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同是写女性，张爱玲擅长描绘沪港“洋场社会”的各色女子，而武汉作家姜燕鸣则更倾心于刻画老汉口的中下层女性。本文将以张爱玲的《传奇》与姜燕鸣的《汉口的风花雪月》为研究对象，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出发，进一步解析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家女性观，并希望通过对小说艺术手法的比较，为作家写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姜燕鸣 张爱玲 女性形象
　　
　　 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汉口为背景，细腻地展现了中下层女性的爱恨情仇与沧桑往事。“读姜燕鸣的小说，让人联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文学的两个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写女性，却主要表现沦陷时期大家族中女性人格的畸形蜕变。姜燕鸣虽没写蜕变，却写了中层阶级女性的复杂心理嬗变和情感困惑。”[1]
　　 一.洋场仕女与汉口女伢
　　 如赵园所说，“构成张爱玲小说艺术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标记的，是她在《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等篇中生动的描绘出的沪、港‘洋场社会’”[2]，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也多是游走在十里洋场的各色女子：在“爱情”的魔咒里走向沉沦的葛薇龙，拼命寻求婚姻的保障的白流苏，带着黄金的镣铐舞蹈的曹七巧，像屏风上的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的传统女性冯碧落等。
　　 与张爱玲作品中形形色色的洋场仕女不同，姜燕玲更倾心于塑造老汉口的中下层女性：白手办起酱菜名店的戚家丫头香榧，一心渴望出国生活的小职员杜文丽以及交际花沈锦琳，舞女章月明，风月女子阿桃等等。她的小说“通过一个个巧妙设置的故事，来展现老汉口旧时女性的哀怨情、离别情和悲欢情，通过乱世情殇，来折射汉口往事。”[1]
　　 然而同样是写汉口女性，姜燕玲与池莉又不同，她在描写汉口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同时，努力发掘她们身上的“小资”色彩。她们进舞厅、逛公园，在咖啡店享受着甜言蜜语，在戏院里找寻美好时光……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可在这群“小资女”身上，乱世与她们何干，她们只愿诗意地栖居。
　　 二.冰火两重天——她们的爱情与家庭
　　 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中说：“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3]可在张爱玲那儿，爱情的纯粹与神圣被消解了：白流苏把恋爱视作绑架婚姻的跳板，女职员吴翠远在电车里谈的一场恋爱也只是封锁期间做的个“不近情理”的梦。而那些觅得真爱的女子最终又能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管是姜长安与童世舫，还是冯碧落与言子夜，似乎都在印证克尔凯郭尔的话：把婚姻与爱情协调起来很是tour de force[需要花费些气力]，若无神灵相助，则很难成功。[3]
　　 然而在老汉口，爱情是真诚且伟大的。爱人的默默的帮持，支撑香榧创办起徽州酱菜名店；从来都不勇敢的廖玉春，面对日军的枪火，也敢于用生命换取心爱之人的安全；即使是单相思，也足以感召富家小姐白梅生走上革命的道路……正如雨果所说：“爱情是盏不灭的灯”，它可以带来改变，也可以创造奇迹，而一个个奇迹的诞生，不正是汉口女性豪爽泼辣、坚毅顽强的气质的幻化吗？
　　 至于常被比作避风港的家，在张爱玲笔下，不过是充满冷漠、利用与勾心斗角的冷战场。身为母亲的郑太太可以因害怕私房钱被丈夫发现而不给病重的女儿请大夫，亲姑母可以利用侄女帮自己弄到想要的男人，白流苏不顾世俗、选择再嫁也是因为亲兄弟既挥霍了她的钱财又想赶她出家门……然而姜燕鸣的小说中，家的温暖得到了渲染：面对离家归来的女儿，“父母就像迎接贵宾一样地侍立在楼梯口”[4]，两个弟弟也欢呼雀跃、直叫着姐姐；为了让养女能去汉口找寻亲身父母、日后有所依靠，弥留之际的养母不惜吞金自杀；表妹离开父母、投奔革命，表姐主动承担了照顾舅舅舅妈的责任……虽然不及上海滩的繁华，但老汉口的人情味更让人流连，而这，也是姜燕鸣对张爱玲的超越所在。
　　 三.奴性与抗争——张爱玲与姜燕鸣的女性观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虽然生活在摩登、文明的洋场世界，一个与西方文化亲密接触的地方，然而西方平等、自由的先进思想似乎根本与她们无关，她们一如既往地生活那卑弱阴暗的心狱中，仍然一心一意为男性世界所祈盼、所苦恼、所悲哀、所失望，纯然是一群生命中没有自由，没有希望的“女奴”。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姜燕鸣笔下的女性虽身份不甚高贵，却处处彰显着汉口女子的拼搏、抗争精神。香榧白手起家、历尽波折，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徽香园”；看到怀民哥英勇撞击日军飞机后，白梅生悄然辞别父母、走向了革命道路；原本为国民党中统工作的姚小姐，为营救有共产党嫌疑的陈荒野，不惜拿刀子威胁上司……
