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女性的视角,以分析解读莎士比亚戏剧中流露出的女性观念为基础,通过对女性形象、创作的文化背景以及他的作品中女性观的实质三个方面解读莎士比亚剧作中矛盾的女性观,以及从中所渗透出的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男性中心意识及其社会根源。
　　关键词:莎士比亚 女性形象 男性中心意识
　　
　　莎士比亚是世界伟大的戏剧家,他创作的戏剧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其丰富的内涵为人们提供了不同角度去欣赏和解释。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莎士比亚女性主义阅读在80年代达到高潮,为莎士比亚戏剧开启了全新的阅读领域。“女性主义阅读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倾向: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莎翁的作品像一面镜子,体现了妇女的各个方面,是妇女本质生活的真实反应;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构成的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中心社会。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可以在无数剧作中有关妇女的言论中发现。莎士比亚的男性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歪曲女性人物与当时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相一致。大男子主义思想给他的剧作涂上了色彩。天使与魔鬼的类型在莎翁剧作中仍具有代表性。”[2]
　　正如有评论者认为,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最大功绩之一是创造了“性格戏剧”,本文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四大悲、喜剧及其他一些剧作,从其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刻画、创作的文化背景、女性观的实质几个方面解读分析莎士比亚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所渗透的男性中心意识。
　　
　　一、女性形象类型分析
　　
　　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塑造了两类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自古以来,天使形象的女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誉,而妖妇则被世人所唾弃
　　(一)天使形象
　　莎士比亚戏剧中受到赞誉的天使有着共同的特征:美貌、智慧而又贞洁、顺从。在他的戏剧中这样的类型较多,《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是莎翁笔下一位既执着追求爱情幸福又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年轻貌美,富有才华,智慧超人。
　　这样一批女性形象集中体现了莎翁早期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理想和情怀。他笔下塑造的女性都是一些男性心目中美貌、贤淑的完美女性,她们正是16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人格理想的写照。同时,她们又都是一些勇敢而有叛逆倾向的女性。但她们最终都未走出国家、父权、夫权的圈子和摆脱男性的控制。
　　究其原因,首先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些女性的反抗大多苍白无力,她们要么选择和爱人私奔,要么女扮男装,要么用语言讽刺、挖苦。这些行为尽管在当时显得引人注目,但都因无力而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私奔解决不了问题,而女扮男装更以男性的身份和语言指出男性社会的问题,然后再把权利交还给男性。她们只是有机会分享男性的部分权力,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完善了男性社会的圈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依附男性和受男性控制的命运。“但当爱人、丈夫不信任她们时,她们却无力为自己反驳和辩护。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在走出父权制的圈子,却又满怀憧憬的投入了夫权的套子。”[3]
　　所以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创作讴歌的是人文主义的乐观精神,在这些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身上寄予强烈的主体意识——人文主义,而莎士比亚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从男人的眼光出发,描写了女性的丰富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表现了她们为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以及独立人格的进步女性观。不过,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莎翁的女性观,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恩赐,男性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女子养在深闺,修养品德(外出都假扮男子)或为丈夫守节等待男人的凯旋。由此,莎翁的女性观和男性中心意识便可见一斑了。
　　(二)妖妇形象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创作中除了一些和早期歌颂人文主义一样的善良、温柔、顺从的天使形象(如塔斯蒂蒙娜)之外,其女性形象的塑造多是一些有争议和否定性的人物。与天使形象相对立,一直受到传统文化鞭笞的妖妇在莎士比亚笔下更是集卑劣品质于一身。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这些形象可以分为四种:
　　1.失贞者,如《哈姆雷特》中的王后乔特鲁德,她一直被认为是个操守不坚的女性形象。剧中哈姆雷特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牲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
　　2.淫妇,如生活目的就是做爱情买卖,把每一条鱼当作安东尼,引诱他上钩的科利奥佩特拉;“身上每一处关节,每一个行动都透露出风流的心情”的海伦;各自背叛丈夫又爱上同一个人的姐妹高纳里尔、里根。
