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著名京派作家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一方面对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进行了纵情的抒写;同时,对湘西女性所禀有的原始淳朴、率真自然的人性美、人情美予以浓墨重彩的描写与讴歌,其笔下的湘西世界与当时的异化、病态的都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显露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生态内蕴与生态意识。本文试以生态学视域为切入点,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为参照对象对沈从文小说的生态意蕴及生态意识加以释析。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 生态内蕴 生态意识
　　
　　著名的京派作家沈从文恐怕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显露出较为朴素的人文生态情怀的作家了。沈从文的生态主义理念应该说是与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后果相对应的。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学家认为:人不仅是“自然性的存在”和“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1]。现代性的大潮席卷了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在“西方近代,天人相分、天人相争即人对自然的控制、征服、对峙、斗争,是社会和文化的主题之一”[2]。在现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人类的自我意识以及欲望无限地膨胀扩张,这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物化”的价值观念的迅速蔓延,尤为令人担忧的是人性的“异化”日趋严重,道德伦理也渐渐沦丧,拜金主义盛行……总之,人类在自我迷失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动荡战乱中的中国社会也直接遭遇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剧烈冲击,而身处城市心在乡村的京派作家沈从文对此无疑有着最为切身而敏锐的感触:“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在得失上笑骂,在得失上做种种表示。……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既虚伪,而且反复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为止。”(《水云》)城市社会中人对金钱、名利、物质享受产生了极端扭曲畸形的迷恋,完全陷入欲望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了。人类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掠夺,某种程度上给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毁灭性的破坏,然而,更为令人忧心忡忡的乃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生态规律”也彻底失去了平衡,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更深层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3]这种精神生态危机在城市社会中显现得最为突出。沈从文对此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判:“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然事实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官功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对于“现代性”的两面性沈从文一直深表质疑和忧虑,城市社会中人在受到“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之下其“性格”越来越“趋向心地狭窄,很容易畸形发展,枯萎衰竭”[4]。沈从文将这种都市社会中人的“文明病”称为“情感发炎”,其症状具体表现为:官吏贪得无厌,“中年知识阶层倦于思索怯于怀疑,年青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世人的情感大都“淡漠如一僵尸,对于一切美,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潜渊》)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大小阮》、《都市一妇人》、《有学问的人》等小说中对都市人的种种“病相”进行了犀利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这些都市社会中的人们大都存在精神空虚思想匮乏的不良倾向,其人生价值取向完全局限在对欲望的执迷追逐,生活中缺少对“爱”与“美”的感悟。例如《八骏图》中八位身居社会上层的大学教授因为身份地位、道德礼法等因素的规约个个犹如“被阉割的寺宦”一般,其性心理和爱情观都出现了扭曲的病态倾向。《绅士的太太》揭露的是都市上流社会中男男女女之间的那种表面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而实际上却有着见不得人的一些勾当的丑陋龌龊的现象。这不禁会令人费解,“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砸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颤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做最高的生活智慧。”[5]这对于人类而言的却是很可悲的事情。目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土中国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大潮的剧烈冲击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沈从文颇感忧虑。尤其是自己的家乡——边远的湘西在受到冲击后的变化甚为令他痛心不已:“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事事物物……在变化中显现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长河〉题记》)当四十年代沈从文再一次回湘西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就更加证实了沈从文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沈从文踏上儿时的那片乐土欲找寻、回味一下阔别多年的水手的拉船声、牛角声、情人间的俏骂声……时,他觉得这一切都成为了一种奢望,再也听不到那曾经熟悉的声音了。人们的生活理想、价值取向已经逐渐地被城市文明所同化了。
