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是指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希腊文学中对“人”的发现;俄国文学中对人的心理的探究;易卜生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德国“狂飙突进运动”。
　　关键词:五四 个性主义 思想 来源
　　
　　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是指个性解放。较早对“个性”一词的论述始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说:“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1]李大钊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提出:“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2]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都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有识青年。因此,他们的思想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大多来源于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希腊文学中对“人”的发现
　　
　　古希腊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最瑰丽的珠宝。这主要在于它对人自身的伟大发现。希腊神话、史诗、戏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不管是人或神,都充满了人性主义的光辉。希腊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所以在希腊文学中,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神、人、英雄是一体的。这同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有本质区别,中国的神话严守“神人有别”,神仙与人是截然不同的,神与人之间有明确界限。神仙永远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无欲无求的。几千年来,敢于挑战神的权威的只有“孙悟空”一人而已,并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孙悟空并非人。敢于打破神人界限的也始终只有“七仙女”等寥寥可数的几位女神仙。因此,当古希腊文学传入中国,人们惊讶的发现,原来神并不神秘,他们与普通人一样,一样的身体、一样的心理、一样会有所欲望、一样会求之而不得。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伟大。个性与人格就此渐渐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理论家周作人对希腊文学十分推崇。他的《平民的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儿童的文学》等都曾以希腊文艺思想中关于人及人性的学说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学衡”诸人、郭沫若、郑振铎等都曾系统的介绍过古希腊文化。
　　
　　二、俄国文学中对人的心理的探究
　　
　　俄国文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达到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其文学的高度发达与生产力的低下形成鲜明对比。而19世纪俄国文学如此发达的原因就来自于对人自身的关注。对于人类的爱,对于使人成为怯懦、低贱的人的行为的憎恨,是俄国文学的重要基调。对于人内心世界的关注则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重要特色。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巨匠把文学引入人的内心,用文学表现人的心灵。安特莱夫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欲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贵,便因其最高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3]高尔基干脆把文学叫做人学。由此可见,俄国文学的中心始终是人,表现人的个性、理想、追求。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译介是最多的,李大钊、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新文化先驱都曾深受其影响,创造出《狂人日记》、《女神》等像俄国文学一样的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文学研究社“为人生而艺术”更是来源于此。
　　
　　三、“易卜生主义”
　　
　　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茅盾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这几天,上海戏剧协社正在公演易卜生的名著《鬼》(又名《娜拉》)。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侯,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总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绍的。”[4]可以说五四时期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介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热度。
　　中国的思想启蒙家们,都对易卜生表现出巨大的兴趣。《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海上夫人》一时成为人们竞相阅读的巨著。无数的青年男女在易卜生的影响下,走出封建家庭的束缚,寻求自身价值。特别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女性在《娜拉》的影响下,闯出封建落网,走入社会,参加社会活动,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必依附于别人,可以独立存在,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作为人的独特个性也被充分发现和展示。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等都对易卜生主义作过系统的介绍。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中介绍易卜生说:“其后有显理伊勃生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愚顽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而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5]鲁迅是把易卜生作为精神界之战士而加以介绍的。鲁迅认为他“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6]
　　作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之一的胡适,可以说是易卜生主义的鼓吹者,他曾说过: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7],胡适之所以如此信奉易卜生,是因为他在留学期间就不断接触易卜生的作品,引起了共鸣。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从1914年7月起,就较为集中、较为系统地研读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剧”,并在此基础用英文撰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稿,还将文稿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过。回国后,又将此文改译了中文,发表于《新青年》“易卜生专号”。《易卜生主义》一文,通过对易卜生戏剧和书信的分析,较为全面地宣传了易卜生的思想 ,同时也宣传胡适自己的主张。概括起来,突出的思想和主张是:“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8]易卜生吸引当时的青年的心的最重要的两点便是:敢于攻击社会的挑战精神和敢于独战多数的无畏精神。很明显,这是典型的个性主义。
　　可以说,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对中国五四精神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没有易卜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至少还要迟上几年。
　　
　　四、尼采的“超人”哲学
　　
　　19世纪,尼采哲学在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20世纪初,尼采哲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的中国投入一块巨石。
　　中国最早介绍尼采的是梁启超,后来王国维发表了《叔本华和尼采》,系统地介绍了尼采的思想。但真正让尼采哲学进入人们内心的人是鲁迅。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介绍了尼采。称赞他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特别赞赏其“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而张精神”,“乃是‘轨道破坏者’”。
　　尼采哲学中对人的个性的张扬是五四作家特别推崇的,在尼采思想的鼓舞下,20世纪初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世界上最伟大,最有力量的不是上帝、不是神话中的神仙,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只有人的潜力才是无穷无尽、挖之不竭的。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个性是必须得到张扬的,是不能受压抑的。正是因为尼采,中国才会出现那么多具有反抗精神的有识青年。
　　
　　五、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歌德
　　
　　18世纪,德国掀起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狂飙突进运动”这是一场以文学为中心的反抗的、叛逆的运动。恩格斯曾说过:“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9]
　　我国的五四时期与德国狂飙突进时期是很相似的,都是以文学为中心,都是以非常叛逆的方式反抗旧的腐朽的文化。郭沫若在1920年1月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上说:“我想歌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地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10]在28年后,当他把《浮士德》第二部译完后,他仍坚持这种观点:“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象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同是由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间。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11]
　　五四期间,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歌德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创造社诸君上,其中以郭沫若为最。从1919年开始零星地翻译《浮士德》第一部,到1947年译完第二部,前后花了近30年时间。他还倡议成立“歌德研究会”,虽然最终没能实施,不过可见郭沫若对歌德是很痴迷和崇拜的。他从1921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直到1922年初脱稿。同年4月,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上海出版,立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并很快在中国形成了一股“维特热”。郭沫若对歌德如此推崇的原因是因为歌德所宣称的正是一种强烈的、纯粹的“个性主义”。这对五四时期创造社的创作与理论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通过创造社的介绍,歌德等一批狂飙突进的英雄人物进入到五四青年的心中,成为反对封建压迫、追求个性解放的生力军。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除清末至五四时期外,个性主义是很少被提到的。个性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地、君、亲、师为信仰核心。五四时期提倡个性主义,首先就是要求冲破束缚个性的中国旧家庭制度和封建伦理秩序,故五四启蒙者在提倡个性主义之始,批判旧的家庭制度和理论道德的束缚,成为个性主义的最直接体现。
　　
　　注释:
　　[1]李金銓:《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2]李大钊:《新青年》,1917为第6卷第5号。
　　[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7年版。
　　[4]《文学周报》,1925年,第176期。
　　[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散文》第3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1页。
　　[6]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散文》第3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56页。
　　[7]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813页。
　　[8]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612页。
　　[9]恩格斯:《精神现象学》.北京出版社,2008年9月,第24页。
　　[10]田汉,宗白华,郭沫若著:《三叶集》,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6月版,第18页。
　　[11]郭沫若:《〈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田益琳,张艳 四川郫县古城镇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11741)

• 田益琳 张 艳： 浅析五四时期个性主义的思想来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