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庄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借他的寓言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庄子认为,一种观点如果没有其本身之外的一些客观事例证明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庄子援用、杜撰寓言的真正目的在于有力地论证某个思想,所以在《庄子》中,一个清晰的理性观点,一个哲学思想并不是随着一个寓言而产生的,它只是在寓言中又获得了一次形象的显现。
　　关键词:庄子 寓言 社会批判
　　
　　《庄子》的寓言优美、深刻,但在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形象和生动的笔触背后,也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正如刘熙载所说:“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艺概》卷一《文概》)“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一语道破战国时期霸道盛行的现实。战国中后期的战争,“功”“伐”“侵”“袭”无所不用,胜利第一,利益至上,仁义道德成为“残酷”的面具,于是庄子归隐。庄子的归隐,与其说是其“清净无为,养生全生”思想使然,不如说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无声抗议。
　　社会批判精神是人类思想史上非常珍贵的、表现人的觉醒意识的一种意识。一般说来,社会批判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对人的现实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幸状况及其不合理性的认识。伴随此,往往也有对超越现实社会的某种理想社会的构想及其合理性、必然性的论证。在中国思想史上,很早就发现了生活在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里人们的不幸。例如《诗经》就有对“不稼不穑”者的愤懑(《伐檀》)和“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兔爰》)的慨叹。作为思想家的庄子,则更深入地思索了造成这些不幸的原因,从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理论立场上判定,与无阶级的、自然的、原始社会相比,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堕落中的社会。
　　庄子对战国时期的现实社会的根本性否定,就是对那个社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制度——君主制,表示轻蔑和否定。首先,庄子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一制度本身,认为君臣之分是一种“固陋”的表现。在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里,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臣民对君主的服从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也是战国时期最有势力的儒家主张的伦理和政治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学生子路批评隐者的行为时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论语·微子》),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也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所以在儒家看来,维护君主制度,维护君臣之义,乃是在政治生活中最自觉、最清醒的表现。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借虚拟的一个道家人物长梧子教训一个虚拟的儒家后学瞿鹊子说: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齐物论》)
　　所以在庄子看来,俨俨然的君臣之分,煌煌然的君主统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礼记·中庸》)皆如同荒诞、短暂的梦境,在“大觉”者的眼里,是很固陋的,现实的君主制度、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神圣性对一个真正觉醒者来说是不存在的。
　　其次,庄子对于君主制中最基本的政治行为——专制,即君主对臣民的统治驾御活动作了完全的否定,认为这是一种“欺德”。《庄子》中写道: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此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鼬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
　　可见,庄子认为人类在其最后的自然本性上,如同鸟、鼠之类自知逃避伤害一样,是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治理自己,自由自在生存而不需要“君人者”以“经式义度”规范制约着的,也就是说,君主和一切制度的存在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庄子用寓言的形式,借骷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泛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庄子的感受正好相反。他认为没有任何伦理义务(“无君”),没有任何政治责任(“无臣”),没有任何负累(“无事”),才是最快乐的生活。
　　说庄子也想救世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他的“救”较其他诸子更加深刻,他所考虑的不是某一国,某一邦,而是整个人类进入文明后的生存悖论,是人性的痛苦和焦虑,为此他要人们“虚静”“坐忘”,无欲无想,与道合一,从而在根本上得到解脱。就现实而言,庄子似乎是最远离政治的,他对当时的执政者采取了最坚决彻底的不合作态度。庄子追求一种超脱世俗羁绊、个体精神自由驰骋的境界。面对权贵当道、社会黑暗的局面,他宁愿在艰难贫困中享受灵魂的洒脱,也不愿在荣华富贵中丧失为人的气节。在“庄子钓鱼濮水”这则寓言中,他明确表示宁可做拖尾于淤泥中的活龟,也不愿成为裹着绸缎祭于庙堂之上的死龟,身心自由是他生命的至高主题。他不仅自己选择拒绝富贵权利的诱惑,同时还希望别人也能那么做,这从他的多则讥讽寓言中可以看出。
