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充满怪异神奇色彩的唐人传奇,王小波始终怀有一种偏爱。早在留美期间,他就以唐人传奇为本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即《唐人故事》(在出版的时候被改成《唐人秘传故事》),一共有以下几篇:《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以及《舅舅情人》。在这些小说中,作者穿越时空、熔铸古今,将诸多异质文本加以游戏性拼贴,形成了机智诙谐的总体风格。这部小说作于1989年,是王小波的第一部小说集,而《青铜时代》系列作为王小波成熟期的作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延续了这一想象方式。在这些故事中,现实世界和脱胎于唐传奇的想象世界在文本中交织互渗,本文主要通过对王小波的这些早期历史题材小说进行解读,提一些看法。
　　
　　一、解构历史
　　
　　王小波“唐人故事”系列历史小说,取材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等发生在唐朝的侠义故事,对其进行改编,旧瓶装新酒,在他的笔下,有了时代的气息。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对历史进行了去客观化的处理,但是在王小波的笔下,他更进一步,在去客观化外还加以现代化、平民化,即拒绝宏大叙事。小说的叙述结构呈现出双线并行、交织的形式。他用现代意识来反映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并行关系。这种古今交流并行的叙述方式在《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唐人讲了一个昆仑奴的故事,王小波把这个人物进行改造,加之以古今交流,把古代卖狗肉的王二的奇遇昆仑奴得绝代佳人的故事,与今之豆腐厂的王二小破楼里得小胡的故事交相呼应,并通过“古今并无不同”,解构历史的隔阂感,古今开始交织在一起,一样的感受,古今并无不同。
　　而到了《红线盗盒》、《红拂夜奔》这两个故事的时候,就开始把原本的侠义故事进行了解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一个个都变了形,特别是《红拂夜奔》里面的红拂成了一个装腔作势、扭扭捏捏、专讲鸟语的小女人,而虬髯公则成了一个为色相所迷可放弃自己的立场的人。但是王小波并没有完全摒弃历史性,他通过“史籍记载”、“薛嵩秘籍”、“虬髯物语”等等所谓的文献资料,加以“戏仿”,造成一种仿若真实,言必有据,给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增加了一点历史厚重感。但是这种厚重感又通过“戏仿”来表现,显得更加的幽默。
　　在《唐人故事》里面,所有的英雄都生活化,世俗化,甚至是欲望化,李靖的无赖风流好酒,红线的爱恨无常,昆仑奴的送美人报恩等等,都更加的生活化,“文学的叙述向日常生活和理性思维、肉体和精神、荒唐和严肃、嬉戏和反思,向过去、现在和未来无限地敞开。”[1]
　　在王小波的笔下,历史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了。“王小波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返观历史,又以历史文化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的结构。”[2]历史和现实形成奇妙的对接,《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的内容上有着古今交错,而《夜行记》更多的带有一点说理的性质与浪漫色彩,《舅舅情人》则带有一种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持现代人的眼光,以历史的人物背景,建构了现代的小说思维,他的小说中,有着极度浪漫的色彩,历史不再是严肃的,而是有趣的。
　　他写这些唐人的传奇,以戏仿的笔法形成了一种顽童式的游戏,人物的本来面目被解构了,每个人的“传奇”虽然不是很崇高的那种,不过却有血有肉,丰富多彩,连那有点变态的皇帝(《舅舅情人》)在他的笔下都带上了一种追求自由的色彩,这就又带上了一种浪漫色彩,但是,为什么这种戏仿并没有瓦解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古今人的感受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这就带上了一层极度写实的色彩。不过相对其后期的作品来说,这个时期写实的批评性还没有后期的“时代三部曲”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在这部里面,他的这个“杂文历史小说”还带有一种“年轻”的气息,有着批判,但是也有着美好的“梦”。
　　
　　二、解构文雅
　　