　　然而,沈从文在指斥、警示都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病态现象后并没有甘心于此,而是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乡土色彩的小说作品试图来引导、教化——准确地说是“救治”那些深陷“异化”泥潭而浑然不知的世俗社会中的人们,而就在这些乡土小说中同时也凸显出了一定的生态哲学意蕴。与都市社会的扭曲畸形的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社会中的下层百姓冲淡平和、淳朴自然的生存之道与真善美的人性之光辉。换言之,这种朴素的生态意识主要是通过作家沈从文对湘西的自然和谐状态的抒写与讴歌而体现出来的。而湘西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系列又颇能显露出人与自然契合交融或者说浑然天成有种生态美的韵味。“这些女性的生活更接近于原生态,在洋溢着中国式田园诗风格的乡村环境里自然成长,与自然进行着有机的契合,有些甚至成为了自然的化身。沈从文正是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浸染在这些女性形象之中,以此揭示出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从而展示了他为人类社会描绘的那幅‘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图景。”[6]“翠翠”、“夭夭”、“三三”等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到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而作为童养媳的十二岁的“萧萧”被花狗引诱怀孕也充分显示出了她的混沌未开、自然纯朴及本真的特性;还有聪慧美丽、善良纯洁的“夭夭”、“三三”等女性形象也都将湘西边民的那种人性美和人情美展现的淋漓尽致。
　　湘西女性身上似乎有种与自然相契合的人生境界。她们生活在地处沅水流域的湘西,那里到处都是大自然的杰作,秀美的自然景色对于健康和谐的人性的形成可以说至关重要。沈从文就对此深有感触:“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从文自传》)“水”乃是生命与自然的隐喻,而女性和水以及自然也是极为切近的,沈从文对自然是以一种礼赞的态度加以描绘和抒写的,正是因为湘西的“水”使得他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人事,学会了很多的知识,培养了他的性情与独特的想象力。而湘西的自然对于当地的女性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它直接养成了湘西女性的聪慧伶俐、淳朴善良而又温柔敦厚的性格,“这种理想人性主要表现为与‘文明’相抗衡的生命强力和自然化人格。三三、贤贤、翠翠、夭夭等一系列湘西女子们,无不是在自然中生长,保留着天真、纯朴、聪慧、善良、热情的生命活力和澄澈透明的自然人格。总之,在作者笔下,他的‘湘西人’自然中透着豪放,野性里饱含人情,不虚伪不怯弱,使湘西世界勃兴着生命的强力,闪烁着自由人格的光辉。”[7]“翠翠”为人渡船时从不收他人一文钱,“夭夭”对于口渴的过路人也是很慷慨,吃的桔子一向也是不收钱的……比起钱财利益,她们更看重情义。
　　沈从文所描绘的这个理想化的和谐自然、宁静安和的湘西世界与弥漫着病态、异化现象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沈从文欲以湘西来教化并引领世人走出迷途,而他所选择的路径即是“返归自然”——与自然相契合。他曾多次指出人应该敬畏自然并与之和谐相融的重要性:“由皈依自然而重返自然,既是边民宗教信仰的本旨,人……终无从与自然分离。……(而是)听其全部消失于自然中。”(《断虹·引言》)“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可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绿魇》)在沈从文的心中,自然是作为宗教信仰而存在的,自然具有一种伟大的“神性”,《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道家思想意蕴在湘西小说中有所彰显。“顺其自然”实际上就是人对于自然的敬畏的代名词。湘西女性的这种生命之道具体体现为:她们对待生老病死、变化无常等人世间的诸事大都能以一种超脱、淡泊的心态视之,“儿女的夭寿”就像自然淘汰法则一样,全看上天——自然的安排;面对战乱、灾荒的折磨也是坦然应对……
　　与此同时,湘西女性所禀有的这种自然率真、重情轻利的爱情观也充分凸显出了其人性之美与人格的魅力。在《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湘西青年男女在恋爱时超越了“牛羊金银虚名虚事”等世俗功利的打算,如《龙朱》中的女子认为爱情是“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月下小景》中所描绘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爱情。即使在水手和吊脚楼上的妓女之间也会产生缠绵真挚的情义。(《柏子》)“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边城》)应该说这种真挚的情爱观与都市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庸俗虚伪、丑陋肮脏的“交易”形成了强烈的比照。
　　此外,在《雨后》、《阿黑小史》、《旅店》、《采蕨》等作品中沈从文集中展现了湘西儿女与大自然的和谐相融的至美的情境。《雨后》中描述了一对少男少女,因为受了“自然”的教育与召唤而以“蓝天作房、绿野为帐,四狗和心上人在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中融为一体”,做了一场“神圣的游戏”最终“变成一个人”了;《旅店》中的年轻漂亮女老板黑猫,因为丈夫已经“安安静静睡到土里四年”,内心当中甚是渴望得到“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攻击”,于是,便与一个熟悉的男子作了一阵“顶撒野的行为”。《采蕨》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逐渐成熟”,都有了“撤野”的冲动,两人就在“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对于健康、充满生机和野性的生命力沈从文给予了大力的肯定和赞美,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了他对于城市社会中人被“阉割”的病相的形象而又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综上,湘西题材的小说创作充分表达了沈从文试图重塑民族品德的理想,同时这种乡土的视角对于城市文明的审视也颇具一定的生态意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乃至对社会现实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项目编号:11542085)
　　
　　注释:
　　[1][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4][5][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6]刘文良:《生态意识观照下的女性叙事:沈从文小说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陶丽萍:《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选择》,名作欣赏,2007年,第9期。
　　
　　(王圣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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