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愈三篇碑志文中的反道教方术思想刘敏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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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9142

[ 刘敏文选 ] 　　

浅析韩愈三篇碑志文中的反道教方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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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韩愈三篇碑志文中的反道教方术思想

◇ 刘敏

　　摘要:韩愈对道教深恶痛绝,对道教的毒害有切肤之痛,他利用碑志文反对道教,既是揭露道教的虚伪和荒谬以达到捍卫儒道的目的,也是实践他“不平则鸣”“文以明道”的古文理论的成功范例之一。
　　关键词:韩愈碑志文反道教方术思想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崇尚儒家,反对佛教,他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写于宪宗十四年的《论佛骨表》中,后世论者多认为韩愈反佛的力度远远超过对道教的排斥,更有甚者说韩愈是反佛不反道的。说韩愈排佛大于反老尚有一定的客观事实依据,若说韩愈不反道教则失之偏颇了,韩愈诗集里诸如《谢自然诗》《谁氏子》《华山女》那样排斥道教的诗作自不必说,即使在碑志文中他也不忘揭露道教的虚伪和荒谬,其中最能体现他反老思想的三篇,即《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和《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笔者以为韩愈利用碑志文反对道教,是找到了一个比诗歌更为有力的战斗武器,也是实践他“不平则鸣”“文以明道”的古文理论的成功范例之一。
　　这三篇碑志的墓主均是信奉服药长生的谎言而得疾丧身的人,与韩愈本人或为好友 ,或为至亲。如《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的李虚中的临终遗言即是对韩愈和韦中行说的:“将疾,韦中行大受,韩愈退之曰……”,可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而另一篇《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的墓主韦中立乃是韦中行的哥哥,这篇墓志就是韦中行与韩愈同作的,见文中所言:“于时中行为尚书兵部郎,号名人,而与余善,请铭”。而《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的墓主则是韩愈的侄孙女婿。
　　身边人的遭遇对韩愈来说是最为直接的触动和震撼,因而把他们因愚信而酿成的恶果写出来则是揭露道教虚妄的最有力的证据。韩愈对道教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主要体现在上述三篇碑志文中。
　　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墓主李虚中是韩愈的友人,前已述及。此人“年稍长,喜学,学无所不通”“言行能高”被诏为真御史。后于元和八年四月诏征既至,宰相欲白以为起居舍人,却于六月蛆发背而死。铭文中说他一人独立支撑兄弟六家生计,“独念寡稚”不能在朝廷进取,求分司东都,韩愈称赞他“呜呼,其仁哉!”可就是这样一个恪守儒家正统德操的人却“亦好道士说,于蜀求得秘方,能以水银为黄金,服之冀果不死”最终却因此丧命。韩愈对亡友的死怀着极大的痛惜之情,因而不忍责其妄求长生之错。可是对诱人以长生不死之说实际上却害人的道教的揭露是毫不留情的。文中还叙述了李虚中的兄长因学道去官不营人事的事,李虚中的死给韩愈留下的痛与恨都是深刻的。
　　《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写于元和十年,通篇只记述了墓主韦中立采药铸金不效而亡这一件事,可谓奇特。曾国藩评论说:“公《与中行书》交谊绝厚,铭其兄专叙合药事,极愚可悯。若中行存世俗之见,只肯称美,公或勉从之而夹叙其善事一二,则文不能如此奇警矣。”曾氏所谓“奇警”是说韩愈突破碑志文的一般写法专叙韦中立迷恋道家方术醉心炼药一事是想借此以警示世人引以为戒,认清道家方术的欺骗本质。
　　李虚中和韦中立的悲剧激起了韩愈对道教的极大反感,这种反感逐渐发展成为郁结于胸中的巨大怨愤。可以断言的是李虚中和韦中立的悲剧在当时绝非为道家所害命的偶然个例。到了长庆三年,韩愈的侄孙女婿李于也因受道教药法所误而命丧黄泉,诱杀李于的直接凶手则是在宪宗朝一度受到皇帝重用后又臭名昭著的道士柳泌。在为李于所写墓志中,韩愈集中一切笔力对道教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清算。
　　《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全文近700字,仅用108字叙述李于的生平事迹,仅这一百多个字中就有50多字专叙李于受柳泌饵药之法而致死的经过,据此可以看出韩愈的动机原本就不是单纯创作一篇墓志,而是要写一篇抨击道教食药求长生的虚妄本质的战斗檄文。文中李于事迹后一段不长的议论可谓是全文的纲领:“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书所记及耳闻相传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亲与之游而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诫。”这一小段话揭示了道教服食长生之法的本质是杀人,作者作文的目的是“以为世诫”。韩愈所列七位皆是世所共识、有名有位的官员,其中有尚书、御史大夫、金吾将军这样的文武重臣。这些人与韩愈同朝为官,他们服药丧生的事韩愈是亲眼目睹的,工部尚书孟简还曾向他亲授秘药。对这些人服食药物以致最后丧生的痛苦过程他直书不隐,有些触目惊心的细节描写是他用诗歌无法表现的。如工部尚书归登自述其服药的痛状:“若有烧铁杖自颠贯其下者,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刑部侍郎李建则是无病暴亡,李于从柳泌之处受药法,“服之往往下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死时“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读来令人发指,然而这些事实却是道教杀人的铁证。这些当时精英悲惨的结局在韩愈看来确是“可以为世诫也”,他用一个反问句来揭示他们愚昧:“蕲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
　　道教信徒们的悲剧反映了道教对他们的迷惑之深,毒害之重,他们往往等到死亡最终来临的那一刻才会幡然醒悟,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如刑部尚书李逊将死之时对韩愈说:“我为药误。”对这种侥幸心理,韩愈在文章的最后做了精确的剖析“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后之好之者又曰:‘彼死者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始病,曰:‘药动故病,病去药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这段话是说很多道教信徒面对同类因服药丧生的现实不引以为戒,自欺欺人地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修成真正的道,我是不会这样的。”当他自己因此得病还执迷不悟地说得病是服药的正常反应,病好之后药的最终疗效就会发挥出来可。当病入膏肓之时又悔之已晚。这套荒谬的狡辩无疑是道教术士灌输的结果。韩愈对此痛心疾首:“呜呼,可哀也已!”
　　韩愈正是选取这一最能震慑人心的角度与碑志文相结合达到自己揭批道教方术荒诞不经,捍卫儒道的目的。
　　
　　 (刘敏阜阳安徽省颍上二中 2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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