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吕先觉小说《土豆回家》，讲述乡村草根茂贵执意要为矿难中殉难的儿子土豆奔尸回家，不让其“一阵烟冒了”的故事，深情地呵护乡村草根卑微却不甘卑贱的文化自觉意识，其独特的迷人的乡村草根叙事语境，乖张深情的文化个性，引领着我们去关注小说当下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吕先觉 《土豆回家》 乡村草根 艺术视角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叫人迷醉的且自己运用得心应手的叙事语境，这是一个小说家区别于其他小说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彰显自己独特的文化人格，体现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的必然追求。吕先觉小说《土豆回家》（2011年第8期《福建文学》）讲述乡村草根茂贵执意要为矿难中殉难的儿子土豆奔尸回家，不让其“一阵烟冒了”的故事，深情地呵护乡村草根卑微却不甘卑贱的文化自觉意识，其独特的迷人的乡村草根叙事语境，乖张深情的文化个性，引领着我们去关注小说当下的美学意义。
　　 像关注环境的变化一样，吕先觉小说关注着日益恶化的乡村草根生存的人文环境。吕先觉精心构筑的那个叫人迷醉的自己运用得心应手的乡村草根语境，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社会工业化转型糜盛时期日益破败的中国乡村景图。破败的乡村村落，古老的乡村物事，老、弱、病、残的乡村草根苟延残喘的留守与守望，与俚俗粗痞的小说语言构成了一个叫人迷醉的言语系统。吕先觉醉心于此，也得心应手于此。
　　 《土豆回家》用乡村草根的艺术视角来表现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弱点、人的生存困境和自下而上的尴尬，表现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对中国乡村的排斥、压抑和异化。这几乎就是吕先觉小说的一种文学自觉。《土豆回家》选定中国矿难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深刻地阐释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生命敬畏意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带来的社会自下而上的群体文化尴尬，从而引发普遍的自然而然的文学阅读尴尬，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学冲击效应，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在吕先觉的言语系统中，中国乡村草根的精神世界已被社会工业化撕裂。乡村精壮的出行与乡村老弱病残的留守是这撕裂的两半，一半代表着社会工业化的盛世图景，一半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日暮黄昏。无论哪一半，都牵扯得我们无比地心痛。
　　 对于乡村草根茂贵而言，那个代表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盛世图景，无疑是他人生最大的噩梦，两个精壮年儿子地瓜和土豆接连命丧矿难，肉体和精神几近灰飞烟灭。守住的一半却正如那个渐行渐远的文明日暮黄昏的背影，茂贵与哑巴妻与哑巴小儿子的厮守，已再难撑起一个家庭农耕文明的那种温馨。对于那个工业化的盛世图景，或许只存在于茂贵对于未来的某些美好憧憬之中，比如去给土豆奔尸回家出门时对哑巴妻撒谎说给土豆娶妻，对哑巴小儿子撒谎说明儿给你带嫂子回来。其实，那个社会工业化的盛世图景在乡村草根茂贵的现实生活中，从来就不曾有过现实生活的真实。反倒是那个不真实的盛世图景传来的噩耗一次又一次把他重重地击倒，让他感到无比的后怕。小说开篇茂贵一遍又一遍说的那句：“莫支书，您莫骇我。”当茂贵“摇摇晃晃地打起了电视上的太极拳”的时候，现实生活的严酷和真实的冲击力，透过村支书老莫那几句“狗日茂贵，你莫骇我”，传达给作为社会的一份子的小说阅读者的我们。小说正是在这样突如其来的情景中，暗藏下一个深刻的玄机。或许我们觉着茂贵内心那个不要让儿子“一股烟冒了”的愿望，在一定的层面代表着农村草根观念的顽固与守旧。其实，在吕先觉的文学自觉里，那是乡村草根最后的一丝自怜。那恰恰是夹在两个文明夹缝里的茂贵，内心最隐忍不住最真实的疼痛和呐喊。吕先觉乡村草根式的叙事语境，对此做出了最精彩的文学演绎。吕先觉并非醉意农耕文明的日暮黄昏，只是他不愿意简单地醉意于社会工业化的盛世图景。只有深刻地体验和认识了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之后，才能有这样反映社会和生活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产生真正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人本主义缺失状态下，吕先觉惴惴不安地探底着社会工业化转型进程中中国乡村人文关怀缺失的这场人文灾难的底线。
　　 在叙事的演进中，吕先觉迷人的乡村草根叙事语境，与其强烈的文化精英责任意识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审美落差。从吕先觉小说叙事的语言风格看，《土豆回家》有着极其明显的底层叙事风格。吕先觉小说语言不像这两年颇为流行的作品中那才气逼人，但《土豆回家》的语言准确、机智、幽默、鲜活，极富生活情趣，略显粗痞语言质感中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质朴和自然。而且，我们还不难从这样的叙事作风中找到文化精英对社会生活的那种文化俯瞰。《土豆回家》里的地瓜和土豆们，永远地夹在两个文明的夹缝里，像佛教教义里所说那样，永远得不到超升。茂贵在奔回土豆尸首的问题上冒出的傻气和迂腐气，才必然成为一道流于程式的精神法式。吕先觉试图用这样的精神法式来消解我们对传统的社会生活价值的认同，从而呼唤我们对社会工业化的某种警醒。把自己的儿子就取名叫“地瓜”和“土豆”的茂贵们，严酷的社会生活现实，逼迫着他们认同了自己生命的卑微，却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自己生命的卑贱，吕先觉坚信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吕先觉的这种坚信有一种宗教般执着和虔诚，这才是茂贵要把土豆的尸体奔回家真正的文化意味。可是在奔尸回家的过程，我们痛心地看到他们遭受到的那种种践踏。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弱点、人的生存困境和自下而上的尴尬林林总总显露出来，我们才有了种种挥之不去的文化焦虑。从这样的文化俯瞰中，我们找到的是吕先觉小说的那种文化精英的责任意识。了解吕先觉曾经做过鄂西北乡村教师后又就读于北师大作家班的特殊经历，我们不难理解其文学话语为什么有如此巨大文化反差。这些年，吕先觉小说更贴近底层生活，更多了一些底层关怀的温情文学话语，我们欣喜吕先觉小说有这样的情感温度。
　　 更有深意的是，失却的一半找不回来，茂贵自己的身体却要沿着命中的宿命前行。在还来不及舔慰自己失去儿子巨大的悲痛之时，茂贵已决意要去儿子殉难的那个煤矿打工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缺失让我们的乡村草根身陷万劫不复怪圈。这才是吕先觉温情的文学话语中最严厉的冷峻。
　　 人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对特定的人性的描写，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成因。围绕着土豆回家种种人性的展示，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负责的一种文化剖析。其实，土豆在《土豆回家》里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缺席的文化符号，即使奔回尸来，也还会缺席。这是小说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出人预料的结局的必然。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面对矿难自下而上的尴尬的真正原因。虽然他们于矿难不断的时下中国是那么真实。然而，由于他们命丧两个文明的夹缝，他们的灵魂得不到超度，我们将永远无法企及他们于当下文化的到位。正如现实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处置矿难，我们都无法安顿殉难矿工们苦难的灵魂一样，我们都无法释怀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缺失的文化自责。他们的文化缺席，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永远难以释怀的精神感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让地瓜土豆们“一股烟冒了”，更像是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一场国殇。
　　
　　 蒲亨享，湖北省恩施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 蒲亨享： 吕先觉《土豆回家》的草根视角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