　　3.男性化的女人,这是指具有男性般的顽强意志和坚定性格的女人。《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被当作一个野心勃勃、天性残忍、心狠手辣的女人。在莎士比亚笔下,是麦克白夫人激起了麦克白的野心,也是她唆使和催逼丈夫篡位。
　　4.悍妇,《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以善于骂人出名”,她泼辣凶悍,“骂起人来像秋天的雷鸣一样震耳欲聋”“因为这样的坏脾气,剧中的男性人物把她看作“长舌妇”“一只野猫”,甚至有人说“宁愿每天给人绑在柱子上抽一鞭子,作为娶她回去的条件”。
　　莎士比亚在塑造这类女性形象时,不惜笔墨将这些“妖妇”形象进行了大肆渲染,我们看到这样一批女性形象与早期温柔顺从,没有意识到以自己的身份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说话的女性形象相比照而言,似乎已经突破了男性中心意识的束缚,体现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其实,客观看待这些女性的行为动机,不过是对生存危机的焦虑,对幸福的追求和对权力的向往。
　　那么以上通过对两类相互对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似乎又会思考:难道作者的创作都是由于他自身的主观因素和主观情绪所造成的吗?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莎翁从事戏剧创作的客观社会环境:
　　
　　二、创作的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时期,英国社会保持着表面的繁荣与安定,在思想文化领域,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英国掀起了高潮,莎士比亚深受鼓舞和浸染。他的戏剧创作也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歌颂新人新事,突出爱情和友谊的主题。但从客观现实的角度来观察,这只能说是莎翁的一种人文主义理想,他一心想唤起女性的觉醒,试图通过对女性完美形象的塑造来实现自己人文主义的理想,但是漫长的封建时代所延续下来的对女性的禁锢使得他的这一理想在实现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两者的必然不可调和,也曾迫使他通过和解的方式来缓解这种矛盾。
　　所以在他的悲剧中,男性在为他的权力、地位抗争的过程中,莎士比亚同时也窥见了女性力量的强大,她们在附和着男权社会的同时,也在颠覆着男权社会,他们的力量使得莎士比亚以及诸多操持男性话语的作家感到了恐惧 ,因而,女性形象在他们笔下变得邪恶,从一个剧作家的视角无形中对这一现象进行压制。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失贞者,读到了悍妇……等一系列于前期戏剧中迥然的女性形象。
　　
　　三、性别表演:女性观实质分析
　　
　　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之下,种种父权、夫权意识夸大了男女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它明确规定了男人永远担任统治者,或男性气质的角色,这一意识形态以各种强有力的方式,使思想受到侵略的女性甘愿受奴役,维护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既定秩序,而女性却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引用巴特勒的理论,其实,这无疑就是一种“性别表演”,他认为“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他们的结果。用他的话来说,“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表演性的。”[8]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也诠释着这一点,在他的戏剧中,这样反复出现的性别表演屡见不鲜,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1.女扮男装。《威尼斯商人》鲍西娅的聪明才智是建立在以男性身份出场的基础上得以发挥的,同时,也是为男性服务的。可见,“女扮男装更以男性的身份和语言指出男性社会的问题,然后再把权力交还给男性,她们只是有机会分享部分男性的权力,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完善了男性社会的圈套。”[7]
　　2.父亲形象多于母亲形象。莎翁戏剧中母亲形象几乎是缺场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从得知父亲被害的真相到复仇都是在父亲鬼魂的授意之下进行的;《仲夏夜之梦》中忒休斯的父权宣言实际上表达了莎士比亚对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传统社会秩序的肯定和维护。
　　3.红颜祸水。中世纪禁欲主义将女性视为男性生命升华中的最大障碍,情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莎士比亚继承了这种思想。戏剧中社会的动荡不安总是与女性相关。乔特鲁德的失贞不仅造成了哈姆雷特性格的变化而且使丹麦国家陷入灾难;麦克白夫人怂恿丈夫弑君夺权,使国家陷入混乱。
　　4.爱情是女性生活的全部主题。戏剧中的女性生活内容非常狭隘,都是为了爱情而活着,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价值所在。
　　由此看出,通过这样的表演性建构,更加完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既定的社会性别身份,父权、夫权即为固定的社会秩序而女性却不可避免的受到遏制。在莎士比亚看来,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以女性服从于男性为前提的,尽管莎士比亚支持、提倡人文主义思想,但并不否定封建思想,并且受其影响,将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社会稳定相联系,强调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作为男性作家的莎士比亚受到男性视角的限制,仍操持男性社会的话语,不可能做到真正了解女性的需求,也不能将女性从从属地位解脱出来。
　　
　　注释:
　　[1]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5][6]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第173页。
　　[3][7]谭海燕等:《从女权主义角度莎士比亚的女性形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4]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演》,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蒲仲慧 甘肃省永昌县第二中学 737200)

• 蒲仲慧： 以女性主义视野看莎剧中的男权意识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