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十世纪后期，“工具论”开始受到质疑与批判，尤其是作为其理论基点的“语文=语言”一时更是众矢之的。笔者认为叶圣陶“工具论”尤其“工具论”理论基点是需要历时地认知和对待的。本文就此谈谈看法。
　　 关键词：语文课程 性质 语言 工具论
　　
　　 二十世纪后期，“工具论”开始受到质疑与批判，尤其是作为其理论基点的“语文=语言”一时更是众矢之的。笔者认为叶圣陶“工具论”尤其“工具论”理论基点是需要历时地认知和对待的。
　　 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
　　 “语文”一名，始用于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其后有人称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的文章。
　　 通过以上三段，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第一，叶圣陶先生这里讲的“语文”就是针对中小学而言的语文课程，解释“语文”的由来以及所指内容，实质上就是在探讨语文课程的本质，从本体上探讨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尽管叶圣陶先生对语文课程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但本质上是“语文=语言”，这点是确定的。无论是“语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还是后来别人衍化的“语文=语言+文字”，“语文=语言+文学”，“语文=语言+文章”，“语文=语言+文化”等观点，其实在本质上都没超出“语言”的范畴。其实这也是后来工具论者们论证语文课程“工具性”的逻辑基础。
　　 这个观点，归根结底，是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课程实践与发展的一个总结，从上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尽管他对“语文”定义的解释是在建国后，但是其论述的起点是“解放前”，当然也只能是解放前。因为，新中国关于语文课程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基本还是空白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因为它同时也是正确看待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定义甚至“工具论”的重要前提。尽管李维鼎、李海林等为代表的“言语论”派在批判工具论的时候，将“语文=语言”作为批判的靶子，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定义，它还是有着很厚实的实践基础的，其本身就是对建国前语文课程“主要实践”的一个准确解读和理性总结。
　　 传统的语文课程的载体是文言，现代语文课程的载体却是白话。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语文课程实践，是以语言的转化——文言转化为白话为中心的。因此，“语言”在现代语文课程的这个转换期肯定会被凸显，成为现代语文课程的主要内容。可以这样说，我国现代语文尤其是建国前语文课程的主要实践，就是中国近代语言文字的变革。众所周知的清末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其发展的历程就可以证明——经历“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拉丁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到了高潮。正如顾黄初先生所说的：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成了时代的潮流。众多新派人物都认为，在中小学都应该说普通话、教普通话（国语），读白话文、写白话文（国语文）。于是在教育部的首肯下，小学、初中语文学科的名称都改为‘国语’，小学生专学白话，初中生主学白话，兼学文言，高中生则仍用旧名‘国文’，主学文言、兼学白话。这种‘国语’、‘国文’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
　　 这毫无疑义是一场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转变；但是，同时更是一场“语言”转换的重大实践。因为，语言与思想观念是直接同构的，没有语言的观念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观念的语言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黎锦熙先生更是进一步指出“国语运动史上的分期，就可以代表社教方面国语（即语文，笔者注）教育的沿革。”[5]（他认为国语运动历经五十多年，并分为六期，每期十年：1898——1907年的“切音”运动时期；1908年——1917年的“简字”运动时期；1918年——1927年的“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1928年——1937年的“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1938年——1947年的“注音国字”与“拉丁化新文字”潜赛运动时期；1948年的“基本教育”与国语教育配合运动时期，但因战事而中断。）
　　 叶圣陶先生正是把握了这个时期语文课程的本质或者说准确的课程取向所在，才如此定义“语文”概念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语文=语言”还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和科学历史依据的。
　　 在分析叶老“语文=语言”这个语文定义界定时，不难发现：如果站在建国之前包括建国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的确是对这个时期语文课程主要实践的理性总结；而后来的研究者似乎对这个问题忽略了，尤其是言语论者。言语论派在批判工具论时，将这个基点进行了彻底否定，没有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尽管人文论者没有否定这个基点，甚至是在这一基点之上进行论证的。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做法也是没有看到语文课程具有历时性的充分体现——语文课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将“语文”定义为“语言”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并不是否认这类批判，毕竟叶圣陶先生的观点是对特定历史时期语文课程的反映与总结，而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后，语文课程的取向早已不再是“文言与白话”的冲突了。“语文=语言”即把语文课程界定为语言，的确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必须指出的就是：这不是批判与否认“语文=语言”在建国前以及建国后一段时期的理由和根据，我们不能老是犯“以今例古”的错误，我们必须正确地历时地看待“工具论”，必须坚决防范单纯从逻辑角度来推理论证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
　　 所以，我们在研究语文课程性质的时候，无论是批判还是论证一种观点，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语文课程的历时性——确定自己是在研究哪个时期的语文课程，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容易步入纯粹学术推理论证的漩涡，即容易脱离历史背景，易形而上学，学术研究变为逻辑推理，从而陷入既不是量化研究，更不是质的研究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教育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38页.
　　 [2]《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料学出版社,1980,730页.
　　 [3]《叶圣陶答教师的一百封信》[M].北京:开明出版社,1989年,9页.
　　 [4]王松泉 韩雪屏 王相文.《语文课程教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页.
　　 [5]黎泽渝.《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66页(该句后面的解释也是参阅此页).
　　
　　 王福建，曹玉龙，山东烟台商贸高级技工学校基础部教师。
　　

• 王福建 曹玉龙： 论语文“工具论”的理论基点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