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译著《思想的谱系》是著者和译者双重加工的学术文本，其厚重的思想魅力不仅体现在写作内容的丰富化方面，也体现在著者对文本结构精当的构思与译者在语言对接方面的诗性言说方式里，这种学术思想艺术化的呈现方式无疑为当下学术著作的译介工作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式。
　　 关键词：学术思想 体系 诗性 艺术化
　　
　　 由武汉大学袁银传教授主译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以下简称《思想的谱系》）是2010年中国最重要的学术译介之一。该著作是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的最新一部力作，《泰晤士文学增刊》将之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论集”。作为一部译著作品，笔者认为从艺术的角度看，《思想的谱系》应当被誉为“中西合璧的艺术化思想盛宴”，原因在于：作为一部极具政治、哲学和历史意味的学术著作，著者赋予了它庞杂而清晰的“全景式”结构体系，增强了其厚重的思想内涵；而译者则赋予它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性言说特色，使之规避了科技文体的艰涩枯燥，二者合二为一，为中国读者奉上了一道艺术化的思想盛宴，别有一番风味。
　　 一.庞杂而不失体系的思想厚度
　　 《思想的谱系》面世后，众多的报刊媒体高度评价其思想的厚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著者巧妙地将西方政治、哲学、历史领域中的引人注目者统摄在自己笔下，论及的是西方当代思潮领域的各种深刻变化,在继《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后现代的起源》和《交锋地带》之后，浓缩性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对于特殊知识景观的全景指南”，让读者比较全面地领略了西方的思潮文化。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厚重还应该源自著者在艺术角度的灵活处理，因为“凡具有某种结构的系统莫不导向于一定的功能”，从创作的角度看，严整的体系结构会进一步夯实思想的根基。纵观《思想的谱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面对盘根错节的政治、哲学与历史思想，以及复杂的人物心路历程，著者大胆而果断地在变化与继承中为西方思潮的演化做了一个全面而清晰的概述，以独特的切入视角来规划政治、哲学、历史领域的领军人物，对当代政治思潮进行了一次横向的扫描，这一艺术处理让原本庞杂的思潮体系化，无疑加重了著作的思想厚度。
　　 我们知道，政治的发展需要哲学思维与历史思维，所以，著者在总结西方思潮时将哲学与历史涵盖进去了，这无疑增加了体系梳理的难度。但是，在《思想的谱系》中，除去正文后《文债》部分的两个附件外，著者明确对西方政治思想领域中比较出名的人物思想进行了“左”、“中”、“右”三派的单向切分，诸如著名的左翼文化中的历史学家汤普森、布伦纳和霍布斯鲍姆、自由派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右翼思想家施密特、施特劳斯等都分门别类地进入著者的视野。同时，他按时间顺序将冷战结束后各个派别彼此消长的发展内容梳理的十分清晰。这一独特的切入视角毫无疑问地使读者从政治文化角度一目了然地洞悉了各派人物的思想体系。
　　 毋庸讳言，站在著者的角度讲，宏观体系的掌控展示了其对庞大思想体系的驾驭能力，而微观细节的处理则显现的是其精细而厚重的思想魅力。
　　 读者清楚地知道，《思想的谱系》是由一篇篇评论组成，其中涵盖的很多人物都来自社会的政治、哲学、历史各领域，他们通过深入思考自然界里的各类现象，从中剥离出自我的认识见解，其思想深处的或“左”、或“右”、或“中”的政治倾向是不尽相同的。但作为政治思想的元素，它们却在摩擦中促进了政治理念的不断完善。著者在思想的谱系中对之进行糅合性的介绍必定要探究个人思想的起源及演替，还要兼顾人物之间显性或隐性的思想联系，唯此，才能从微观角度为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因而，基于宏观的架构，著者又从微观角度将相关派别内的思想者进行了重点、细致的横向比较分析。如著述“哲学”部分所介绍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佩里·安德森分别用单列的篇幅介绍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民主化的公共生活”，以及博比奥试图融合“左”与“右”的话题，而接下来的一章则细述了三者因经历不同所导致的思想差异。在广阔的比较视野里，著作既凸显出某一门类思想者的共同点，又从个体性差异的对比中使读者听到庞杂体系中的既同且异的“声音”，而著者本人的价值认识思想也巧妙地融注在论述中了。这种跨越时间、空间等困难精当地处理思想领域中细微分别的手段不能不让读者更加钦佩其眼光的独到与治学的严谨。由此，整部著作就好似在磅礴大气的屋子里摆设了精雕细琢的工艺品，使著述显得庞大而精细，即：在内容丰厚的前提下，又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提升了著作的艺术魅力。
　　 二.诗性而不失庄重的艺术特色
　　 从著者佩里·安德森的角度审视《思想的谱系》艺术魅力，我们看到了单向切分与多向对比的艺术构思带给著作的庞大而清晰的结构体系、深刻而厚实的思想内涵，不禁由衷地钦佩著者治学的严谨、视野的开阔、思维的开放。但很多时候，面对一部译著，读者往往只流连于著者的才思而忽略译者的才华，殊不知著者与译者同等重要，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予以文本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于《思想的谱系》而言，著者赋予其思想的生命，而译者则为其插上了充分张扬其生命价值的翅膀。