　　 著名作家熊召政在讲楚人的文化精神时说过：“万里长江如果按区域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形态：第一个是巴蜀文化，第二个是荆楚文化，第三个是吴越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展现的是诡异和瑰丽，荆楚文化展现的是辽阔和大气，而吴越文化展现的则是秀美和精细。”[6]在荆楚文化的熏陶下，汉口女子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勇于放弃、敢于追求，她们与“习于安逸”、“巧作诈伪”[7]的沪上仕女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的迥异。
　　 四.纯熟与缺陷——张爱玲与姜燕鸣的写作技巧
　　 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姜燕鸣对女性心理的描述较为深刻，尤其是女性的爱恨之心。“蓦然间，她又有了莫大的自卑感，此刻的杜文丽就像是一面镜子，从她身上照见出了自己的低贱和卑微……她不禁仇恨起这面镜子了，因为她越看得透彻，就越觉得自己离幸福遥遥无期。除非，把这镜子砸了[4]”，这段文字将女性的妒忌心理展露无遗、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在心理刻画的深刻性与技巧的娴熟度上，张爱玲仍棋高一筹。傅雷这样评价张爱玲小说中的心理分析：“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2]而这，是值得姜燕鸣进一步学习的地方。
　　 此外，“姜燕鸣的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结构人物关系和历史空间上，并不是很自觉，往往被作者对故事的传奇性追求冲淡，使得人物和故事所在的虚拟时空缺乏必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8]《汉口的风花雪月》过多突出偶然性、巧合因素，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叙述略显单薄，因此使得部分故事情节略带生硬之感。
　　 至于叙事语言，张爱玲的华美、精妙颇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效。同样是讲男人眼中的妻子与情人，《汉口的风花雪月》中说：“在他的心里，梅生是一块无暇的美玉，这样的女孩子是妻子的最佳人选，放在家里就是镇家之宝，只能小心侍候着。那么锦琳呢，这样的女人也是男人最想得到的，就像不可或缺的美酒和香烟一样，能唤起男人的激情和欲望。”[4]而在张爱玲那里，“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9]。这么美丽、形象又深刻的文字，怎能让人忘怀呢？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从《汉口的风花雪月》中欣赏到了一群既果敢又浪漫、既纯真又敢爱敢恨的汉口女子，伴随她们的，还有那大时代的历史风云以及老汉口的事态风情，更有在她们背后闪耀着的荆楚文化光辉。
　　
　　 注释：
　　 [1]吕幼安.乱世情殇说往事——评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湖北日报*文艺评论，2011.6.
　　 [2]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转引自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
　　 [3]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 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725页.
　　 [4]姜燕鸣.汉口的风花雪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198.
　　 [5]张爱玲著 来凤仪选编 《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72页。
　　 [6]熊召政《楚人的文化精神》[EB/OL]，http://www.hb.xinhuanet.com/2007-02/05
　　/content_9231751_3.htm，2007-02-05。
　　 [7]林语堂《南方与北方》，《吾国与吾民》[EB/OL]，http://book.sina.com.cn,2006-3-16。
　　 [8]李鲁平《书写老汉口的气质和性格》[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08-24。
　　 [9]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6页。
　　
　　 刘姝青，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 刘姝青： 《汉口的风花雪月》与《传奇》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