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今天为大家讲的题目是“新生代文学与中国传统”。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大家了解中国的新生代文学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新生代文学时，常常会想到“反传统”这个词。其实，年轻人既有“反传统”的一面，也有与传统存在着紧密联系的一面。问题是，年轻人与传统的联系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启示？我想通过今天的讲座回答这个问题。
　　 说到新生代，在当代中国，一般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所以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化）更加熟悉。他们受到尼采、佛洛伊德、萨特的影响，常常以“反传统”作为自己的旗帜，想通过写出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作品显示他们的存在价值。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写出了与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就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Jaspers）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同的道路全被试探过。”①后来的人们绞尽脑汁的种种创新之论，其实常常只不过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回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反传统”的思潮其实也源远流长。汉代思想家王充就在他的《论衡》一书中发现了孔夫子和孟子思想中自相矛盾之处，他的《问孔》《刺孟》两篇文章因此非常有名。魏晋时期，“狂狷”的风度在文化人中也非常流行（所谓“狂”，指的是蔑视世俗、目中无人；所谓“狷”，指的是超凡脱俗、有所不为），他们隐居起来，酗酒，写诗，以逃避现实，对后来的许多文人影响很大。还有禅宗，一种中国化了的佛教信仰，一种非常神秘的思维方式，认为“我心即佛”，就是以自我为核心嘛！还有，宋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也是政治家，叫王安石，为了推动改革，也说出了“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名言（所谓“祖宗不足法”，说的是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如果不适应当前的需要，就必须修改甚至废除，而不能盲目继承、效法；所谓“人言不足恤”，意思是改革就不能顾及流言蜚语，而应该勇往直前）。还有明代学者李贽，一直反对虚伪的礼教，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痛斥“儒者之学全无头脑”，思想相当开放。到了清代，思想家戴震也直斥过“后儒以理杀人”，也就是指后来的儒家以“理学”禁锢人性，等于杀人。另一位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也非常欣赏佛教，因为“佛教最恨君权”、“佛教最重平等”，体现了他对于君权的反对、对于平等的追求。到了“五四”，鲁迅那一代人“反传统”的主张更是影响深远。连毛泽东也深受他的影响。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就有“反传统”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青年“反传统”的呼声其实也是历史上那些“异端”思想的延续。有了这样的“异端”，文化才显得有活力。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为了科举，青年学子必须熟悉那些“经书”（所谓“四书五经”），可是大家真正喜欢的，还是那些有趣的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这些小说或者写乱世中的打打杀杀，或者写男女爱情，常常和“经书”中提倡的正统观念不一样。但是，大家知道，它们却是中国小说的“经典”。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与“经书”很不一样的小说“经典”在中国也家喻户晓，而且受到的欢迎远远超过了那些“经书”。这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其实对于人生是有特别的认识的，说明人们对于与正统不一致的“异端”是非常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其实非常具有人情味、非常具有叛逆色彩的一面。
　　 所以，许多青年作家是非常喜欢那些“异端”的“经典”的。例如出生于1963年的苏童。大家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吧。他一方面非常喜欢美国作家塞林格（J·D·Salinger）、海明威(E·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S· Fitzgerald)、福克纳(W. Faulkner)的小说，也谈到过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明朝写世俗生活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二拍”指的是《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也是两部描写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集）对他的启发。他说：“它们虽然有些模式化，但人物描写上那种语言的简洁细致，当你把它拿过来作一些转换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一种乐趣，你知道了如何用最少最简洁的语言挑出人物性格中深藏的东西。”②在当代，苏童是“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中弥漫着怀旧的情绪，使人联想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对少年时代的凭吊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但是，他特别善于写旧时代的氛围、讲述旧家庭的悲剧，特别是那些女性的悲剧，这就显示了他与《红楼梦》的精神联系。《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根据他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小说写几个妻妾之间的生死斗争，写得很阴森可怕。但是小说中关于紫藤、深井、秋雨的描写又浮现出具有古典意味的奇特诗意。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红粉》中，对于妓女复杂心绪的刻画也和《妻妾成群》中对女性心理的刻画一样，都使人能够感受到《红楼梦》中某些女子的影子。苏童因此成为当代最擅长刻画女性心理的作家之一。
