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故乡天下黄花》是刘震云的一部极富故事性的作品,小说由四个小故事组成。根据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情节原则对作品进行解读,发现作品潜藏着作者对历史、对人性、对文学的一种深沉思考和反思。
　　关键词:刘震云 《故乡天下黄花》 结构 叙事
　　
　　评论家摩罗曾说:“刘震云正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像鲁迅一样,他在我们最习以为常、最迷茫不解的地方,看出了生活的丑恶与悲惨。”[1]这是对刘震云极中肯的评价,也是他的小说独特之处。有关刘震云作品的“民间”、“先锋”、“历史”、“权力”等诸多特点已被学界所评论。但对《故乡天下黄花》此类作品的具体解读却不能让人满意。这是一部故事性很强的作品,运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一些原则对它的情节、结构、形式进行解读,将会透过文本表层发现一些隐藏在背后的东西。
　　
　　一
　　
　　西方学者对情节的传统理解源于亚里士多德,一般认为:“情节是表现人物间相互关系的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由一系列展示人物行为,表现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具体事件构成。它具有故事性,但又不同于故事,故事侧重于按时间顺序讲述事件,情节则是作家从自身审美意识出发对生活现象加以重组的结果,侧重与表现事件的因果逻辑,它要求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人物的矛盾冲突,揭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2]到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和欧美结构主义叙事学时,对情节这一定义有了新的认识,其核心是“将原属于叙事作品内容范畴的情节解释成形式因素,使情节从以往‘对事件的安排’或‘对人物行动的模仿’转化成‘事件的组合方式’或‘人物行为的结构模仿’”[3]。尤其俄国学者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开掘的“情节下面的情节”,从叙述功能角度发现作品的深层结构模式,更把对情节的认识向前推了一步。普罗普比较了下面几个例子:(1)杀皇上赐给主人公一只苍鹰,苍鹰负载主人公至另一国度。(2)老人送给苏申柯一匹骏马,骏马负载苏申柯到另一国度。(3)巫师给了伊凡一只小船,小船载运伊凡到另一国度。(4)公主给了伊凡一个指环,从指环中跳出来的年轻人背负伊凡到另一国度。普罗普指出,“上述四个故事中有可变与不变的两种因素,其中角色的姓名、身份、属性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行动模式及其功能却未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就表面形态而言,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情节,但就深层结构而论,这些故事又有着共同的情节。”[4]
　　根据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情节原则以及普罗普的“情节下面的情节”理论对《故乡天下黄花》进行文本细读。不难发现,作品中的四个故事也存在这种“情节下面的情节”,对这种情节下面的情节进行解读,将会发现作者在文本中寄寓的一种东西。
　　
　　二
　　
　　小说整体上讲述了马村村民在民国初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这一时间内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全书分为四个部分,讲述四个故事。虽然故事按线性时间顺序演绎,但四个故事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因为四个故事中主人公具体展开故事的情节相关性不大。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把四个故事分别看待,并不做整体分析。第一个故事“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讲述马村的人们为了争做头人——一村之长,不断地拼杀和抢夺。李家不惜雇杀手暗杀了现任村长孙殿元,从此拉开了孙李两家世代仇杀的序幕。只因得到村长的职位就可以断案吃饼,得到村民“尊重”,在村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第二个故事“一九四○年——鬼子来了”中孙家李家后代孙屎根、李小武、路小秃都费尽心机、互相争斗伺机捉住来村里收粮的日本人,因为可以逞威风,邀功请赏换取队长、旅长的职位。第三个故事“一九四九年——翻身”中在无产者赵刺猬、赖和尚和地主许布袋及李家后代及土匪路小秃之间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与反批斗、迫害与反迫害的生死斗争。批斗迫害的一方可以名正言顺地分地主粮食,强暴地主老婆,并且打死地主不偿命。第四个故事“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讲述了为了得到“红木印章”赵刺猬和赖和尚聚伙斗殴的故事。得到这个“红木印章”,在最困难时期也能吃夜草,随便霸占别人媳妇,并且获得其他村民最大限度的信赖与尊重。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斗争双方或三方“殊死搏斗”的时候,其他村民绝对不是“责无旁贷”,他们是斗争几方的最大“帮凶”。我们也可以把以上四个故事情节结构简化为:(1)孙家李家及其帮凶为争夺村长职位相互间进行“殊死搏斗”。(2)孙屎根、李小武、路小秃及其帮凶为了得到队长、旅长职位相互间进行“殊死搏斗”。(3)赵刺猬、赖和尚、许布袋、李家后代、路小秃及其帮凶为“翻身”与“反翻身”的出身身份相互间进行“殊死搏斗”。(4)赵刺猬、赖和尚及其帮凶为了得到“红木印章” 相互间进行“殊死搏斗”。
　　同样,上述四个故事也具有可变与不变的两种因素。其中,进入斗争的几方人物姓名、身份发生了变化,可他们的行动模式及其功能却没有变,即:几方人物为争夺某一事物相互间进行“殊死搏斗”。而被争夺的事物无论是村长职位,队长旅长职位,“翻身”身份还是“红木印章”都直接指向“权力”。
　　
　　三
　　
　　按照俄国形式主义和欧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情节理论,我们把故事的情节结构看成是作品的形式因素,同时我们说作品的任何形式因素都是作者自觉创作的结果,都是用来表现作品意义内容的技巧。那么《故乡天下黄花》的这种变化的表层情节与不变的深层情节的结构设置又蕴含了作者怎样的匠心和深意呢?
