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共同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使得《大公报》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熠熠生辉的一份报纸。在张季鸾的主导下，《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奠定了独特的报格，承传了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将中国现代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大公报》 张季鸾 “四不主义” 文人论政
　　
　　 谈及新记《大公报》(1926-1949）的报业理念，则必须谈及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之后就读于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第一份新闻专电。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入狱。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致悼的唁电中这样评价张季鸾：“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大公报》在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后，于1926年9月1日复刊。吴鼎昌独自投资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至此，《大公报》进入新记时期。它以“四不主义”确立报纸的风格，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张季鸾为《大公报》服务15年，逝于总编辑任上，对《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新闻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记时期《大公报》的办报理念正是张季鸾的新闻理念，《大公报》也就成为了张季鸾实现新闻理想的舞台。《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说“大公报虽是张、胡、吴三人共同创办的新闻事业，但季鸾先生实应更充分的代表着大公报。大公报也彰明较著的孕育着季鸾先生的精神。大公报与张季鸾先生实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报’与‘人’”。
　　 一.“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1927年，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做出了一些“民主”、“自由”的许诺，给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自由发展工商业的权利，对于新闻事业，也发表开放“言禁”的通电。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统区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办的民营新闻事业在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其中由张季鸾任总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报纸之一。
　　 1926年，他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沦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张季鸾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这就确定了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并在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著名的“四不主义”。
　　 （一）“不党”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由此可以看出张季鸾所注重的是报纸要以公民的地位发表意见，同时并不意味着报纸要袖手中立，以致敌视各党各派。张季鸾早期的报人生涯使他认识到政坛对于报业的影响，所以他将报纸定位为以公民的地位而非任何政治团体，以期望保持办报不受政治的影响，这样就能够使报纸不受制于外来的压力。
　　 （二）“不卖”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党”所阐明的政治独立是由“不卖”所秉持的经济独立加以保障的。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初，有吴鼎昌的资金做支持，而且做好了亏本的最坏打算，由此更坚定了张季鸾不以言论做交易的理念。张季鸾早在1924年为《新闻报》30年撰写纪念祝词时，就称赞该报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这种视报馆为独立职业的思想也被张季鸾带到了《大公报》。报纸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人士的入股投资。这样的报纸就不会受到金钱的左右。
　　 （三）“不私”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党”与“不卖”所确立的报纸独立，目的在于将报纸作为社会公器，以公众作为最后的评判，发动公众参与报道：“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即报纸不私用，要作为公众喉舌而存在。
　　 （四）“不盲”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张季鸾要求报人必须做到独立判断、充分考察、冷静探究、忠于事实。
　　 “四不主义”勾勒了张季鸾理想报刊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以报纸为社会公器，且秉持理性精神。“不党”、“不卖”、“不私”，谈的是报纸的立场和定位问题，落实到具体操作上，要求就是“不盲”。“四不主义”定位了《大公报》的报格，成就并见证了新记《大公报》的辉煌，浓缩了一代报人张季鸾早期的英美式自由主义的报刊理念。
　　 张季鸾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自由民主思想的报人兼政论家，其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他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张季鸾在其社评中对言论自由做出具体的阐释，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抗战与报人》等文章中呼吁言论自由。1931年5月22日，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张季鸾呼吁言论自由，他于1929年12月29日发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现》，之后，在1933年5月29日，《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制度发表社评《如此检查新闻》，1935年又先后发表《关于言论自由》、《为报界向五中全会请命》等社评，呼吁新闻自由，反对新闻统制。1937年2月发表的《论言论自由》，呼吁改善新闻检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刊发范长江“西北通讯”便是张季鸾与《大公报》在新闻活动中自由立场表现最为典型的例证。
　　 张季鸾崇尚言论自由，同时又强调言论界要恪尽职守，为报纸如何实现言论自由找到了出路。他呼吁新闻界要做到“公、诚、勇”，只要动机公，立意诚，而勇敢出之，其主张必须符合国家利益，纵然意见与政府发生分歧也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涉。认为报纸是公众的，不是私人的，报纸在报道或评论的时候都必须服从公共利益，要以全民为对象，不应私于一部分人，而抹杀大部分人；更不能私于小部分人而忽略大部分人。立言要出于诚意。而且应当做到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张季鸾的言论自由可以从他的部分文章中得到体现。张季鸾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处所治安，国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更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介石“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张季鸾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美。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意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害，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颁布训政时代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看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广泛尤痛切者，则为国民身材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激烈鞭挞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可怕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在张季鸾眼中，报纸是一种独立的行业，报业独立于政治势力，是社会公民的独立舆论机关，所起到的是沟通社会各界，养成舆论的作用。在具体办报上，张季鸾操持的已经是一份现代报刊，主张的是报纸上呈现的意见的多元性，并且有着自己的职业追求，就是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与当时政论报刊意见一边倒、以政党的派性利益为出发点形成鲜明对比。