　　在解构了历史的基础上,王小波又通过反讽的方法,通过那顽童般的想象力,秉持着“有趣”的原则,解构了文雅,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别样的幽默。除了他所认为的“媚雅这件事”对“俗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有关“媚雅”》)[3]之外,他还认为“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4],他认定“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要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小说的艺术》)。[5]而这主要是表现在语言的反差和情节设置的反讽性上面。
　　在语言上,他选取民间俚语和极端精致的文学语言相杂交,刻意制造粗鄙之极却又华美之极的反差语言结构,令人顿时发笑:
　　古诗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试问此楼,雕栏何在?玉砌何在?古词云:佳人难得,倾国。别人连国都倾了,她却倾不了一个破楼,真她娘没道理!所以她就等着那一天,要“仰天长笑出门去”!出门者,嫁人也。(《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不仅是民间语言与文雅语言的杂糅,王小波还通过一种轻快的言语戏谑,夹杂着古今用语的混搭,形成一种特殊的幽默感:
　　李靖在喝酒喝醉之后对隋炀帝所作的评价:“‘我们圣明仁慈的皇上,大隋朝的二世主君,伟大的隋炀皇帝,也就是大家在公共厕所叫他小混蛋那一位,已然得了不可救药的精神病!’……现在关东一带二十以下的处女,只要不瘸,不臭胳肢窝,鼻子眼睛齐全,统统被他搜罗了去。一等的直接关进迷楼,二等的留在外边备用,三等的给他拉龙船。这样就造成关东平原上严重的性饥渴,大批的光棍儿都要狗急跳墙。母猪的价格暴涨,可见事态之严重。”(《红拂夜奔》)
　　杨素在面对李靖的质问(你是谁?)时,所做的回答:“护花使者,聚芳斋主人。你们背地里叫我老混蛋,其实我是当世第一风雅人。老夫护国公、保国公、上柱国、东都五军指挥使、留守使、保民使、捉杀使、禁军都太尉,杨素便是。”(《红拂夜奔》)
　　在情节上,王小波坚信“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6]。在《红线盗盒》中薛嵩一直称红线为“蛮婆”、要教化她;在《夜行记》里面的和尚与书生,这两个一僧一儒谈的射艺剑术并互相讨教,但是前者却最后被他所教化的人所救,而后者则是一个杀人,一个打劫都非良善之辈。可见,在王小波的反讽与幽默中,带有一种强烈的反“说教”的气氛。对于“说教”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司空见惯的事情也进行了一种反讽,没有使用直截了当的论说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讽刺和自嘲表现出来,造成一种喜剧的效果。这也“表达了他反对这个社会以‘崇高’的名义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自由,反对传统卫道士的权威,反对社会规范对人性的压抑,使假借着高尚旗帜的‘说教’在反讽中剥下了虚伪的外衣”[7],这也是他解构文雅的一种目的。
　　王小波正是通过对于“有趣”的追求,通过反讽,在解构历史之后,又解构了文雅。
　　
　　三、“自由”的狂欢
　　
　　解构历史,解构文雅,这是对专制主义的历史以及所谓的高雅文化立场的一种解构,即对话语权的一种解构。在作者的笔下,形成了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也没有雅与俗的界限之分,想说就说,信手拈来,直接就形成了自己“诗意的栖息”。
　　在《唐人故事》里面,他还没有后期写《青铜时代》的那种理性的厚重感,他畅游于自己的想象空间。“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找神奇。”[8]他在故事中通过想象、联想、遐想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想”来塑造自己的自由空间。
　　从《红线盗盒》里面的薛嵩的可笑的求官经历,到《红拂夜奔》里面的红拂的鸟语,从《夜行记》里的射艺剑术的遐谈,到《舅舅情人》里面那个野猫似的女孩,无不包含着他的想象的影子。他认为,“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一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关于幽闭型小说》)[9]
　　在他想象的空间里面,崇高与低俗,甚至是恨与爱、生与死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在这里,他实现了自由的狂欢。在其小说不断的戏仿与反讽中,他赋予历史述说以平等的权利,唐之王二这个古代卖狗肉的人也能偶奇遇昆仑奴得绝代佳人;红线虽是“蛮女”,却敢爱敢恨,亦刚亦柔;李靖可以是流氓,和尚也能是劫匪。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主流边缘化或者说边缘中心化,在他的自由想象的空间里一直出现。他的笔下拒绝复杂的人称和视角的转换,基本上是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出场,穿越了时空的限制,给个人以追求和捍卫思想的自由。
