意是劫持秦王逼他写下契约，而非将其刺死，那么向樊於期的许诺岂不成了口是心非、欺骗义士？樊於期虽死，在九泉之下又岂能瞑目？这与文章通篇所竭力塑造的荆轲的侠士形象岂不是背道而驰、自相矛盾？相反，如果荆轲向樊於期所说的话句句是真，他的本意最初就是要去刺杀秦王，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太史公所主张的劫持说观点其实是错的，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史实。
　　先来看劫持说从何而来。《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述荆轲之事与《战国策·燕策三》中所述大体相同。《战国策》虽最终编定于司马迁之后的刘向，但其原始材料应当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存在，司马迁在修《史记》时应该已经参考过。此外，很可能成书于司马迁之前的杂史小说《燕丹子》也同样主张劫持说的观点。可见，主张劫持说的虽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但这显然不是司马迁原创的，他只是沿用了当时学界已经比较流行的观点。既然劫持说在司马迁之前就已存在，如何来判断它的真伪？
　　首先，从常理来说，无论是要劫秦王，还是要刺秦王，对燕国来说都是一个高度的国家机密，除了必须的参与者之外，太子丹不可能让其他人知道。所以，就算太子丹初见荆轲时确有种种谋划，为了保密的需要，当时也不可能有任何记载此事的文字。而随着荆轲、秦舞阳、太子丹的先后被杀，最了解此事真相的当事人已经离世。在秦灭燕国之后，《史记》记载：“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秦王统一之后，马上通缉追捕太子丹、荆轲的门客及朋友。这些人纷纷亡命天涯，下落不明。就算这里面还有人知道详情，也不可能提及此事引来杀身之祸。与荆轲同时代的人尚且难知此事详情，百年之后的司马迁等人，又怎能知道太子丹与荆轲在暗室当中是如何谋划的呢？因此，劫持说恐怕只是史家为了叙事圆通而作的主观臆断。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劫持的方案在当时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很多学者之所以主张劫持说，都以曹沫劫齐桓公的案例作为口实。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曹沫劫持齐桓公并逼其归还土地能够成功，前提是当时还处在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大国，最高目标是称霸，而不是兼并土地。著名的春秋五霸都会经常召集各路诸侯，歃血盟誓，他们的目的是要让天下诸侯服从自己，而不是要灭掉天下诸侯。春秋时社会风气是重会盟、信鬼神、讲信用，所以齐桓公作为霸主，虽然是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写下契约，但最终还是如约归还了鲁国的土地。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在天下诸侯面前，不能因为几片土地而失去作为霸主的信誉和号召力。然而到了战国一切都变了，此时大国的最高目标已经不是称霸，而是直指兼并统一，因此土地的意义是高于一切的。孟子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上党一座城，竟然各倾全国兵力决战于长平，光是赵国损失的士兵就有四十多万。各国之间为了土地不仅公然发动战争，而且战国时盛行的纵横捭阖、尔虞我诈之风，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获取土地。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秦国为了讹诈楚国的土地，以会盟的名义将楚怀王骗至武关，然后将其扣为人质并逼迫楚国割地交换。而楚国为了捍卫土地，不肯接受交换条件，马上另立新君，最后楚怀王沦为囚徒客死异乡。一方面，秦国为了土地，不惜背信弃义，在全天下暴露自己骗子的嘴脸；另一方面，楚国为了土地，宁可置君父的性命于不顾，眼睁睁看其死在秦国，这就是整个战国时代精神的一个缩影。在这样一个利益至上、土地至上的时代，人们早已不信鬼神、不讲信用、不重会盟。在这时却想模仿春秋时前辈的做法，仅靠一纸契约，就逼迫秦国交还经由前后六代君王巧取豪夺侵占的土地，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世易时移，不是每一个历史典故都能生搬硬套。提出模仿曹沫做法之人，只能说食古不化，而太子丹等人生当战国乱世，常年与秦国打交道，他们怎会不知道秦国的虎狼之心？跟秦国讲信誉，简直是与虎谋皮。就算劫持到秦王逼迫他写下一纸文书，凭着秦王的赌咒发誓，就想让秦国甘心割掉半壁江山？这种想法太一厢情愿。设身处地，如果我们是太子丹，怎会提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计策？所以，劫持说无疑是后来学者主观臆想出来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弄清战国与春秋时国情有根本的区别，即使曹沫再生，也是无力回天。