　　 张季鸾为文坦承，他在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的社评《抗战与报人》中写道：“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二.“文人论政”办报理念的传承
　　 《大公报》的“四不主义”，是对我国近代报业开始的“文人论政”传统的承接和发扬。
　　 “文人论政”，或曰政治家型报人办报，主要是指报人应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如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智能、政治勇气等，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从我国报业史来看，远源可以追溯到我国报纸的萌芽期；最早的雏形报纸“邸报”是政府办的，实际也就是政治家办的；从近源来说，则可以追溯到我国近代正规报纸的创立期及整个近代报史。特别是在近代民营报史上，“文人论政”，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民营新闻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自西学东渐以来，从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包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限定，中国民营报刊在文人论政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勿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民营新闻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
　　 近代中国不以功业而以思想、言论报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王韬为第一人。1874年1月5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报纸取名“循环”，部分地表示了王韬的循环史观。他坚信，中国通过变法图强，能够再度崛起。《循环日报》仿照西方报纸体例，除星期日以外，每天出版。每天该报首栏要发表政论文章一篇。同一般性纯为牟利的报纸相比，王韬注意舆论足以影响群众的一面。《循环日报》的政论文章1883年曾单独结集出版。
　　 王韬同时的报刊政论家尚有郑观应。郑观应曾参加过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政治活动。他的政论文字多数发表在19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和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的《中西见闻录》等报刊上。这些文章后来辑成《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书，尤以《盛世危言》流行最广。
　　 王韬之后，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政治家办报，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将报纸作为完成政治目标的利器，作为唤起民众，统一民众思想的工具。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梁启超奔赴日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创办的《清议报》出至一百期，为时三年。《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为标榜，把“倡民权、衍哲理、明政局、厉国耻”当作办刊目标，以是，开设数月，发行就达到三千多份。但是因《清议报》激烈攻击慈禧太后，清廷下令严禁进口，这就使得发行量受到限制，即其最盛之时，销量也没超过五千份。在内地，还出现了抬高报价的事情。独裁者们对于《清议报》又恨又怕，外强中干即此可见。梁启超所创办主持的各报中，《新民丛报》最为成功。他的文风影响了一代人，被称为“新民体”。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于右任办报之时正处于一个社会变动的大时代，他以满腔热血，只身一人，为逃避清廷追捕来到上海。罗家伦称他创办《神州日报》“鸡鸣不已，实开风雨如晦之天”。尤其是他手创的“竖三民”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徐铸成说：“在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应是第一人。”他百折不挠地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对言论报国的理想忠贞不一。从“民呼”、“民吁”到“民立”，于右任绝不因挫折、失败而气馁，和他的朋友一起开创了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新局面。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坚持《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胡适从15岁时开始参与《竞业旬报》编辑工作，一生共创办和参与创办过7种报刊。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他新闻思想的核心，强烈的道德关怀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他一生的报刊活动中，这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他认为报刊保持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据此，他对国民党在抗战后推行的“党化新闻事业”多有批评。他说：“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受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其次，他认为报刊的独立是负责任的前提。一个人也好，一家报刊也好，如果处处受制于人，不能独立地做出一种判断，他们便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同时期另外一份大报《申报》，为揭露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罪恶，也发表了陶行知的三篇檄文《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语惊天下。陶行知的时评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疯狂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本质，大是大非，大爱大恨，皆显露于字里行间，简直就是一组讨蒋檄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虽则中国近代民营报刊“文人论政”的政治素质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许多人具有共同的优良的政治素质，则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维新志士。他们办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救亡、富国强国；二是他们具有敢作敢为的精神，敢于发表政见，敢于写触及社会政治弊端的文章。他们深受儒家“威武不能屈”和“成仁取义”精神的熏陶，敢于用一支笔、一张纸向强大的旧势力宣战；三是他们大都具有深广的学识，具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如王韬、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陶行知等。他们对于政治动向和社会大势，常能做出颇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也多持有“拿来”的态度；四是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较为注意民众的呼声。