　　这种自由的思想对他后来的时代三部曲的创造影响颇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无边无际的畅游,痛快淋漓的批判。
　　
　　四、感性的存在
　　
　　如果要把王小波早期的《唐人故事》和后来的《青铜时代》作比较,最大的差别恐怕就是理性。在《青铜时代》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逻辑推理,理性思辨精神的色彩随处可见,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甚至用归谬法证明红拂自杀殉夫的荒诞,让人读来颇为费力,但是相同的故事在《唐人故事》里你会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
　　在《立新街甲一号和昆仑奴》中,生活在立新街甲一号的“我”虽然向现实妥协了,但生活在长安城的王二却实现了理想;在《夜行记》里面虽然一僧一儒都非良善之辈,但最后却还是能够有所感悟,不要杀人不要抢劫了;《舅舅情人》里面的女孩,虽然像野猫一样诡异而又被弃无家,最后也获得了她所渴望的那种绿色的爱。所以,它们读起来那么有趣,那么痛快。
　　不同于后期王小波那种“越是以乌托邦的想像方式进入未来和过去,他就越是逼近了现实,越是不能逃脱现实的逻辑和压抑”[10],以及那缓缓的凝重的真实感、清晰可辨的理性思维的突现所带来的一种厚重而结实的感觉,这里他虽然也是有着想象,但是这是带有一种人性的美好想象在里面,期望大团圆,即使是精神上的美好,也要保存,这于文学来说正是其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把美好的毁灭给你看,那我们平时的痛苦该如何拯救,让我们除了再感同身受一下以外,又有多大意义呢?
　　早期的唐传奇故事大部分已在《青铜时代》中得到重写,但它们并没有被后者取代,仍然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在这里面,唐人故事还带有一种感性的理想色彩在里面的,人性的关怀更强一点,他在作品中的“有趣”也是一种“未被摧残的人性的基本诉求。”[11]这正是因为王小波在《唐人故事》里追求的是一种正面意义的积极的“生活的真实”。正是这种积极的“生活的真实”,给我们带来了持久的享受。
　　相对而言,《青铜时代》系列有过于调侃和拖沓之嫌。这个时期的作品里可以看出王小波对于精神家园的向往还是很有信心与美好的寄托的。“哪怕美好被平庸包围,想象最终被现实吞噬,他的小说里总有一个诗意的、想象的世界在闪亮,总有一股强烈的冲破现实、戏谑现实的力量,这也是他的小说让我们感到痛快,让我们向往、感动的原因。”[12]
　　文学一直都需要感动,小说更是需要。从王小波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比较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一想法重申的必要性。如果都只剩下调侃与评论,那么小说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注释:
　　[1]姚新勇:《“黄金时代”的重写与敞开——王小波的写作与现代新理性的重建》,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116-120页。
　　[2]黄云霞:《历史语境中的人性本相——论王小波的历史题材小说》,江汉论坛,2005年,第4期,第112-114页。
　　[3]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4][6]王小波:《文明与反讽》,《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第352页。
　　[5]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7]蔡河明:《反讽、戏谑、童真——王小波作品构建有趣的叙事策略》,文教资料,2007年2月号中旬刊,第81页。
　　[8]王小波:《青铜时代》,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9]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10][12]王柏华:《轻快而沉重的跳跃——谈王小波对小说的理解》,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46页,第54页。
　　[11]刘雄平:《荒诞的黑色与灰色的有趣——海勒与王小波的幽默之比较》,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第75-77页。
　　
　　(林贤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 林 贤： 文学一直都需要感动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