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俗文学形式,历史题材的敦煌变文话本对后来历史演义的影响是广泛而重要的。本文以《汉将王陵变》为切入点,通过对《史记》、《汉书》与《西汉演义》中相关内容进行比较溯源,我们可以看到王陵及陵母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并且由简至繁、由精炼的史实陈述演绎成生动曲折、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在故事流传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变文在民俗文化传承中不可忽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汉将王陵变》 历史溯源 演义发展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新兴文体。1929年郑振铎《敦煌俗文学》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一般来说,“变文”的字面意思就是演变故事的文章。从体制上看,变文大概有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现实故事等,它突出的是故事性、可读性、情节的曲折性和趣味性。整个过程通常由一人完成,其间有说有唱,韵散结合,并且辅以相关的故事图像。从变文诞生之日起,它面向的受众就是普通百姓,而变文的这种特质也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一
　　
　　在敦煌遗书中,明确标明有“变文”或“变”的作品,现知一共有八种,《汉将王陵变》就是其中之一,也叫做《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汉将王陵变》是一篇历史题材的敦煌变文,它以史实为依据,在部分细节上进行了演绎。这类历史题材的变文通常以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主角,撷取历史事件中的逸闻趣事,吸收民间传说,加工渲染后进行再创造。《汉将王陵变》主要讲述楚汉两军对峙荥阳,汉军因为屡战屡败,士气低落,王陵和灌婴于是奏请刘邦偷斫敌营,一夜之间,杀死楚军五万人,杀伤二十余万人。项羽大怒,使用钟离末的奸计抓到了陵母并命其写书招降王陵,陵母不从,碰巧汉高祖派卢绾来楚营递战书,项羽故意在帐前让汉使知晓陵母在楚营受难一事,卢绾回营禀明高祖,王陵在高祖授意之下邀绾再赴楚营营救其母。至界首,王陵让绾先去楚营探个究竟,陵母见汉使再次来楚营,唯恐儿子一来会与其一块被项羽所杀,假意允诺修书招降王陵,然后借机自刎于项羽、卢绾面前。卢绾回报此惨剧,坚定了王陵从汉之心,高祖震惊叹赏之余命太史官邈陵母真容,隆重祭奠,赠为一国太夫人。祭礼之中,众人遥见陵母驾一朵黑云从楚营出,在空中遥谢汉高祖。
　　
　　二
　　
　　项羽招陵母以捉王陵一事,最早见于《史记·陈丞相世家》。班固作《汉书》始为王陵立传,其传文基本依《史记》所载。但仔细研究《史记》与《汉书》关于此人的记载,仍然有细微的不同。1.在《史记》中关于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的性格描写是置于楚汉之争、陵母自刎的整个矛盾冲突之前的一个笼统概括。而在《汉书》中,班固把这简明扼要的八个字置换到了楚汉之争结束,刘姓统一天下之后。而正是这“任气,好直言”的禀性直接为王陵在吕后一朝因仗义执言不得不郁郁而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班固这一语序的变动,较之《史记》所载可以更为形象直接地描述出历史人物王陵的个性气质。2.孝惠帝死后,吕后想以吕姓王天下,谋求时为右丞相的王陵的支持,在《史记》中只是简要记载王陵以“不可”二字予以拒绝。而在《汉书》中班固详细记载了就改朝换代一事吕后与王陵及其他大臣之间的讨论以及王陵反对此事的原因的具体说明。总的来说,考辨《史记》与《汉书》,后者不仅在基本史实上依承前者,而且增添了人物对话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使人物面目更为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汉将王陵变》亦本于《史记》,但变文较之《史记》所载内容更为渲染铺张,更富故事性和戏剧性。试比较如下:1.《史记》不记王陵与灌婴斫营事,而变文则以此为叙述起点。2.《史记》只记“得陵母置军中”,变文则说项羽为报斫营之恨,用钟离末计捉陵母。3.《史记》中往递战书的为“陵使”,变文则指是汉使者卢绾。4.《史记》中记项羽对待陵母是“东乡坐陵母”,颇含敬重之意。变文改为项羽在汉使卢绾面前苦辱陵母。5.变文写王陵请卢绾再至楚营探究竟一段,表现出王陵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心理,此段为《史记》所无,纯属作者自创。6.在《史记》中陵母在自刎前曾有机会与陵使私语以托付遗言,而在变文中陵母突然自刎于项羽和卢绾面前。7.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中不难发现王陵是故事的第一主人公,而变文则较之《史记》更为突出陵母的刚烈。8.变文末尾有高祖重祭陵母,陵母化为鬼魂谢恩之说,而在《史记》、《汉书》中并无记载。