曾经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的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而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其一，要从有利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业。具体说，就是国家要对报纸加强管理，实施有组织的控制，并制定报纸法律。康有为曾提出过国家设立官报局的主张，即：由国家出资，官报局办报，再用公费给官员等订阅，目的是使宣传到位，有利于统一思想；官报局还要审查各省所办的报刊，对被认为“悖谬不实”的内容，要下令“纠禁”，目的是控制舆论，防止不利于国家的主张流布。其二，指出报纸对于国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梁启超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原于机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梁启超认为，要想国家强盛，必须朝廷与民间信息相通，国内与国外信息相通，而使信息相通的工具，就是犹如耳目喉舌的报纸。张季鸾认为“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其三，提出了文人论政的主张。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这是那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的书生议政的薪传。梁启超鉴于当时士人耻于办报的风气，主张政治家应当出面办报，兼为报人，以提高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梁厚甫曾对近代文人办报做过这样的评价：“文人报国有心，回天无计，寄希望于白纸黑字，把内心告诉人家，其内心是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其四，提出报纸在文风上应当浅近义明、通俗易懂。对于文风的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政治宣传的受众，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若报纸文风过于雅化，就会影响宣传效果。梁启超创造的“时务文体”，就是这种文风观的实践。
　　 另一方面看，中国的近代民营新闻业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时常夭折。王韬主持《循环日报》两年即撒手不管；容闳以美国方式办《汇报》，吓坏股东，不得不转售于洋人，此后远离报界。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许多有独立品格的报人被政治斗争的急风暴雨所摧残。从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到刘煜生、史量才、杜重远，许多试图坚守独立品格的记者都惨遭迫害。那些直接藉报从事政治的人命运更为艰险。但这并不能摧杀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们“忧天下”的情怀。秉承这种知识分子精神，“文人论政”也成为了《大公报》的一种基本属性。事实上，中国向来有此传统。汉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皆是显证。尤其到清末民初，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们不但群起论政，而且进而参政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因而成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是真正接续上了这一重要的“文人论政”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弊政、揭露黑暗，仗义直言，为民请命，体现了“忧天下”的情怀。
　　 三.职业独立的理念
　　 《大公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念是职业独立。
　　 新记《大公报》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吴鼎昌的资金，二是胡政之的经营管理，三是张季鸾的文章。三人拟定了五项原则：一是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是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三是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四是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是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由此可以看出，新记《大公报》时期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良好的职业运作发展机制，标准的职业规范以及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这些正是作为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点。张季鸾1936年发文纪念《大公报》复刊十周年时，对此概括道“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之经济独立，及同人之忠于职业自勉”。
　　 报纸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持，而经济独立又是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基础。张季鸾在阐述《本社同人之旨趣》时，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性。1936年5月提及华北局势对报纸影响时，他所注意到的是《大公报》的广告发行受到的巨大影响，这对于保持报纸的独立发展以及机制的独立运作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及挑战性。
　　 《大公报》拥有自己的组织架构、人事制度、福利制度，同时还包括养老保险等基金、摊派红利、教育卫生设备等。张季鸾注意到良好的保障机制对报纸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他认识到《大公报》想成为一份经济独立的言论机关，就必须使得职工拥有巩固安定的生活，而且这是报纸保持独立、言论自由的基础。在《大公报》成立之初，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约定不加入任何党派，如加入，必须退出《大公报》，后来，吴鼎昌加入国民党，便离开了《大公报》，这体现保持职业独立，并契合了“不党”这一理念。
　　 在张季鸾看来，报馆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组织，那么其从业者也就是职业报人。他认为，报业对从业者的规范和操守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报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业。而一种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准是在于它自身应当有着独特的职业规范。张季鸾对报人的职业规范有着深刻的理解，新闻记者必须客观报道。“四不主义”既是新记《大公报》的办报主旨，也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范。张季鸾在《大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中写道“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
　　 抗战时期，张季鸾更加强调报人的社会责任，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感受，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无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发表言论主张都不应受到个人私利和情绪的影响。在答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时，张季鸾对此总结道“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凡束身自好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易泯绝者，是利于所亲，利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张季鸾认为最应该避免的就是个人私利和情绪对于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偏差。
