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人蒋防所作的《霍小玉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篇凄美感人的爱情传奇。故事以爱情“盟约”为结构中心展开,呈现出一种“盟约”式叙事结构,这种“盟约”式叙事结构起到了对故事文本的支撑作用,并对文本文化背景具有阐释意义,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召唤作用和富有魅力的内在张力。
　　关键词:《霍小玉传》 盟约 叙事结构 矛盾对立
　　
　　唐人蒋防所作的《霍小玉传》,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凄婉爱情悲剧。明朝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经这样评价:“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1]的确,在众多描写爱情的唐传奇中,《霍小玉传》显得尤为有思想,也更具艺术感染力。作为中唐传奇的扛鼎之作,其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霍小玉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不幸。第一次是她由霍王府的千金小姐沦为娼妓,因为小玉的母亲净持是霍王的宠婢而非正室,霍王薨逝后,“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故而逐出家门。第二次是由于李益放不下母亲为其安排好的托付高门的婚姻,把曾经海誓山盟的小玉抛弃,致使她寝食俱废,一病不起。很显然,这两次不幸都是由唐代宗法礼教的不合理及当时社会对妓女阶层的歧视造成,这是霍小玉悲剧的根源。作者通过成功塑造霍小玉这个形象,对封建社会宗法礼教提出有力的抗议,同时,又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热衷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
　　本文是从故事生成模式角度来解读文本,更多地关注其艺术魅力生成的内在机制。故事发生的唐代处于礼教宗法观念强烈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在这场爱情中,霍小玉的痴情、坚贞和最终义无反顾的决绝令历代读者深受感染,而李益对爱情盟约的背叛则受到了几乎所有读者的谴责和唾弃。诚然,从历史的客观角度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种形式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中绝少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换回我们理性的心安理得。相反,富有良知的读者会有更加强烈的追问:岂能让遗憾永远得不到平复?虽然故事的结尾以因果报应的轮回宿命观按部就班地安排了李益不得善终的结局,近乎潦草地给了读者精神和道义上的虚假安慰,但依然不能令人全然释怀。其实,这也正是故事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所在,笔者认为,这种艺术感染力生成的内在机制和推动力在于一个盟约的生成、维持、及最终的坍塌裂解,本文姑且将此叙事结构概括为:“盟约”式叙事结构,具体表现在盟约与背盟的矛盾转化过程。从故事结构的表层来看,这是一个天平由平衡走向倾斜再复归平衡的过程;从故事结构的深层来看,个人与社会之间、人格与人格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成了悲剧性结局。
　　
　　一、表层结构
　　
　　从历时性向度上观照故事的表层结构,我们根据叙述的顺序研究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不难概括出故事围绕“盟约”发生的几个阶段,即:一、李益擢第,博求名妓;二、霍李初见,著之盟约;三、李生负约,另附高门; 四、小玉访信,怀忧抱恨;五、豪侠之士,抱持相见;六、面斥李生,恸哭而绝;七、李益愧悔,自食恶果。这七句叙述性短语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单线序列,一、二句是初始的平衡状态,第三句是平衡的破坏,第四、五句是恢复平衡的努力,第六、七句是由不平衡翻转到否定性平衡。可以看出,《霍小玉传》的叙事结构作为一种经典叙事结构(平衡——破坏平衡——新的积极或否定性平衡),其序列次序所围绕的核心则是爱情“盟约”的订立、维持和瓦解的过程。在文本中则交汇为一个中心,即霍李二人订立盟约的感人一幕:“……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2]这是故事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然而人心有坚贞如玉者,亦有软如浮波者,世事处境在变,矛盾并未消除,犹大式的背盟随时可能发生,悲剧最终上演。