　　 在新生代作家中，喜欢《红楼梦》的，当然不止苏童一人。出生于1964年的女作家迟子建很善于讲述乡土故事。她擅长表现东北大兴安岭山区浪漫的童心、神奇的感觉，还有迷离的梦境。她的小说《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逆行精灵》都因此富有如梦如烟的文学魅力。她也说过：“我喜欢《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喜欢《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终时口中衔米致使七星不坠、敌方不敢贸然出兵的描写，喜欢《西游记》中那个能够上天入地的孙悟空。”③由此可见，她喜欢的是古典小说中具有浪漫气息和神秘意境的场景。在这一点上，她和苏童有些不一样。苏童注重的，是《红楼梦》的语言特色和女性形象。迟子建喜欢的，则是《红楼梦》中的神秘感。她的这一审美旨趣与她的东北文化背景显然有密切的关联。东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那里的林海雪原为文学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那里的作家的神奇感觉、浪漫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还有出生于1970年的女作家魏微。在她的记忆中，《红楼梦》《水浒传》是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以及萧红（1930年代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呼兰河传》写得非常富有诗情画意和童趣），还有张爱玲的小说一样能使她“翻来覆去地读”的“文学的教科书”。④魏微的长篇小说《流年》（又名《一个人的微湖闸》）是一部怀旧之作。她以淡淡的诗意生动描绘了“文革”中一处远离了喧嚣的“世外桃源”，展现了那里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时也就显示了她从《红楼梦》那里学来的功夫——在日常琐事的描写中显示出人性的复杂与世事的沧桑。而且，小说对于童年生活的感伤回忆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
　　 《红楼梦》，是一部给予了许多中国作家以灵感与智慧的文学经典。一代又一代作家从《红楼梦》中吸取了丰富的创作灵感。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新生代作家与传统的又一种联系。显然，他们对传统的“经书”没什么兴趣，而对传统的小说经典非常喜欢。而且，他们读那些小说经典，也显示了他们对于那些小说的新认识：他们显然不太在意那些小说的“思想意义”、“教育意义”，而更注重那些小说的语言、氛围。他们的阅读因此显得很有个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生代作家对于历史故事的改写。大家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的许多小说、诗歌、戏剧，还有典故，还有当代的许多电影、电视剧，都与历史故事密切相关。《三国演义》《水浒传》就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写成的文学名著。《西游记》中的唐僧在历史上也真有其人。中国人喜欢历史，也善于从历史故事中获得人生的启迪。这一传统，在新生代作家这儿，也得到了延续。有趣的是，有的青年作家在写历史故事时，有意在其中融进了“反传统”的主题。出生于1968年的李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他是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编剧。《英雄》和《十面埋伏》那样的武侠电影大家都很熟悉了吧！在中国，许多青少年都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和武侠电视剧。这就可以说明当代青年与传统的联系吧！因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侠义”思想。李冯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孔子》。大家知道，孔夫子是中国的圣人。他提倡“仁爱”，和西方的“博爱”思想差不多。他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也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提倡对于帝王要忠诚。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李冯看来，“孔子当然是伟大的，可他当时确实只是想当一名一流政客，他自感怀才不遇，但又因不能怨天尤人不好发作起来，哪里想到那些笔记虫后来给他弄出了一本《论语》。他改变我们的文化有点歪打正着。……他的某些真正的气质被后来的人们忽略或者抹杀了”。当年，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向那些帝王们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这说明他有治理天下的抱负。只是当时的帝王们对他的政治学说不感兴趣，所以，他到处推销，却到处碰壁。李冯因此想写出孔子周游列国中“非常荒唐，又非常执着”的一面，并努力将这种精神状态写出某种哲理的意味来：“每一种对梦想的追逐，给人的感觉未尝不是这样？”⑤这样就体现出新生代作家不再相信圣人的神话、努力解构神话的叛逆激情，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历史的复杂、人生的难以预料。小说写孔子的“疯”劲儿，“他声称他不想做官，可一年内却连升了三级”；“每到富有诱惑力的时刻，他常常就免不了昏了头”。还写孔子在四处碰壁后的困惑：“命里注定了我的理想将一无所成。”更深刻的是，写了孔子的弟子对老师及其学说的怀疑：“难道，仁爱之中就必须剔除掉任何私人的欲望吗？”“我们都需要爱，但不是老师所谈的博大的仁爱，而是个人的、目的明确的狭小的爱。”“越走，我越感到不理解我的老师。以他的才能，他本应该成为一位诗人、音乐大师或纯粹的学者，但他奔走多年的目的却不过是想从政。”“我们想介入世俗，反而抛离了世俗，沦为了旅行家或流浪汉。”“我们的老师……虽然具备了多种人生的美德，却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失败之神。……在他身上蕴藏着的巨大的反差与不幸使我的同伴们感到害怕，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想要逃离。”这样，李冯就通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内心活动写出了孔子为人的世俗性与矛盾性。这样的刻画既有历史事实为依据，又体现了新生代重新审视传统的批判意识和从真实的历史中发现荒唐悖论的现代感。这样的重新审视使我们很容易想到王充的“问孔”冲动。
　　 历史是值得怀疑的。历史是可以改写的。重要的是，怎样从怀疑与改写中体现出新的人生发现？在这方面，李冯的《孔子》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从历史的事实中发掘出对于历史与人生的新思考，这也可以证明历史是可以常写常新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新生代作家对“国民性”的重新认识。所谓“国民性”，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 “绅士风度”就是英国的民族特色。法国人喜欢“骑士风度”，“骑士风度”就体现了法国人的浪漫追求。日本人崇尚“武士道”，“武士道”就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标记。德国呢？德国人因为严谨而闻名于世，所以德国的科学和哲学都非常发达。但是德国人其实也有浪漫的一面。德国出过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就可以表明这一点。所以，“国民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人，常常有复杂的性格。一个民族的品格就更是如此了。
　　 说到中国的“国民性”，什么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人喜欢世俗生活，喜欢享受人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国民性”标记是“名士风度”。但是，由于中国在一百多年以前政治腐败，导致了外国势力的入侵、社会动荡，也引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忧虑。所以，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小说《阿Q正传》写中国百姓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但是，中国百姓显然不只有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的品格。中国现代革命有那么多百姓的参与，就表明中国的“国民性”其实非常复杂。中国历史上爆发过许多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可以表明：中国人一直就有反抗压迫的传统。还有，中国人善于经商，也表明中国人很有头脑，很灵活、很精明。
