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周代是我国礼制的开始，在婚俗观方面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本文就从《氓》这一首叙事诗来了解周代先民的婚俗观。分析在这样特定的婚俗观下人物的命运走向。
　　 关键词：诗经 氓 周代 婚俗观
　　
　　 《诗经·氓》是一首叙事成分较为浓郁的弃妇诗。它叙说了一位妇女从订婚、结婚到受侮、遭弃的全进程。下面我们着重由诗中描画的情节,解析本诗所折射出的我国周代先民的婚俗观。
　　 人类的婚姻大致经历了群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三个阶段。历史发展到周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男女辨姓”（《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和“取（娶）妻不取（娶）同姓”（《礼记·曲礼上》）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婚姻、家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使婚姻习俗的发展呈多样化态势。
　　 “婚姻”之“婚”的本字为“黄昏”之“昏”，《说文》认为，“礼，娶妇以昏时，故曰婚。”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选择黄昏时分结为伉俪呢？这是因为在周代，“掠夺婚”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周易》虽是一部充满哲理趣味的筮卜之书，其中也有不少掠夺婚的记载。如《屯卦》有：“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匪寇、婚媾”；《贲卦》中有”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冠、婚媾”。将”婚媾”同”寇”(强盗)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当时的婚姻手段与大盗抢劫财物相差无几，它形象地再现了当年马蹄得得、哭声阵阵的抢婚场景。
　　 第二种婚姻形式是“聘娶婚”。即由媒人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在“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命”(《礼记·曲礼上》）的婚姻观中，这种靠“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来决定男女终生的婚姻，实际上是两个家庭的家长之间达成的一种交易，那些被当着生育工具看待的女子，她们不是出嫁，而是被出卖。
　　 在我国婚姻史的肇始阶段，就已有媒人活动的身影。在周代就已经有媒灼来充当聘娶婚的主角是事实。《诗经·卫风·氓》中的“子无良谋”之“谋”通“媒”；《周礼·地官》中还专门设有“媒氏”一章；到了战国时代屈原的诗歌中，亦有“心不同兮媒劳”(《湘君》)、“吾令鸩鸟为媒”(《离骚》)等关于“媒”氏的字眼；在《战国策·燕策》中有苏代的一段话：“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苏代是战国纵横家苏秦的弟弟，他自比“媒人”，不仅活画出了战国纵横家的嘴脸，也透露出了当时媒人的行谋之术。媒人在上层社会也发挥着作用，《左传·成公八年》记载的“宋公使华元来聘”，这里的华元就扮演了媒翁的角色。周秦以后，还专设“媒官”一职，按正统的礼教指导管理婚嫁，如《三国志》有“设为媒官，始知聘媒”，即如此。
　　 第三种为自由恋爱式。在周代，尽管有“男女不染坐”、“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命”以及“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等礼教的束缚，但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的爱情赞歌。《邶风·静女》中那位俏皮的姑娘与小伙子在“城隅”约会时的“捉迷藏”的场面；《鄘风·柏舟》中的少女对那位“髡彼两髦”英俊少年的呼唤；《秦风·溱洧》中对情侣踏着轻盈的脚步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的情景……都是自由婚恋的表现。
　　 更为新奇的是，当时已出现了后世所谓的“私奔”现象。《诗经·王风·大车》有“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就明显地带有呼唤对方外奔之意。又《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之在蔡地，郥阳封人女奔之，生太子建。”《国语·周语》又载：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这种大胆私奔的风气，在道学家看来似乎有伤风雅，但他正是当时的人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典型反映。
　　 到了东周时代，统治阶级尽管对婚姻有种种限制，但有时也网开一面，给青年男女提供恋爱的季节。《周礼·地媒》有“仲春三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沉闷的婚娶局面，有利于恋爱婚姻的健康发展。
　　 第四种形式为政治──外交婚。这种婚姻往往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尔虞我诈的产物。商周时代的姬姜二姓联姻以及后来的秦晋婚、秦楚婚、晋楚婚、齐鲁婚、燕赵婚等，无不带有这种特点。在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汩汩血流中，诸侯的未婚女子常常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调节器。这既是她们的荣耀（因为只有她们才有资格承担这个使命），又是她们的不幸（几乎毫无爱情可言），她们常被视为外交礼品互相赠送，给人类的婚姻蒙上了一层庸俗的政治阴影。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子因为在泓这个地方打败了侵略郑国的宋国，所以，在郑国酬谢之时，楚子“取（娶）郑二姬以归”作为报偿。
　　 《氓》中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方式是哪一类呢?且看女主人公追忆的一段前尘往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女子的叙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是“氓”主动大胆地向她示爱，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不仅如此，从“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来看，女主人公与氓还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已经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可以判别女主人公和氓是两小无猜。女主人公对氓是“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可谓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一会儿见不到心上人，就茶不思,饭不想,泪水涟涟,见到了日思暮想的心上人,就破涕为笑，女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深情由此可鉴。氓对自己的心上人也是“信誓旦旦”,海誓山盟,感情笃深。所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向我们透漏一个信息: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氓是自动大胆地向女主人公求爱示爱的，他们二人的结合,有热烈豪放的感情作基础。