　　
　　二、深层结构
　　
　　从共时性向度上进入故事的深层结构,即分析内容各个要素在叙述顺序背后的内在联系,进而分析叙述话语同产生这些话语的整个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的超出话语字面的内在意义联系,我们不难发现,故事的深层结构则是追求幸福和幸福破灭的矛盾对立,从主人公的处境上讲,则是从幸运到不幸的变化。两情相悦是幸福盟约生成的原因,而宗法礼教和李生的自私负心是“盟约”破灭的主要原因,若只是“盟约”破灭,还不足以促使悲剧产生,这里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小玉的痴情与决绝。也就是说,“盟约” 式深层结构的成立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盟约”双方主人公的相对弱势的爱情和强势的宗法礼教难以调和的矛盾,也包括男主人公的“背盟”和女主人公的“守盟”及二人人格对立的矛盾:
　　(一)爱情与宗法礼教的对立。首先,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注重的是父权、男权。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尊阳贬阴,以及儒家礼制中君臣父子的秩序主从,脱不了礼教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男尊女卑一类。故妇女不可能取得崇高的地位,特别是身份卑贱的妓女。虽然她们的思想与精神是自由的,也有追求真挚爱情的权利,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她们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阶层很难使她们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婚姻。这也是霍李二人爱情盟约的客观外在阻力。其次,最具家长味道的大概要数李益的母亲太夫人了。书中写道,李益“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3]虽说是商量,但语气已经是不容置疑,“言约已定”,以至于“生逡巡不敢辞让”。在太夫人身上,体现了封建家长丝毫不可侵犯的威严。她要李益娶名门望族之女,这种门第观念带有了浓厚的宗法社会印记,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她遵循传统规范办事,强迫李益答应这门亲事,主体性地位十分突出。她坚决维护宗法制度,在作品中被赋予了强大的家长力量,成为李益背盟的直接推动者。
　　(二)主人公人格的对立。生活遭遇没有击垮霍小玉,反使她不顾世俗观念的束缚,更加勇敢地追求自己倾心爱慕的人,并且坚贞不屈,痴情至死不渝;而李益在爱情面前懦弱无能,有所承诺却无所作为。小玉始终磊落坦荡,而李益则言行不一,从中可以看到二人性格的碰撞。从人格上讲,小玉高于李益。从追求目标来说,小玉“不邀财货,但慕风流”,且她本身“资质穠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释”;[4]而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5],又自称“鄙夫重色”。对于“盟约”的订立来说,李生的初始动机就不是全然处于感情的真诚,而是“自矜风调”的感情需要而已,这是导致不幸的人为原因。从爱情理想来看,霍小玉超越了金钱地位等世俗东西,追求的是“至情”境界,看重人的才气格调,只有碰到了心中爱慕的才子才肯以身相许。而李益走的是彻头彻尾的世俗功利主义路线,毫无爱情理想准则可言,表面的才气格调终究掩盖不了他行为的卑琐可鄙。在中宵之夜盟约之时,李益信誓旦旦表示“誓不相舍”,李益的登科授官,将霍小玉推到爱情与现实的尖锐矛盾面前,小玉已意识到盟约的虚幻和面临破裂的危险,她并没有考虑其它退路,而是固执地从爱情出发,勇敢而真诚地提出了八年短愿:“妾年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6]而这时的李益“且愧且感”,表示“皎日之誓,死生以之”。可事实上,他一旦离开,就顺从了母亲安排的亲事,辜负了小玉的八年之约。不仅如此,而且“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和小玉断绝联系,真是绝情可恨之极。直到他来长安迎娶卢氏,和小玉近在咫尺,还不肯前往一见忧思成疾的昔日爱人。所幸有个黄衫侠士看不下去了,把李益劫持到小玉面前,这时的小玉已奄奄一息。她质问李益:“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従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7]至此,盟约化为泡影,爱情的天平彻底失衡。在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绝,将爱情走到极致。这是她爱情理想的个性化倾诉,是她重感情世界轻现实生活的个人选择,是她下“赌注”的明确表达。