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几篇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作品,并对鲁迅的《一件小事》作了特别分析,指出其在思想内容上高于其他作品的地方。
　　关键词:鲁迅 《一件小事》 人力车夫
　　
　　《一件小事》在鲁迅的小说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篇。首先它篇幅短小,用现在的术语来看不过是一篇小小说;其次它题材独特,写的是人力车夫,在鲁迅的小说中是唯一一篇。
　　其实,人力车夫的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题材,这种题材是受“劳工神圣”的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的。“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而人力车夫在当时都市劳工中占相当比重,并且是一种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力量。在《一件小事》发表前后,报刊上登载了不少介绍人力车夫的生活和斗争的文章:比如《新青年》7卷6号上就载有关于人力车夫状况的调查;《小说日报》11卷6号上载有竹生的《拉车夫》、12卷1号上载有慕之的《不幸的人》。再如善根的《人力车夫问题》(1929年2月《每周评论》8号)、署名植的《上海人力车夫罢工》(1919年3月《每周评论》13号)、朱天的《人力车问题》(1919年10月11日至17日《民国日报·觉悟》)等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不少作家相继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用不同的文学体裁去塑造人力车夫形象,表达他们的情感。诗歌方面有胡适的《人力车夫》、沈尹默的《人力车夫》、顾颉刚的《春雨之夜》、陈南士的《走路》、刘半农的《车毯》;剧作方面有陈锦的短剧《人力车夫》;小说方面有代表性的当数《一件小事》以及稍后郁达夫的《薄奠》、刘一梦的《沉醉的一夜》等等。直到三十年代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问世,给人力车夫题材作品做了一个总结,划上了一个句号。可以说,此前人力车夫确实是一个时代的题材。
　　《一件小事》作于1919年11月,也是受“劳工神圣”的时代潮流影响而创作的。其时鲁迅已在北京生活了六七年,由于环境所限,鲁迅无法接触产业工人,却常与人力车夫打交道,对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鲁迅是了解的。据《鲁迅日记》所载:1913年2月8日,鲁迅赴教育部,途中看到“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鲁迅极为愤慨,感叹道:“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1915年5月2日,他看到一个人力车夫衣衫褴褛,曾赠与一元钱。1916年5月17日,他下班回会馆,把钱包遗失在人力车中,车夫拾金不昧,当即交还。鲁迅把这类涉及民生疾苦和民众的精神境界的事情写入日记,可见这些小事在他心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鲁迅所接触的这些车夫,生活是困苦的,命运是悲惨的,但在他们身上又闪耀着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光辉,鲁迅对他们充满同情与尊敬。正因鲁迅经常奔波于风沙迷漫的北京街头,明白了劳动者苦难的生活,窥见他们“伟美”的灵魂,他就有可能在作品里塑造城市苦力——人力车夫闪光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鲁迅本人思想的深邃性与独特性,由于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怀着热烈、深厚的情感,注视着劳动人民的命运,揣摩着劳动人民的灵魂,所以在其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和表现的深切上,达到了同时代一般现实主义作家未能企及的高度。这一点只要和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就可以看得出来。
　　胡适的《人力车夫》(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原文如下: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作品写到客人嫌人力车夫年纪小,不忍坐他的车,车夫求告客人给他生意,客人允诺,由于心不安变为心安理得。在胡适笔下,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车夫的苦难,流露出对那个16岁的车夫的一定的同情,但是,这种反映是肤浅的、微弱的。作者看到人力车夫年龄小来拉车才感到不忍心。那么,年龄大的来拉车,作者会不会有这种“不忍之”呢?况且,人力车夫的苦难并不在于年龄大小,而在于社会制度。在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人民,北洋军阀卖国投降、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社会条件下,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呻吟、辗转于饥寒死亡线上。这一点,当然是右翼文人胡适不可能认识到的。在胡适的诗中,客人是在听了车夫的哀求,意识到自己乘车是对车夫最大的恩赐,于是点头上车的,这里,作者宣扬的是资产阶级奴役现象的合理性。客人最后的态度,把他最初那点极浅薄的同情也否定了,暴露出来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虚伪。正由于胡适的思想情感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浅薄的、也是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所以他的《人力车夫》虽然受到了当时“劳工神圣”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摄取了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题材,但诗的主题却显得比较浅薄。