　　 从以上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诗中的男女主人公既可以两小无猜，一同游玩，又可以双双成对出入,你来我往,毫无顾忌。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在情恋方面,自在的空间确实很大，情爱自在的世风世俗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青年男女由对异性的审美而到心灵的触动，从而相互深深吸引，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事例，在《诗经》里多有出现。“窃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周南·关雎》赫然放在《诗经》开篇第一首的位置上，颇能说明问题。另一首诗《陈风·东门之池》与《关雎》异曲同工，俱为男子思慕意中人的心声。而怀春女子思慕男子之诗，在《诗经》中亦多见。《郑风·子衿》、《郑风·溱洧》等篇即属此类。这些自由恋爱的恋人们有时还私赠情物，以表心志，并形之于歌咏。“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邶风·静女》)相赠的情物中寄寓的感情是多么美好而深厚啊。对于周朝人们婚恋习俗中尚留有的开放、自由的浪漫气息，于此可以领悟一二。
　　 周朝的婚姻习俗发展得十分成熟，这在婚礼的过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同等级层次的社会成员的婚礼在一些关键环节上是有差异的。《仪礼·士昏礼》记载了当时“士”的规范化的婚姻应当通过的“六礼”：(1)纳采，即男方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求婚；(2)问名，即男方请媒人询问女子姓名、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3)纳吉，即卜得吉兆后即定婚姻；(4)纳征，又称纳币，即男方使人送聘礼到女家；(5)请期，即商请女方择定婚期；(6)亲迎，即在结婚当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令人注意的是婚礼中的步骤“问名”和“纳吉”，都包含了上古占卜的仪式。这种占卜仪式是周朝人的宗教观念、尊祖敬天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婚礼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氓》中就曾形象地提到结婚要事先占卜“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向至高无上而又神秘莫测的鬼神请示吉凶，卦无凶兆，这样婚姻才得以顺利进行。
　　 另外，媒人在婚姻缔结中的作用也值得重视,“纳采”中即有媒人参与，没有媒人则“六礼”无从进行。“媒”是中国特有的婚姻风俗的产物，远在西周已经产生了媒妁风俗。春秋时期的婚姻缔结,“媒”已经普遍介入。《幽风·伐柯》中说:“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媒”已经是婚姻中社会化了的规范，没有媒人，便难以成就婚姻，媒人是婚姻过程中使婚姻具有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的牵线人和见证人。“媒”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氓》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但想要成婚诚非易事。“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主要原因，就是氓未聘得良媒,因而《氓》中的女主人公不敢也不愿仓促草率地嫁给他。因为谁若无“媒”而自行成婚，便会被视为叛逆行为，为社会所不耻。而一旦聘得了媒人,“请期”、“亲迎”等仪式即可举行，所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有情人便可终成眷属。诗歌《氓》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缔结婚姻的形式，诚为难能可贵。直至现代，在一些地区，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周朝婚俗的流风遗韵。
　　 当氓变心以后，女主人公想起以前的情意与誓言,发出了“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愤怒呼声，感情决绝而强烈。要深入地理解被弃女子的感情，尚需关注周代婚姻的解除制度。周朝婚姻解除的决定权操纵在男方手里,《仪礼·丧服》中即载有“七出三不去”制度。所谓“三不去”，即已婚妇女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被夫家休弃。“三不去”的设立，对于男方滥用“七出”权利任意去妻作了一定的限制。“三不去”内容之一是“前贫贱后富贵，不去。”按诗中内容来看,诗中女主人公应在此“不去”之列，她曾追述自己婚后不幸的生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为人妻后，生活清苦，辛勤劳作，在她的操持下，家境才得以好转，而丈夫竟对她很凶暴了。不当“去”而终遭“弃”，面对这种置婚姻礼仪于不顾的野蛮行为，追忆往昔，人何以堪!其心境之悲哀、怨愤、凄凉、痛苦，足以打动人心。
　　 《氓》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诗经》中颇多弃妇诗，而弃妇诗的多见，绝非偶然。这与那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男权制时代，男性为主要的社会生产力量，导致女子依附地位的产生有关。通过《小雅·斯干》，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待一个新生男孩和女孩的不同习俗。“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生下男孩，则让他睡床上，给他穿华美衣服，给他玩弄美玉。生下女孩，则让她睡地铺，给她穿粗布衣服，只能给她玩瓦器。男子与女子在家庭之中地位的尊卑高下，从呱呱落地时就已确定。在如此社会背景下，男子始乱终弃、喜新厌旧，造成诸多痛苦的弃妇也就不足为奇了。倘在母权制的时代，女性尚处在婚姻关系的中心地位时，这样的弃妇现象是无法想像的。《氓》中弃妇的悲哀，不仅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男权制社会里所有弃妇的共同悲哀!一首《卫风·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周朝社会的婚恋风俗。总之，《氓》诗虽短，全篇仅有240个字，但它向我们显露了周代先民的婚俗观，为我们研讨周代婚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素材。
　　
　　 参考文献：
　　 [1]刘冬颖．执子之手——《诗经》爱情往事[M]中华书局，2010.
　　 [2]闻一多.诗经新义[M]中华书局，1980.
　　 [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2005.
　　
　　 周胜敏，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基础部教师。

• 周胜敏： 从《诗经•氓》探析周代先民婚俗观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