试想如果不是其爱情理想的高脱,怎么能做出这样惊世骇俗的决定,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生命来完成一段注定消逝的爱情?在强势的男权社会,她的选择出于无可奈何,但也更加体现了她对爱情的崇高追求。在盟约坐标下的爱情蜕变过程中,小玉自始至终地执着于爱情,而李益则口是心非,一步步偏离盟约的坐标,其自私懦弱的面目暴露无遗。我们甚至可以把李益的盟誓认定为肺腑真情的流露,但正如萨特所说:人们从来不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李益的懦弱在于明知这样的盟约不会有什么结果,却还是在感情的驱使下“请以素缣,著之以盟约”,而一旦遇到社会的阻力,便立刻做出“痛苦无奈的选择”,这和鲁迅《伤逝》里令涓生愧恧不已的如电影镜头的那一跪何其相似,人性真正的卑污恰在于此。故事最终的结局是霍小玉殉情而亡,李益也生不如死地苟活在世上。对比之下,霍小玉的人性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李益自私懦弱的性格也暴露无遗。
　　三、“盟约”式叙事结构的内在张力
　　以《霍小玉传》“盟约”式叙事结构为典型,进而固化为叙事性文学文本的典型结构后,其内在矛盾性对读者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召唤作用,并在悲剧性叙事文学文本中得以复制和演绎。盟约的悲剧性在于它只是双方一时的承诺,无人可以测定盟约双方究竟是真心还是谎言,于是盟约成为一场赌注,成为一场残酷的游戏。对霍小玉来说,赌注是对自己身世绝然的反抗,因为她深知这一盟约的实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显得多么软弱和虚幻。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盟约的实现与维护的权力从根本上掌控在男性手里,作为弱者的她,赌注是不得已却又是唯一获得爱情的方式。与其说她是为盟约而死,不如说是为凄苦无依的灵魂抱持的那份近乎超越现世沉重生命的爱情赌注而死。人生的抉择很大程度上近似于赌注,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论及信仰问题时说:“正确的方法是根本不要打这样的赌……但你必须打赌。这是不可以选择的活动。”[8]赌注源自于对所信之物的坚贞的向往,而不在于失败与否的种种顾虑。在面对可能会实现的值得拥有和珍惜的幸福愿景时,放弃赌注就意味着向庸常妥协,“赌注的确定性就等于可得的不确定性,只要事实上两者之间有无限的距离存在着。因此,我们的主张有无限的力量,此时,在得失风险平等的一切赌局中,我们可以押上赌桌的东西有限,而可以得到的东西有无限之多。”[9]但霍小玉的赌注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她无法左右男权社会的强大力量,只能生成一场令人叹惋的爱情悲剧。盟约式的赌注——这是男权社会里女性唯一的彻底反抗形式。正是这种赌注式的矛盾悖论,使得盟约注定成为一场精神和肉体的冒险,其本身就暗含着悲剧的成分,这也正是故事结构巨大的内在张力和艺术魅力所在。与《霍小玉传》相似的“盟约”式叙事结构在后世叙事作品中继续演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和李甲的爱情盟约建立在十娘的积极主动和李甲的怯弱不安中,注定了这场盟约的悲惨结局。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把盟约式结构演绎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将前二者的今生之约演变为前世之盟,爱情矛盾的支点分化为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抗衡,悲剧的核心在于即使是看似牢不可破的前世盟约也无法与现世的宗法礼教相抗衡,成为《红楼梦》悲剧的不可逾越之处。随着我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这种“盟约”式叙事结构的建立和演绎成熟,遂成为我国古典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94页。
　　[2][3][4][5][6][7]焦垣生,张蓉:《中国古典小说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1页,第70页,第68页,第68页,第69—70页,第71页。
　　[8][9][法]帕斯卡尔:《思想录》,李斯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99页,第101页。
　　
　　(付玉东 新疆库尔勒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841000)

• 付玉东： 对《霍小玉传》“盟约”式叙事结构分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