　　在考辨《史记》、《汉书》与变文的传承演变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历史上王陵与汉高祖的关系,然后才能得知项羽抓陵母的真正意图,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变文中王陵斫营这一段并不是妄加演绎而来。据考证,王陵在秦末与楚汉并起,定于南阳,自称穰侯。自秦三年七月始降汉,但陵未从高祖入关,仍驻南阳。自秦三年七月到汉元年九月,在此间的十四个月中,王陵虽然降汉,因为不肯从汉高祖入关,似乎仍然没有与楚彻底断绝关系。项羽担心王陵的左右摇摆对自己始终是一个威胁,于是置陵母于军中并“东乡坐陵母”,实有尊敬之意,旨在招怀王陵,陵母自刎亦在当时。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义母当有烈子”,变文的创作者不顾史实,凭一己之愿把汉二年或者汉三年左右李必、骆甲与灌婴大破楚营之事转加王陵身上,以王陵代替李必、骆甲二人成为斫营的主角。由此可见,变文中王陵斫营一事据此而来,有迹可寻。通过变文与《史记》、《汉书》的比较,我们可以注意到《汉将王陵变》的基本故事框架不但应溯源于《史记》,而且吸收了《汉书》的表现手法,更加有意识地驰骋想象,讲究情节的完整性、条理性、戏剧性,把人物置于政治、军事斗争等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描写善恶、忠奸之间的搏杀。而且叙述者爱憎分明,夸大渲染英雄人物的英勇和智慧,对反面人物进行极力的贬低,为了迎合世俗观点和大众喜好,抹杀或者模糊了故事人物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开始出现了人物脸谱化的倾向。例如在陵母怒斥项羽的残暴和视死如归、殉身助子的情节中表现了陵母的大义凛然和高风亮节;王陵在夜斫楚营中充分凸显了其忠心事汉、英勇机智的一面;附会的项羽在楚营中苦辱陵母一事则充分体现了霸王的残暴,迎合了当时老百姓的喜好。至于变文末尾提到的鬼魂谢恩之说则充分体现了变文本身的特色,即在芸芸众生中宣扬善恶有报的思想。
　　
　　三
　　
　　历史题材的敦煌变文初步确立了后来历史演义的基本要素,后世甄伟的《西汉演义》中关于王陵及陵母的故事情节与《汉将王陵变》是一脉相承的。试将《汉将王陵变》与《西汉演义》的卷五“知汉兴陵母伏剑”的主要内容稍加比较如下:
　　
　　由比较得知,《西汉演义》与变文情节是大致相同的,《西汉演义》基本秉承了《汉将王陵变》的结构框架,接受了《史记》、《汉书》所无而为变文自身演绎的众多细节,甚至变文中为了情节需要,对人物移花接木的手法也为后世演义小说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在演义小说中,受变文影响,人物描写正式脸谱化,忠奸分明。
　　另外,关于王陵及陵母的故事在蔡东藩《前汉演义》第二十四回“知汉兴拼死陵母”一节中有所提及,因为此节本于《史记》,与变文关系不大,暂略。
　　总之,由《史记》、《汉书》至《汉将王陵变》,再至《西汉演义》,我们可以看到王陵及陵母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并且由简至繁、由精炼的史实陈述演绎成生动曲折、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在故事流传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变文在民俗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高国藩.论敦煌民间变文[A].敦煌学论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7]甄伟.西汉演义[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8]蔡东藩.前汉演义[M].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
　　(彭芳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50008)

• 彭 芳： 试谈《汉将王陵变》的历史溯源与演绎发展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