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5期 ID: 151339

[ 李遇春 文选 ]   

终点与起点

◇ 李遇春

  这是一个知识拜物教的时代。知识已经取代了商品,毋宁说知识成了另一种商品,知识的商品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于是,现代城市人在知识的海洋中沉浮,殊不知,这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知识海洋了,这种知识的海洋不再具有精神性,而只剩下了物性,现代人像从前追逐商品一样,以更加狂热的劲头追逐着知识,且美其名曰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然而,知识并不等于精神。有了知识并不意味着就有了精神。知识是工具,而精神是信仰;知识是流动性的,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迁移,而精神是需要虔诚的认同的,这就是皈依,皈依意味着认同并坚守。毫无疑问,钟求是的这篇小说探求的正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皈依问题。老实说,这样一个宏大叙事,要想在叙述上别具一格,并非易事。但《皈依》在叙事上做得相当出色,作者的艺术匠心集中地体现在小说的回环式的叙述结构中。小说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叙述人“我”,另一个是“我”的妻子松芝。小说开篇从一顿晚饭写起,因为正是在这顿晚饭上,松芝宣布她白天已经在灵云寺皈依了佛门,不过不是出家修行,而是在家修炼,从此她必须在家遵循佛门的诸多斋戒律条。由此引发了“我”与松芝之间的种种日常生活冲突,一个是皈依者,时时处处要坚守;一个是俗世中人,对皈依者的种种行为戒律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抵触。如果顺着这一表层的叙述逻辑来看,读者很容易会陷入作者的叙述圈套,误以为这篇小说只是要讲述关于松芝的皈依故事,而“我”的存在不过是为了反衬出松芝的脱俗罢了。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悄然演进,不知不觉之中,读者发现,小说的叙述中心已经由松芝转移至“我”身上来了。“我”不再是单纯的叙述人,而是变成了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甚至是僭越成了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了,而松芝反过来成了“我”的陪衬,这大约是让一般读者始料未及的事。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集中写的是松芝皈依后对“我”的生活所造成的困扰,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集中写的就是“我”的不知不觉的皈依之路。小说的开篇写的是松芝的皈依,皈依是终点,但这个终点对于“我”而言其实才是起点,正是在松芝皈依的终点上,“我”在不自觉中踏上了皈依之旅,并在小说的煞尾终于完成了精神的皈依,抵达了终点。显然,这篇小说中隐含了一个回环式的叙述结构,终点回到了起点。
  其实,对于两个主人公而言,本质上是无所谓终点和起点的,终点是另一种起点,起点冥冥中隐含着终点。对于松芝来说,皈依是主动的,自我觉悟的。她在城市里过着有房有车的富裕生活,但她在精神上并不满足,她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她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着肯定性和纯粹性,许多复杂的生存道理她不是不懂,而是不屑于去理会,一句话,她要的是信仰,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佛缘的人。皈依佛门后,她觉得生活才有了着落,一切有了规章可循,日常的斋戒对于她来说并不是外在强加的痛苦,而是变成了一种内心的自然需求。当灵云寺的钟声响起来的那一刹那,她觉得特别的干净和踏实,她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和升华。而对于“我”来说,皈依是被动的,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我”实现了顿悟。但那最后的顿悟究其实质,也还是一种渐悟,正是在与松芝繁琐不休的日常生活争执中,“我”逐渐踏上了皈依之途。“我”与松芝的争执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两大端之中,即饮食和男女。皈依后的松芝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素食主义,对于“我”这个迷信酒肉穿肠过的俗人而言,不啻是一场灾难;不仅如此,松芝每个月留给“我”近身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禁欲主义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其实,“我”一直在自我主义的欲望陷阱中不能自拔。于是“我”走出家门,与一群酒肉朋友厮混,小说重点写到了“我”与宋谣斗饮斗食的情节,结果宋谣喝了过量的啤酒,“我”则吃了过量的红烧肉,以至于到呕吐的地步。物极必反,口腹之欲的狂欢导致了“我”潜在的“厌食”,而与宋谣的暧味情感最终也剥离了暖昧,两个人相约出游,赤诚相见,已经离佛性不远了。终于,远山上适时地传来了寺院钟声,“我”的身体瞬间复归于平静,欲望消失了。那钟声如天籁,整个世界一片虚静,“我”的灵魂出窍,完成了顿悟。
  在毫无准备的过程中,“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完成了皈依。“我”的皈依之旅其实是一个逐步地“破除我执”的过程。佛门所谓机缘,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它只会在你猝不及防或者不经意中悄然现形,蓦然开启生命的真谛。

终点与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