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秋先先生在《名作欣赏》 二○○三年第八期上发表的《“狼烟”正义》 ,对“狼烟”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狼烟”并不是《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及《辞源》等词典辞书中所说的“狼粪烟”,并从狼的生活习性及粪便的质地、采集、数量上作了科学分析,令人信服,并引《辞源》中“烽燧”的释义及唐代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中对“烽”的释义,证明“狼烟”系草燃之生成的烟,笔者对此观点也表示十分赞同,但柯先生认为“狼烟”是“稂”(读lang,阳平)草生成的烟,笔者对此不敢完全苟同。
　　如柯先生所言,如果“稂”即为狼尾草,那么从生活常识中我们知道,此草大多同谷物一起生长于田间,野生的极少。正如《说文解字》 中所释的“稂”为“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柯先生在文中也列举了白居易《读汉书》中的诗句“禾粟与稂莠,雨来同日滋。”《说文解字》 对“稂”的注解及白居易的诗句,切合了生活实际,即“稂”草多与禾黍同生。如此说来,柯先生的“狼烟”之说就令人颇具怀疑了,其疑有三:
　　首先,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北方的天气较寒冷,谷物是一年一熟的,而且谷物从生长到成熟只有短暂的几个月 ,而边关上的战事却具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连续持久性和不确定性。在谷物成长期欲寻“稂”草犹可,但在其他时期,一旦边关报急,“稂”草何处寻觅?
　　其二,北部边关过去本身就是“风吹乱石大如斗”的戈壁,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游牧区,农垦区本身就不多,这就更为“稂”草的寻觅增加了难度。
　　 其三,尽管柯先生引用了《尔雅· 释草》《本草纲目》 及《现代汉语词典》 对狼尾草所作的注解,但这些注解都没有说明狼尾草燃烧生成的烟有什么特别之处。按生活常识,所有草木燃烧均可生烟,为何烽火台上单单钟情于不便找寻的“稂”草?(从就近取材较方便的原则来说,此条也足以能驳斥“稂”草从其他地区运来贮存的可能)
　　笔者认为,柯先生之所以认为“狼烟”之说就是“稂”草点燃所生成的烟,这主要是受了“狼”“稂”同音的联想误导。其实生活中对事物命名的理由方式很多,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跳出对“狼烟”燃烧材料的考查而得名的思维窠臼,也许会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
　　笔者认为,“狼烟”之说,与北方人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有关。
　　从史料上看,北方古代的生态环境较好,大多地方水草丰茂,林木众多,这为各种动物的生殖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在此环境中狩猎、放牧、耕种,而各种狼虫虎豹也在此间弱肉强食。在人与自然的共生与对峙中,狼对人的威胁最大。其原因有二:一是狼性情狡诈凶残,在捕食上有类似军事家的战略战术,经常侵害人畜,不易对付;二是狼系群居动物,经常几十只生活在一起,如果发现猎物或受到伤害时,一狼一声嗥,数狼响应,群起而攻之,威力无比。而其他野兽虽猛,但它们是单个行动,且缺少狼的狡诈,对人的威胁没有狼厉害。试想古代人口本身就稀少,且缺少枪炮等现代化武器,如果用当时的弓箭、大刀、长矛、猎犬等对付单个的野物犹可,但要对付群狼的进攻,来保护人畜的安全,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须用人类文明的产物——烟火,来保护自己了。狼性多疑,对烟火有天然的惧怕,烟火越大,狼就越会敬而远之。笔者认为,古代人们白天放烟,晚上生火,用以警戒群狼来犯的烟火,也许当地人就称之为“狼烟”吧!
　　“狼烟”一词之所以运用于军事上,笔者断想,与当时生活情景有关。我国古代边塞就在北方,许多边关将士也来自北方土地,且外族群寇来犯时凶残贪婪,烧杀抢劫,与群狼对人们的侵害有相似之处,况且古时汉族向来对少数民族很鄙视,如称其为“胡虏”“鞑靼”等,就是有力的明证。若当时把来犯的“群寇”喻作“群狼”,也极有可能。既然“群寇”与“群狼”有相似之处,且来犯时均用烟火警戒或传递情报,受当地环境的影响,守边将士借用当地鲜活的话语,把烽火台上用作警示群寇来犯的烟火称之为“狼烟”也未尝不可,由于北方战事的持久性和重要性,久而久之“狼烟”一词就因被借用而固定成军事术语并流传了下来。
　　任何语言的产生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笔者对“狼烟”的断想,虽有待于学界同仁们作进一步的科学考证,但这种命名之法,我想比“稂”草之说,应当更切合当时的生活情景和文化语境。
　　
　　 (许旭辉 甘肃省庆阳理工中专学校 7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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