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曹禺戏剧中的三个奇异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整理,探索曹禺戏剧创作的民族性及创作道路上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人物形象 女性命运 创作轨迹
　　
　　著名的戏剧大师曹禺在20世纪30年代,为世界女性画廊增添了三个奇异的人物形象,她们分别出现在曹禺的早期创作《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她们是蘩漪、陈白露、愫芳。曹禺通过这三位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罪恶的社会必将没落的本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三位女主人公不同的遭遇和命运探索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发展轨迹。
　　
　　一、蘩漪
　　
　　蘩漪,无疑是曹禺笔下最精彩、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形象之一。蘩漪出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种时代的影响与她自己的出身、教养和特殊的经历融合,形成了她独特的个性。封建门第的出身和教养,虽然在她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却没有能够使她成为符合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典范女性,她为了反对封建桎梏而努力挣扎。
　　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蘩漪稀里糊涂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周朴园。周朴园专制蛮横,不给蘩漪任何自尊。周萍的朝气,像一阵春风,引起了她追求自由幸福的渴望,于是她把生命、名誉、地位、未来都托付给了周萍,但周萍这棵“弱不禁风的草”则全然没有替她遮风挡雨的心理准备和实际能力。于是,蘩漪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受骗:嫁给了一个专制冷酷的丈夫,又爱上了一个无情的情人。蘩漪那最“雷雨”的性格爆发了,她要“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都烧个干净”。
　　在蘩漪身上,既有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又有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渴求,她是一个“半新半旧”的女性。但她的反抗仅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对封建专制压迫的反抗,而失败的悲剧命运又证明这一条道路走不通。它形象地说明,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旧嬗变的时代,暂时还不具备妇女解放的历史主客观条件。但蘩漪的反抗,却反映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作者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展现她的价值的。
　　
　　二、陈白露
　　
　　如果说蘩漪的悲剧在于她思想上的半新不旧的话,那陈白露的悲剧则在于她的人格分裂。作为“五四”后的第二代女性,从表面上看,她是比蘩漪“幸运”得多。
　　她没有像蘩漪那样被囚禁在封建牢笼里,而是走向了社会。和诗人的结合又分离,是对她的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得她的精神追求落空了,她不能和诗人走向人生希望之路,那么她就得走上另外截然不同的道路,即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前者对于彻底冲出家庭牢笼她是不愿意的。于是当她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已是“顶红、顶红的变际花”的身份了。她对这种寄生生活本能地感到厌恶,但享受奢华的恶习使她又不得不陷于这泥淖之中,在她身上仍不失有善良和正义的闪光,救“小东西”的行动就是明证。救“小东西”的失败更使她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脆弱,她最后对个人奋斗的信条绝望了,对自己也绝望了,她将生命如朝露般地消失以维护生命的自尊。陈白露的悲剧,印证了鲁迅关于“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标志着新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终结。
　　从蘩漪到陈白露,使我们看到了两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追求革新解放的道路上悲剧命运的发展线索。蘩漪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始终没有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在走出家门前就被扼杀了,而陈白露的悲剧则是走出家门以后的悲剧。二者的悲剧命运都昭示了,如果个性解放者仅以家庭为限而没有更崇高的人生理想,她们将只会漂浮在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中而没有出路。曹禺没能为她笔下的女性指出一条生路,他对她们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理解和同情上。
　　
　　三、愫芳
　　
　　1940年,曹禺创作了《北京人》,塑造了继续蘩漪、陈白露之后的第三个成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形象——愫芳,这也是作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命运的又一探索。这是个终于挣脱了旧时代的命运而勇敢地走向新生活、新世界的妇女典型。她沉静缄默,心地善良,温厚慷慨,从来都不以恶意去看待别人,更不采取恶意的报复和反击。她时常忘却自己的不幸,去抚爱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她既不像陈白露那样爱情至上,也不像蘩漪那样不择手段地获取爱情,她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是建筑在自己吃苦忍痛的基础上的。她的这种认识,比起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者蘩漪和陈白露要高尚得多。当她一旦真的认识到文清不值得爱时,她的态度又是非常决绝的。愫芳并不比蘩漪刚强,但她出走了,她也并不陈白露有才干,但她肯定不会堕落。这个本来具有悲剧命运的女人,没有陷入悲剧,而是走向新生活了,原因就在于她没有蘩漪、陈白露的个人主义沉重的精神包袱,她的路是和时代前进的道路合拍的,她的路是时代给予的,也是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的剧作家给予的。
　　曹禺塑造愫芳这一形象,是她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命运的新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带有一些缺陷。和蘩漪、陈白露相比,她固然是有许多后者所没有的美德,但却缺乏那种战旗高扬的反抗性格,她不能够痛快淋漓地去反抗,去揭穿旧势力的罪恶与虚伪。在她身上较多看到的是旧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而感受不了多少“五四”以后新时代女性的气息,因而令人沉重而压抑。剧中这种过分纤细、柔弱的感情,不能不削弱了作品的战斗性。同时,作者对愫芳出走的必然性描写不多。在剧作中,我们看不到她出走前有多少坚决与旧的决绝的思想变化,而且,她临走时一再流露出对曾皓温情脉脉的留恋,说明了她与旧的还有割不断的情丝。作家之所以让她出走,多少是无形的反抗。从蘩漪的毁灭,到陈白露日出前死去,再到愫芳在汽笛声中走出曾公馆,这就是曹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命运发展线索的探索。这一探索是艰难的,成功也是有限的,但曹禺不再为她们流着眼泪送葬了,他开始相信她们的前途,并为她们指出了一条也许还模糊不清的光明的道路。
　　(周学芳 绍兴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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