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石英是一位具有探索意识的散文家,对散文这一文体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索。他回避正面抒情,表现出捕捉细节的出色能力。其游记作品既描述风物,又关注历史,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在同时代作家陆续创作活力之后,石英以自己对散文艺术的钟情与执着,仍旧保有鲜活的创作生命力。
　　关键词:探索意识 叙事 细节 游记
　　
　　石英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新时期,石英又出版了《秋水波》、《母爱》、《回声集》、《哲理之花》、《多情集》、《魅力集》、《最新的感觉》、《钟情无悔》等散文集多部,是一个有影响的散文家。
　　石英的散文从体裁上看十分广泛。古耜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石英是一位致力于多种样式的文学实践,且每一种样式的文学实践都有成就的作家。……30多年来,石英始终把较多的心力投注于散文的创作和探索,持续发表了大量的、思深文美的散文作品”。[1]
　　石英写的最有韵味的是回忆性散文。作者采用散文最“正宗”的笔法,叙述了自己艰难曲折然而始终充满向上精神的人生旅程,使读者看到一个优秀生命个体的坚实足迹。他常常回避正面抒情,在叙事中适当揉进抒情因素,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作者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情愫。《对竞争对手的怀念》写作者对小学同学万民元的怀念。两个人曾是学习上的竞争对手。“我觉得万民元心眼太多,也太嘎,还是躲着他好,也好少吃些亏。”后来万民元因家贫退学参军,最终作为解放军的机枪手战死在胶东战场上了,而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通信,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收到没有。“经过35年的时间沉淀,……我透过汽车的玻璃窗极目仰看,想辨识哪是万民元当日作为掩体的山口”,我“不想掩饰他少时在使暗劲儿时那咬小指头的嘎样儿,甚至也不想避开他争强斗胜时也耍点鬼心眼儿。”这样的文字下埋藏的,是对无情战争的真实回忆和反思,是历尽岁月淘洗而终不退色的同窗情谊,是“补偿早逝者本应达到而不能达到的遗愿”的感人至深的真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情怀,石英的回忆性散文具有一种不动声色却感人至深的力量。
　　这些散文还表现出在平凡无奇的生活中捕捉精彩细节的出色能力。大量的细节不仅提高了作品的表现能力,使人们不断体会到审美的愉悦,而且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思索与震撼。作者写自己被病重的母亲从北京招回山东老家,“有天晚上,她‘起夜’,在外室,好长时间不回来。我醒来了,很不放心,下地一看,原来她坐在罐子上起不来了。我扶她起来,她颤动着身子,手电筒插在棉裤腰里,还亮着……”——风烛残年时不为人知的悲哀:希望孩子搭把手又怕孩子被惊扰的复杂心理,裤带都没解却坐在罐子上的艰难与恍惚,生命即将走到终点、而灯却依然充满渴望地亮着……。在石英朴素的叙述中,我们不但理解了什么叫母子情深,更体会到生命渐至黄昏的艰辛与无奈,在感慨之余,我们会因此而更加珍惜亲情,尊重生命,——优秀散文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能正是这样产生的。
　　石英喜欢关注历史,博览史书;同时又酷爱旅游。他将两者结合起来,让生命坐标尽力向时空两个维度延伸。在游走中,他既关注风物,又关心与此有关的历史,创作出许多游记作品。
　　“自古以来的中国游记散文就是以它能够在一种不断进击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自身不同于写人记事类散文的灵动与鲜活的美而被世人知晓和称颂,也为后来的诸多散文家极力推崇并赋予了主动积极的创造性介入。”[2]石英就是在这种 “赋予了主动积极的创造性介入”过程中建立了个人游记作品的风格的。与传统游记不同,石英不仅仅是用所谓“移步换景”的方法记叙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是顺理成章地融进了生命个体对风物景观山川河流的热爱和对绵延不断的历史的独特理解,这就使得其作品和传统的游记相比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厚度和情感温度。
　　首先,关于思想。石英主张文学创作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他认为: “应当让人们在读一篇散文新作的时候,感到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气息,……不仅是从表面用语上,即使从作品的内蕴中,也能使人透视出那种不能使人误认的时代印记。”[3]在作者早期的散文(游记)中,主题思想的单一性常常比较明显,越到后来,作者的思想就越表现出理性思辨色彩。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不断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由太平天国诸王府想到的》中,作者对天平天国农民起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以最高领袖观点为圭臬。进入新时期,在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下,一些学者大胆探索,渐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由于思想观点的差异,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争论。石英在“较为集中地做了一些实地考察后”,得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起义者自身致命的缺陷。“既然形势未稳,天下未定,甚至‘八字还没一撇’的情势下即如此豪奢,假如坐稳了天下,再无敌忧之后又将会成何样子?”石英认识到了“这是一个绕不出去的怪圈,这个怪圈中早已布满了最终难免失败的种子。”——告别盲从,一点一点挖掘出自己大脑中已经僵化为石质的东西,为个体的思考留出足够的思想空间,这是国人在告别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之后最初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它漫长艰难但无可回避,在石英的散文中,我们也一样看到了逐步走向觉醒的印记。