　　 哈蒂姆(Hatim)与梅森(Mason)把翻译看作一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跨文化交际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应处于核心与纽带地位。学术著作译介的过程中，本着尊重著者的原则，在保留著述原貌的基础上实现语言特点的对接是译者首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译者之一的曹荣湘教授说道：“翻译这本书确实艰辛无比。原著引述极为丰富，用词极为生僻；句子很长，很晦涩，讥讽和阐述往往融为一体，令人百思难解。”毫无疑问，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必定成为译介的首要障碍，也因此，笔者认为袁、曹二位教授在语篇组织方面的艰辛付出才促成了译著诗性而不失庄重特色的产生。
　　 我们知道，“在文本中，叙述的具体展开过程也就是语言的展开”。作为学术著作，《思想的谱系》关涉的是政治、哲学、历史人物的思想，其语言运用体式是严谨规范的科技语体，加上著者辛辣、讽刺的批判风格，倘若一味直译，如罗列概念术语、拉长句子长度、运用客观描述等，必定带来读者“被接受”的恐惧。所以，如方梦之先生所说，“翻译是按社会认知(也包括个人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译介著作必须考虑其特殊的接受语境。为此，译者在保留著者机智严谨的行文风格的前提下，从译著的普适性原则出发，规避了作为科技语体通识性的艰涩枯燥，选择采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性言说方式，赋予译著既庄重而又不失灵动的诗性特色，从而使译著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便于读者思考与回味。
　　 仔细品味《思想的谱系》，读者不难发现，译者并没有一味地采用科技语体多论断性描述，少形象性描写，少用或禁用修辞手段的约定，他们更倾向于青睐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用一种具有生动性、音乐性和新奇性的或描写、或抒情的语言，传达出具有文学审美意味的政治、哲学与历史思想内涵。如：
　　 加顿·阿什将视野延伸到巴尔干，包藏的绝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变化。
　　 在这种机会主义舞步——在中立的原则、仁慈的顾虑与残忍的事实之间摇摆不定——背后，我们可以洞察出所有这些思想家塑造这些理论结构的的简单动机。
　　 这些话或采用描写性的动词，或采用修饰性的定中短语等叙事语言模式对政治、哲学、历史现象做文学化的描写或抒情，不仅真实地传达出著者的思想意图，也表现出译者对抽象化事理的审美性感悟。
　　 再有，在抽象的政治、哲学与历史思想中，译者还不惜调动修辞手段来彰显一种独特的语用价值——使读者在形象化的表述中既理解了抽象的事理，也洞悉了著者的思想价值立场。如：
　　 与罗尔斯的希望相反，他的新楼比旧宅更脆弱。
　　 这种荒唐的自我膨胀是在和现实打交道时失败的标尺。
　　 党军队开进城市恢复秩序的时候，他当时只有一个愿望——逃。
　　 此外，译文中还以超常规的语法搭配来体现特殊的语用价值，将历史进程中人、事、物的实际情状形象的展示出来了，著者的褒贬之意溢于言表。如：
　　 奥克肖特哀叹说，欧洲国家几乎已被全面地塑造成一种事业联合体。
　　 况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位与时俱进的首相。
　　 凡此种种，中国传统特有的诗性言说方式彰显出译著行云流水般的叙述美感，使我们既可以窥见作为刊物主编的佩里·安德森犀利而风趣的风格特色，也能洞悉袁、曹二位教授扎实的知识素养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在文化多元化的语境里，著者和译者的风采都通过这一独特的表述方式展现出来了，而逻辑严密的思想性也由此得以加强，让读者在足够自由的想象空间里获得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莫里亚克曾说：“一个使你相信他只为自己写作和他不关心是否有人听他的作者，是个吹牛家，不是在自欺就是在欺人。”对于著作本身而言，创作与翻译均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工作。笔者认为译著《思想的谱系》的成功之秘诀就在于：著者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提升了译著厚重的思想内涵，而译者的呕心沥血的语篇对接则赋予其诗性而不失庄重的话语空间，双重写作的共同努力为译著思想价值的传达插上了便捷的双翼——思想的艺术化呈现，这无疑为当下学术著作的译介工作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式。
　　
　　 陈宝琳，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师，武汉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写作与中国文化。刘群,襄樊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语言及应用语言学。

• 陈宝琳 刘 群： 《思想的谱系》之学术思想的呈现艺术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