　　 张季鸾认为报人所应坚持的职业规范，根本上讲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报纸是公众的，不是私人的，报人在报道或者评论的时候都必须服从公共利益。报纸的公共性即为“不私”。报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职业追求，应该力求贡献社会、影响政治，从社会公共利益着眼报道新闻、发表言论、为公众喉舌，张季鸾还希望现代报刊除刊行报纸外，还应该服务社会实际，社会所提倡的事，报纸应该成为先锋或助手。
　　 报纸必须通过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良好的运作机制来保障报纸的发展与运行，只有经济的独立，报纸才能报保持它自身的报格，独立、客观，为公共利益服务，不受其他方面的影响，而报业的从业者也已经形成了职业共同体，开始拥有区别于其他职业的职业认同以及职业规范，报人更拥有独特的职业追求，这些都表明了报业的职业独立，也体现出张季鸾的新闻理念以及新记《大公报》区别其他报纸的特点，对于报纸的发展与运行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四.“国家为上”的理念
　　 “四不主义”方针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这一新闻理念的形成有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这与《大公报》的主脑人物，尤其是张季鸾青年时期所受的西学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张季鸾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攻读西方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深入其心。在他早期的办报生涯里，十分推崇自由主义新闻理念。
　　 报馆的经营是《大公报》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大公报》成功之处。张季鸾身为报馆的副总，对此更是津津乐道。他在为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而撰写的社评中说：“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因此，张季鸾自信：“大公报的唯一好处，就在股本小，性质简单。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因此言论独立，良心泰然。”由此可见，《大公报》在当时被张季鸾定义为一种纯粹的在市场上竞争的商品，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影响。
　　 然而当抗日战争爆发，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关头之时，张季鸾为首的《大公报》领导层的新闻理念发生了重大改变。抗战时期，《大公报》津、沪版被迫关闭，先后辗转全国各地，报纸的商业性受到严重打击，张季鸾开始认识到，国家不保，任何个人事业也将不保。作为一位有着深厚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他的文章言论开始为抗战作宣传，开始从独立的舆论机关转变为国家的宣传机构，由效仿西方的舆论独立和言论自由转变为服从国政、接受统制。他认为积极为国家作抗战宣传是战时报纸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顺应时事的必要转变。这在其当时的办报实践和诸多言论中得到了体现。
　　 他在1939年5月5日的香港《大公报》社评《抗战与报人》中写到：“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受着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因此，报纸的功能要以宣传为主，所谓“国家作战，必需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做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的要接受这个任务”。
　　 张季鸾强调言论也无需完全自由，而要转向服从言论统制。他认为，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但国难当头，保卫民族，保卫国家才是重中之重。这是一份责任，个人应当服从民族。在他看来，民族危难关头再谈言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大公报》一反往日“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的傲气，表示“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为生怕记载有误，防碍军机之故”，并且“精神上将这一张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制使用。”
　　 张季鸾认为，报人应有的职业规范也随着报纸角色和功能的转变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初记者应该恪守报道时的职业规范，“要保持研究批评的精神，对于一切人，一切事，都应当以独立的立场，做公平的判断”，但抗战爆发后，记者应该将自己视为前线战士一般，听国家统制使用，“战地记者应当先认识发表新闻的性质范围与程度，使我们全国的宣传都确实有利抗战”。
　　 抗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张季鸾的爱国情绪，也改变了他的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正如张季鸾后来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爱国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的新闻理念。在抗战期间，张季鸾已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事业兴衰与国家荣辱完全溶入一体。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然信》的《大公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为此高兴地呼喊这是“国民知己的大成功”。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酣，《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逝世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12月8日，日军兵临城下，南京危急之时，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认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发布，如日本不结束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收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认为这尽对不是高调，乃是保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态度。”“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尽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大公报》在武汉的一年，国家局面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张季鸾主张团结各党各派，联苏抗日，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成功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出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从“九·一八”以来，他就力主抗战到底，他的言论对于推动全国抗战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记《大公报》在中国报业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其报业实践为推动中国报纸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今天回顾《大公报》的报刊宗旨和经营理念，对于当下的报业发展有着相当深广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淑瑛，“《大公报》的新闻客观性理念”，《青年记者》，2008年第5期。
　　 [2]洪梅，“张季鸾的文章报国思想与新闻评论”，《知识经济》，2007年第9期。
　　 [3]傅国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4]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姜华，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 姜华： 新记《大公报》报业理念浅析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