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范小青的《哪年夏天在海边》李遇春文学教育2011年第1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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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 ID: 151928

[ 李遇春文选 ] 　　

评范小青的《哪年夏天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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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范小青的《哪年夏天在海边》

◇ 李遇春

　　这是一个滥情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情的时代。滥情与无情就像一对难兄难弟缠绕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所以，这也是一个“情而上”的时代。情而上不同于启蒙时代所谓“爱情至上”，那是一个将爱情神圣化的时代，远的如五四，近的就是八十年代了。而自打中国驶入市场经济的商业化快车道以来，爱情神话就已经坍塌了。无论生活中还是文学里，爱情早已边缘化，“性而上”取代了“爱情至上”，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共名。毫无疑问，“性而上”属于“形而下”，它与“形而上”对立宛若水火不相容，前者重物欲，后者重精神，这是一望即知的。而“情而上”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摆脱不了“性而上”的欲望底色，另一方面它又涂满了“形而上”的精神油彩，既不像“性而上”世俗化，也不像“形而上”抽象化，刚好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双重性、分裂性与暧昧性，于是种种“婚外情”的故事频频上演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同样是写所谓“婚外情”故事，范小青的这篇《哪年夏天在海边》却别出心裁。注意，是“哪年夏天在海边”而不是“那年夏天在海边”，如果是后者，那就该是一个浪漫化和抒情化、散文化或诗化的爱情故事了，写如此风格的小说对于范小青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她的强项。但这一次范小青显然要尝试现代派的写作，她无意于去讲述那种浪漫俗套的爱情故事了，她思考的是如何以陌生新奇的象征手法来深刻地透视我们这个“情而上”时代的病态心理状况。一个“哪”字，轻轻的疑问中隐含了我们这个时代多少难言的困惑和迷失，那种沉湎于“情而上”迷津的时空错乱或者精神错乱感，也即我们时代的精神病象在小说的题目中已经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了。不过，初读这篇小说，我们还是很容易产生小说的题目是否有误的错觉，因为作者在开篇就把读者导入“那年夏天在海边”的浪漫情境中去了。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开篇即交待“我”在去年夏天的海边上与一个名叫何丽云的女子有过一场短暂的婚外情，但作者很快就给这场婚外情画上了句号，仿佛刚开头就煞了尾。在一般的婚外情故事结束的地方，范小青笔下的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她感兴趣的是两个人分别时的约定。何丽云向“我”讲述的那个外国故事简直是一个古老的爱情神话，故事的女主人公每年秋天都会准时到约定的旅馆去与情人相聚三天，甚至情人老去亡故后也未中断。于是“我们”约定，按照别人的小说展开自己的故事。到这里，作者所要讲述的奇异故事才真正开始上演。
　　翌年“我”如期至海边赴约，但何丽云爽约了。然而一连串惊人的巧合却出现了。一个名叫林秀的女子入住了我隔壁的房间，而这个房间原本应该是何丽云入住的。最神奇的是林秀的许多生活细节与何丽云有着惊人的一致，她要的早餐也与何丽云去年要的早餐完全一样。甚至于她为身边缺席的朋友点的牛肉套餐，也恰好是“我”所喜欢的，“我们”都点了别人喜欢的菜，但喜欢吃这道菜的人最终都没有来。似乎是为了唤醒林秀的某种记忆，“我”开始向她讲述去年与何丽云之间发生的故事，但林秀竟然认为“我”讲述的是她的私事，于是她也向“我”讲述了一年来自己对那个人的思念。两个人就这么“合作”完成了对一个婚外情故事的讲述，“配合”得天衣无缝，然而就是各自不是对方心中等待的人！这个惊人的巧合隐喻了我们时代“婚外情”的泛滥，神话般的叙述中隐含的不是浪漫而是滥情，它意味着这种滥情故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以随意组合和拼贴。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故事揭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暗示。“我”想方设法找人打听何丽云的近况，答案却是何丽云在三年前因车祸去世。“我”邂逅了去年度假时曾为“我们”拍照的摄影师，想以此证实“我们”曾经浪漫的真实，但最终被告知摄影师几年前就已经失踪。问题再清楚也不过，“我”所经历的不过是一场爱情幻觉，“我”已经陷入了“情而上”的迷狂，“我”就是一个爱情癔症患者！无独有偶，林秀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她最后被精神病院来人捕获并带走。而“我”的房间里也意外发现了一块精神病院的工牌。“我”在宾馆里做的那个梦，说明“我”早已逸出了既定的生命程序，而且失去了程序自我修复能力。这意味着“我”已全面陷入癫狂，“我”已经完全不能确定是“哪年夏天在海边”了。这个结局实际上颠覆了前面所有煞有介事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完全可以视为一个“情而上者”的呓语，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迷梦。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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