　　首先,从作品四部分的标题看,标题均以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构成,其先后顺序代表了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通常我们习惯于从阶级论、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这样使得历史成为黄钟大吕,光辉无限。但是《故乡天下黄花》中无论是其表层情节还是深层情节都告诉读者另一种历史,它是权力争夺的生死场,而且古今一样。这样来解释历史也许过于残酷,但却也是对历史真相深刻的挖掘。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历史并不是历史上实存的事件,而是一种话语,一种叙事文本,也就是说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人或事所做的表述、编纂或杜撰。因此,已经转化为“本文”的历史或转化为话语的历史就难免有被改写和篡改的可能。基于这种认识,刘震云试图拨开重重云雾,把笔触伸向历史的最深处,发现在历史舞台上,人的欲望才是真正主角,而代表欲望的种种权力对象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成为历史前行的“原动力”。
　　其次,从故事内容看,变化的是时间是历史,不变的是人性。刘震云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这是很多评论家认同的观点。之所以把刘震云与鲁迅联系起来,是因为刘震云同鲁迅一样竭力深入民族精神内部,揭示其潜在秘密。但是他比鲁迅在叙事上走的更远,他所展示的民族劣根性更令人绝望。如摩罗所说:“……刘震云的小说叙事,阴暗而又冷漠,阴暗得有点玩世不恭,冷漠得有点自虐和变态。”[5]《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冷漠与阴暗来自于作者对人性毫不留情的刻画与描绘。作品中马村村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权力争夺展现出的“奴性”“冷漠”、“麻木”、“糜烂”、“愚昧”等种种劣性引人发笑,笑过之后又感可气可恨。同时作品冷漠与阴暗的风格特点更来自于作者对人性的绝望,作品虽然只讲述马村半个多世纪的人事变迁,但重复的故事情节使读者感到千百年如一日,人性如此,凝滞不变。
　　最后,整体上看作品,作者显然选择了一种新的针对并解构宏大叙事的文学创作理念。整个作品犹如高贵、华丽的名牌酒瓶装入了农家糙米酒,不合适宜却又满满当当。从如名牌酒瓶的题目看,读者会觉得又是一部以一个人或家族故事来演绎历史变迁的作品,但看了具体故事内容却发现历史变迁只是陪衬,作者只给讲述不变的、庸常的人性故事,原来他给大家耍了个花招。但是不论作者如何“花样百出”,都是他的叙事策略,通过这个策略他向读者传达他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变”与“不变”的情节安排所产生的张力效果更富有创造力也更有助于主题的表达。
　　《故乡天下黄花》中四个故事重复的情节结构是作者运用的特别的形式技巧,巧妙的叙事策略,目的是透过这一形式让我们发掘出作者独特的历史观、人性观、文学观。
　　
　　注释:
　　[1][5]摩罗:《刘震云·大作家刘震云(代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8页。
　　[2][3][4]梁工:《圣经叙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7页,第139页,第142页。
　　
　　(王艳敏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 王艳敏： 放飞心灵 感受生命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
• 王艳敏： 《故乡天下黄花》的情节结构及其形式意义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