　　继胡适之后,沈尹默和刘半农先后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反映人力车夫生活的诗作。沈尹默的诗题为《人力车夫》,写坐在车上的人,穿着棉衣袖手坐,还喊冷,而车夫穿着破单衣,奔走出力,挥汗如雨。原诗如下: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刘半农的诗题为《车毯》,写车夫为了招揽生意,凑钱买了条毛绒毯子,铺在车上,让乘车者坐着舒适,而自己冻得要死却舍不得披一披毯子保暖,颇有白居易笔下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意思。这两篇诗作比起胡适的《人力车夫》,在主题思想上显然要深切一些。不是像胡适那样表现奴役现象的合理性,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揭露旧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谴责社会的不平,嘲讽坐车的富翁,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受苦的人力车夫的深切同情。但是诗人却没有能够进一步展示人力车夫的品质和性格,在他们的笔下,劳动者始终只是被同情被怜悯的对象,而作者对于车夫的不幸命运,也始终只是停留于消极的叹息,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没有深一步写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后,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开始运用叙事体裁来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有的作品还正面表现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新青年》上发表的陈绵的短剧《人力车夫》,写到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写到青年学生对受伤的人力车夫的救助,写到人力车夫的悲愤控诉。郁达夫的小说《薄奠》,是一篇比较成熟的正面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不仅写了车夫勤劳、善良的品行,也写了他坚韧的个人奋斗精神,更揭露了造成车夫命运悲剧的原因。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车夫表达了真切的同情。车夫投水自尽后,为车夫偿还心愿,“我”定做了一辆纸糊的车,烧给车夫作为薄薄的祭奠。这两篇作品为人力车夫的不幸遭遇发出深沉的控诉,并且努力挖掘劳动者贫困的社会原因,主题意义显然比前面列举的那些作品深切多了。但在作品里正面展示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关系中,人力车夫仍然是站在被同情怜悯的位置上,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被作为能够给予劳动者温暖与慰抚的人物而加以塑造的。
　　鲁迅的《一件小事》也写人力车夫,但他并不像上述作家们那样,从怜悯、同情甚或恩赐出发去描写,而是从热爱与尊敬出发去描写人力车夫。所以,他选择了人力车夫舍己为人、关心和帮助老妇人这一生活现象作为题材,并把人力车夫的无私和坐车者的自私,放在对比的地位上来描写,从而深深地发掘和表现了人力车夫的崇高精神境界。在这种描写中,人力车夫成了作者充分肯定和歌颂的对象,而乘车者则成了作者批评和鞭策的对象。这和胡适等人的作品比较起来,其主题与思想境界,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小资产阶级作家笔下,劳动者的性格是被扭曲的,劳动者是作为知识分子同情怜悯的对象出现的。而在鲁迅的《一件小事》里,劳动者处处关心别人,敢于正视现实,他的思想品格是如此伟美,形象是如此高大;而知识分子则严于解剖自己,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并从劳动者身上看到生活的希望和得到改造自己的力量。因而,在这一点上,《一件小事》也达到了相同题材作品未曾有过的思想高度。
　　《一件小事》写人力车夫的生活,但它完全跳出了当时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一般框架,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主题思想和精神风貌。它没有描写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而是描写他在拉车过程中如何深切关心同属下等人的老妇人,抛开个人的利害去扶助别人,从而表现出车夫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高贵品质。渗透在小说中的思想情感是深刻的敬爱,热烈的歌颂,充分的肯定。而且,鲁迅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单纯地以对劳动者的优良品质的赞美为旨归,而是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互为参照物,把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深刻解剖和对劳动人民的热情歌颂结合起来,揭示知识分子应该从劳动人民那里吸取他们所缺乏的东西。车夫道义美的感染与教育作用如此巨大深远,促使“我”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向自我灵魂深处的“小”开火,终于把“我”从“坏脾气”里拖出,获得斗争的信心和前进的勇气。这个简单情节里寓含着的是鲁迅对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人格互补的思考,提出的是知识分子如何严格要求自己,解剖自己,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问题。这样的描写,不光是在题材上别开生面,另辟新路,而且在主题思想和精神境界上绝对高于当时一般描写人力车夫作品的水平。时当“五四”时期,鲁迅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表现这样深刻的思想,确属不易。如果不是受了“劳工神圣”思想的启迪,不是由于鲁迅具有热爱劳动人民,勇于探索真理和自我解剖的精神,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扛鼎之作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三十年代成熟的长篇小说,无论主题还是艺术成就当属另一境界,这里不予论述。
　　
　　(王高旺 包头 内蒙古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 01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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