　　所以，荆轲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掉秦王。众所周知，秦始皇直到临死都未立太子，而荆轲刺秦王时，秦王诸子尚幼，东宫无主，且大将拥兵于外。因此秦王一旦被杀，秦国必有内乱，这就是山东诸国最好的机会。所以回到两千年前，荆轲在图穷匕现的一刹那，其实脑中只有一个想法：杀掉秦王！而且从以《史记》为代表的各种史书的记载来看，荆轲当时的表现毫无疑问是刺杀。但是荆轲临死前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这话岂不是言行不一？该作何理解呢？仔细推敲可以发现，荆轲临死前留下这样一句话，其实是一种外交辞令。因为荆轲刺杀秦王，代表的是整个燕国，而不是他自己。行动的成与败，事关燕国的国家荣誉。现在行刺失败了，事实虽然是因为燕国派的这两个刺客，一个心理素质太差，一个武艺不精，但是能这么说吗？如果照实说，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临死前，必须在言语上为燕国挽回颜面。因此荆轲才说：“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我没想杀你，因此让你保住了小命。”可是回顾一下整个行刺的过程，荆轲其实招招都下杀手，没有丝毫留情。所以想抓活的云云只是场面话，不是真心话。其中的关节，倒是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看得最透彻，他在《咏荆轲》中写道：“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在陶渊明看来，其实事情就这么简单。
　　刺杀的真相原本简单明了，但是为什么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家们却把它搞复杂了呢？究其根源，在于史家们在叙述此事时受到了主观立场的左右。因为秦朝统一的时间太短，最终再次被六国残余力量推翻，我们今天看到的秦国历史是由秦国的敌人书写的。贬低敌人、抬高自己，是修史时不可避免的主观倾向，所以秦国在史书中会遭遇怎样的评价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何伟大的秦始皇在史书中的形象是“蜂准豺声”并被诋毁为是个私生子的原因。关于修史的这种规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从主观立场出发，史家的倾向很明显要“褒燕贬秦”，所以对荆轲刺秦王一事自然要对其失败进行辩解，劫持说便应运而生。《史记·刺客列传》把主观臆断的劫持说与刺杀的真相生硬地拼接在一起，使得整个事件显得线索不清、逻辑混乱。前文述及的荆轲游说樊於期时亲口许诺要为其报仇，就是一处明显的逻辑漏洞。再比如文章写太子丹催促荆轲动身时，荆轲说：“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可是在之后的易水饯别时，荆轲又改口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同一个段落之内，荆轲前后所言就截然相反，让人无所适从。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出于主观需要而牵强出的劫持说并不符合史实。
　　司马迁既要尊重刺杀的真相，又要从主观立场的高度顾全劫持说，所以就造成了文章内部矛盾重重，无法调和。这也是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所说《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故事给人形成“迷离开合”印象的根本原因。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再囿于成见，非要找出理由替荆轲开脱。前人因为主观原因在史书中附加的层层迷雾，现在已经可以廓清。荆轲虽然失手了，难道这就有损他的英雄形象吗？刺杀一事，本身就充满变数，成与不成，全在瞬息之间的偶然，任何人都没有必成的把握。在后人心中，荆轲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是万人景仰的英雄，正如陶渊明在《咏荆轲》中歌咏的那样：“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刘向.战国策[M].济南：齐鲁书社，2005.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郭嵩焘.史记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丁国祥 辽宁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 116622)

• 丁国祥： 荆轲刺秦王探疑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
• 丁国祥： 曹植的一生与其政治情结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