　　 到了新生代作家这里，如何认识“国民性”的复杂也考验着他们的眼光。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就比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小说《活着》通过一个人的坎坷一生，表达了对于生命、苦难、底层意义的豁达理解：福贵年轻时非常放荡，因为赌博败光了家财，气死了亲爹，才决心重新做人。后来，他又经历了被军队抓去当兵的磨难和一系列政治灾难，经历了痛失爱女、爱子、老婆、外孙的灾难，“心里苦得连叹息都没有了”。他的一生，成为底层社会许多饱经苦难的可怜人生的一个缩影。他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麻木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讲述那些苦难时，没有像鲁迅那样去批评麻木，而是在接连不断的灾难中去揭示生命的韧性。福贵因为赌博败了家，却也因此才在革命中幸免于被打倒的厄运，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而那位在赌场上赢了福贵的龙二则“因福得祸”，解放后被划为恶霸地主，被枪毙前喊的那句“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道出了命运无常、祸福无常的命运玄机！另一方面，福贵败家以后，他的母亲安慰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他的老婆在他逃过了战乱以后也安慰他：“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份了”，都体现了底层人民在饱经灾祸以后的淡定与豁达。在中国，“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听天由命”、“知足常乐”的生命观念广为人知，既是中国人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感慨，也何尝不是豁达、坚韧意志的体现！鲁迅当年批判阿Q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表现了他希望中国百姓觉悟的启蒙思想。但是底层百姓的“不争”其实常常未必是出于麻木与蒙昧，而是力不从心。虽然，也曾有无数底层人勇敢地投入到了一次次反抗苦难、改变命运的起义中，但起义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均贫富”的梦想。起义的烈火燃烧过后，一部分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别、等级差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底层依然存在。于是，剩下的问题是：底层人如何面对难以回避的苦难？《活着》在写出了底层人逆来顺受的窝囊的同时也写出了对于“国民性”的新认识：在窝囊中，有没有坚忍的意味？在看似麻木的生存状态中，有没有对于苦难的达观理解？也许，“窝囊”与“坚忍”、“麻木”与“达观”之间的差异，褒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状态。《活着》写出了这样的状态，显示了作家对于底层和“国民性”的独到理解，无奈中透出感慨，富于深刻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感。余华因此而表达了对于民间传统的理解与感慨。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⑥
　　 他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小说开始写一个叫许三观的穷人靠卖血为生。一个人沦落到靠卖血为生，他情感的麻木可想而知。后来，靠卖血为生的许三观娶“油条西施”（一个炸油条的女人）许玉兰为妻，并生下了儿子一乐。可因为邻居议论一乐长得像许玉兰的前男友何小勇而暴怒，为自己“白养了一乐九年”而愤怒。他憎恨何小勇，并为此而折磨许玉兰。他甚至也去勾搭了一个女人，以报复许玉兰的曾经失身。然而，当一乐因为惹祸而急需还债时，许三观还是去卖血了。他感动了许玉兰：“为了我们这个家，是命都不要了……”为了给儿子治病，他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不顾卖一次血要休息三个月的常识，频频卖血，一直到晕倒在地。他的决心是：“就是把命卖掉了，我也要去卖血。”一个为了儿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父亲，当然是伟大的。于是，许三观这个靠卖血为生的普通百姓，就在小说的最后显示出了伟大的人格。余华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国民性”的深刻理解：麻木与坚韧可以水乳交融，目光短浅可以与良心、责任感难分难解。这样的发现就明显不同于鲁迅的愤世情绪了。然而，余华其实是深受过鲁迅的影响的。他写过一篇文章:《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其中就表达了他“热爱鲁迅”、受鲁迅影响的体会。他写道：“鲁迅……是我们文学世界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⑦不过，余华没有停留在鲁迅的身后。他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表达了他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这样，他就显示了超越鲁迅的追求：在他的这两部作品中，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对“国民性”的复杂意蕴的深刻理解。余华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这种影响与他对于“国民性”的新认识也许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文学只有表达了对于民族的新认识、新发现，才会富有博大的力量。
　　 通过对上面这些作家作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它使每一代人都绕不过去，使每一代人都力图对它的博大精深作出富有新意的评说。而它本身也在这不断的评说中不断显示出新的意义，并不断发展、壮大。
　　 我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注释：
　　 ①《人的历史》，引自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②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期。
　　 ③《小说的气味》，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④《写作十年》，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38—439页。
　　 ⑤《迷失中的追寻——李冯访谈录》，见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7页。
　　 ⑥余华：《<活着>韩文版前言》，《余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447页。
　　 ⑦《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读书》1999年第7期。
　　
　　 樊星，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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