　　通过“舐痔得车”这则寓言,庄子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喜欢阿谀奉承、花言巧语恭维权贵的人进行了讽刺和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与蔑视。曹商使秦,得车百乘,便向庄子炫耀,并以自己的富贵得势,奚落庄子的贫困无势。曹商的洋洋自得、恬不知耻、大言不惭,活现出一副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嘴脸。面对曹商的讥讽炫耀,庄子不动声色地说了一个秦王召医治病的故事,通过侧面的比照来说明曹商的富贵,完全是靠不择手段的卑鄙行为取得的。“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把为国君服务的人比做“舐痔者”,这种讽刺、挖苦可以说厉害到了刻毒的地步。《庄子》一书中,有一些寓言故事,不是要说明某种道理,而是借以抒发某种感受。这则寓言显然是对丑恶卑鄙的社会现象的揭露和讽刺,抒发自己对追逐利禄行为的鄙夷与愤慨。庄子笔下曹商的形象,概括了天底下所有靠逢迎拍马、巴结献媚而升官发财的人的特点。
　　庄子好像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对世俗中的蝇营狗苟,投以冷峻的目光。在庄子看来,人为了名利富贵而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就像“舐痔得车”一样,是非常丑恶的,也是非常可怜的。庄子鄙视这些人,觉得这些人活得太累,太不值得,可是这些人却自鸣得意,向人炫耀,其精神境界何其低下。
　　庄子对曹商的讽刺挖苦,辛辣有力,淋漓痛快,大有粪土话侯、草芥利禄的气概。它针砭了恶劣世风,鞭挞了世俗小人,表现了庄子清高孤傲、不与世俗同流台污的精神境界。
　　终身不仕的庄子对任何一种人为政治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当然也就不会给执政者献上任何从政的具体方略和手段。庄子之所以形成这种人生态度,恰恰是他关注政治的结果。他看到了太多官场的尔虞我诈、政治的残酷险恶和列国争霸带来的尸横遍野,对人治社会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才有老子的以“无为”为手段,转变为以“无为”为目的。应该说,正因为对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为政治的关注、思考和绝望,才导致庄子转而将彻底的“无为”作为他关于整个人类生存的根本法则的。一句话,庄子也是要济世的,他就是要用“无为”来拯救已经被权利和物欲挤压摧残了的世人的精神。
　　庄子社会批判的一个显著特色是立足于自然主义,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主要体现者——君主制和儒家。讥嘲君主,剽剥礼义,是庄子社会批判思想的突出内容;而这一思想内容中两个最尖锐的论断:无君之国最乐(《至乐》),“圣知之法为大盗守”(《胠箧》)。
　　在《外物》中,庄子恶搞了一下儒家弟子。一帮饱读诗书的儒生们去盗墓。大儒在上面向下传话:“太阳快升起来了,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小儒说:“下裙和内衣还未解开,口中还含着珠子。”大儒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诗句:‘青青的麦苗,长在山坡上。生前不愿周济别人,死了怎么还含着珠子!’挤压他的两鬓,按着他的胡须,再用锤子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口中的珠子!”可笑啊!口口声声说着仁义道德,却见利忘义来盗墓;号称尊重世人,结果呢,为了盗取珠子用锤子鞭尸。在这个洋溢着诙谐情调的寓言故事中,本来应该十分紧张恐怖的盗墓场面,却被描写得十分轻松活泼。通过大小儒风趣的对话,巧妙地揶揄了儒家的经典,尖锐地讽刺了儒家的“礼义”,印证着“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社会批判。
　　《盗跖论道》则揭露了统治者假仁假义以公济私的本质。作者借盗跖的口,对世人推崇的尧舜禹进行了批判, 认为是用利来迷惑人的本真。“世之所高者,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流血百里。 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此六子者, 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黄帝问道于童子》则把治理天下比作牧马,应“去其害马者”;《柏矩学于老聃》则谴责统治者“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逼得人们做了盗贼。
　　《庄子》中说“寓言十九,籍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寓言》)。即庄子认为,一种观点如果没有其本身之外的一些客观事例证明,是很难被人相信、接受的。可见,庄子援用、杜撰寓言,不是因为唯有借寓言的形式才能展示某种思想,真正的目的在于有力地论证某个思想,这是完全自觉的过程。所以在《庄子》中,一个清晰的理性观念,一个哲学思想并不是随着一个寓言而产生的,而是在一个寓言之外,之前就存在了的,它只是在寓言中又获得了一次形象的显现、证明。《庄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借他的寓言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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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杜力,杜红编著.庄子寓言新解[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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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强昱著.知止与照旷[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5]张默生.庄子新释[M].济南:齐鲁书社,1996.
　　
　　(岳利梅 山西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048026)

• 岳利梅： 庄子寓言的社会批判精神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