　　《寄情钓者》是写富春江上的严子陵的。他首先肯定了严子陵拒绝诱惑不为高官的“‘拧’劲儿”,突出了他对个人命运选择的坚定执着,同时也指出:“出于某种动因和际遇,以某种迥乎俗常的形式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己之才能为后世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则更值得称许。”这种思考已经摆脱了一元化的方式,看到了自古以来被人们所称道的“隐士情结”中所隐含的消极色彩,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理性思维的高度。曹明海、赵跃曾评价说:“石英散文的这种理思美表现,是力图在当代理性哲学的高度上,探寻时代和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用光华四射的理性之烛,关照社会、窥视探究人生,开掘人的心灵深处跃动的欲望和理念,揭示民族深邃的性格意识与时代精神。”[4]
　　其次,关于感情。石英认为:“没有情或寡情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是起码够格的散文。”[5]感情是人类最难控制的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力量,不同的情感常常决定了作品的意趣、格调、甚至思想境界和社会价值。从创作视野看,石英的情感世界很少为小的意趣、小格调所左右,而常常关注那些具有启示意义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将对历史的深沉感慨化为对人性与社会的抨击或讴歌。《袁崇焕无韵歌》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指出:“明王朝固然腐败透顶,清军难道就是仁义之师?”在纷繁复杂到一言难尽的历史现象中,作者所看重的是民生,“他所帅的那支孤军奋战的军队是一道新的长城,在这颗心和这道长城后面,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平民百姓,是荒旱经年奄奄一息的田禾。”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立足点使作者超越了发思古之幽情的窠臼,体现出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另外,作品中感情的“度”也是作者关注的问题。石英的游记体散文重情却不煽情或滥情,而是将适当的感情融入作品的叙述之中,使之成为水乳交融的一体,这也是其作品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由于“社会共名”的影响,石英曾经像当年的郭小川一样,是或多或少把自己当作 “战士”的,这就难免使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有所稍弱。但随着时代发展,作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散文艺术的钟情与执着,使这种局限性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在50年代中期到文革发生前期这段时间,被当时文学界所肯定、表彰的作家,除个别的例外,在‘新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力已难以为继。他们中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然仍不断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6]石英正是这个“例外”和“个别”。
　　游记是一个日渐萎缩的文体。石英能够在文体萎缩的大背景下,以数百万字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当代的游记创作,这不仅仅标志着这一文体在现有文学发展阶段中活力尚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家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胆气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在游记这一古已有之且大致定型的文体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合理演变中,石英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作为作家,他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到了充分证明。
　　
　　注释:
　　[1]古耜:《放歌生活的真善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
　　[2]雪塬:《心灵时空的审美变奏——石英散文集〈生命之旅〉的一种阐释》,当代文坛,2003年,第3期。
　　[3][5]石英:《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第123页。
　　[4]曹明海,赵跃:《激情、沉思与诗——石英散文解读》,文艺评论,2003年,第3期。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刘涵华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455000)

• 刘涵华： 海外华文作家散文简论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2期
• 刘涵华： 石英散文简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