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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钧 文选 ]   

深化课程改革,缝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伤口”

◇ 李 钧

  摘 要:本文在广泛调研兄弟院校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1+1+1+1=1”课改构想,并论证了新课改构想的紧迫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教学 课程改革 文学史整体观
  
  笔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中,发现其课程设置中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近代文学、港台文学还没有正式纳入教学内容之中,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发生了断裂,而且造成了师生知识结构的重大缺憾;再比如现、当代文学史课时设置比例不当,当代文学史至今已有六十年,并且作为一个向未来无限延伸的开放时段,却只有一学期授课时间,而现代文学三十年却一直用一学年时间去授课,从而使当代文学史教学无法从容展开,更得不到深化……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亟需改革。本文就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些思考,在调研兄弟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1+1+1+1=1”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改构想,并阐释其改革的意义,论证其可行性。
  
  一、“1+1+1+1=1”: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改构想
  
  “1+1+1+1=1”,是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课改工作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每部分又含有四个或更多的层面,分阶段逐层深入,构成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有机系统。
  一是树立文学史整体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当包括“近代文学”(1840-1915)、“现代文学”(1915-1949)、“当代文学”(1949-)和“港台文学”四部分,这样的“1+1+1+1=1”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史单位,既强调“史”的时间线索,又关注幅员的空间概念,旨在完成常识与通识教育,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缝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由于“断裂”而造成的结构性硬伤。这四部分是专业基础课,要用一学年时间完成。
  二是强化文体意识。第二学年对应开设“小说经典欣赏”、“诗歌经典欣赏”、“散文经典欣赏”、“影视剧经典欣赏”四门文体课,既是精品鉴赏,也是更深入的专业研修课。这样的“1+1+1+1=1”强调“何谓经典”的个案细读,旨在提高学生的文体意识与评论写作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从师素质,为培养宽基础、高水平、一专多能的优秀师范生做出有益尝试。
  三是注重审美教育。旨在使学生充分认识语言文学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其审美性、认知性、救赎性和批判性。首先,语言文学教育作为一个人文学科,不仅有其知识性,更具有审美价值。其次,文学不仅具有寓教于乐、“认识你自己”的价值,而且“是人类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但科学并不等于一切真理,甚至不等于真理,因为科学并不总是正确的。……科学有自己的局限性,许多真理、许多价值是在科学之外的。科学之外,人们抵达真理的方式就是诗的方式。诗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超越科学实证的美妙的幻想的直觉的把握。……”[1]因此,文学具有不同于科学的认识价值。再次,语言文学教育在本质上具有“代宗教”的终极关怀价值,因而具有救赎性。第四,文学具有社会关怀性,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批判价值。这样的“1+1+1+1=1”使学生确立文学教育的本体价值论,解决“文学何用”的问题。
  四是养成人文精神。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是使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她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处在于其反思性、宽容性、超越性和开放性,这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首先,文学是自反的审美现代性,与经济现代化方向相反,对唯科学主义和线性进化论充满质疑与反思。比如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对2008年经济危机做出这样的评价:“我认为这一次经济大危机,不是经济学家想象的‘周期现象’而已,而是启蒙时代发展到今天,modernity(现代性)的终了。从启蒙时代至今三百年,科技、商业、经济、自由民主、民族国家……的发展都非常蓬勃,但其最原始的动力是掠夺自新大陆的金银,以及其基督理想衍生出的哲学。……现在的科学知道环境有危机,看得到地球这个‘舞台’的危机,但舞台上演员的心理危机他没有看到:这需要人文学者、宗教家、思想家、诗人、作家……去找。”[2 ]这正是文学的反思性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其次,文学史告诉人们,文学是最具多元性和创造性的艺术门类,因而各种流派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对不同文学形态的探究,有利于使人养成“存在即合理”的宽容性,从而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第三,文学可以“兴观群怨”,但是其目的却是导向和谐,因此具有无功利的超越性。第四,文学虽然是无用之用,但是在物欲横流的“贫瘠时代”却更显其永恒的价值,她时刻对那些所谓“绝对真理”保持警惕性,因而就具有了一种开放性。这样的“1+1+1+1=1”旨在养成学生的人文精神。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改的意义
  
  “1+1+1+1=1”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改构想,其目的在于“缝合”既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由断裂造成的种种硬伤。
  (一)缝合近代与现代文学的裂缝。在整个20世纪,人们在进化论观念影响下似乎形成了“断裂”情结:1919、1928、1937、1949、1966、1978、1989、1993、1998等年份都被看作是“质变”的年代,但时间证明,这些事件将文坛变成了争夺话语权的游戏,这样的人为断裂对于人文传统的培育和现代学统的建设也只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首先要具有更自觉的“缝合”意识,要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一个“全盘西化,拿来主义”的洋为中用的过程,更是一个“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古为今用的过程,是一个“传统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既有的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使学生对文学史变革的背景缺乏“同情的了解”,因而无端增加了许多疑点与难题,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识到,社会进步仅有器物层面的改变、制度层面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的改造和国民性的改造,即“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启蒙既然如此重要,却为何难以为继?革命立国、暴力革命的负效应是什么?“五四思维”与“文革思维”有没有直接联系?……这都是“断裂”情结所造成的结果。而缝合后的文学史便可以很明晰地回答这些问题。
  (二)缝合学生知识结构的裂缝。由于断裂的存在,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大陆文学与港台文学之间、启蒙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裂缝,极不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比如很多学生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感到他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但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是天外飞仙、空穴来风、空中楼阁,必是所来有自。只要把文学史稍稍向前提到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王韬,那么鲁迅思想的源泉与发展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不仅如此,即使是作为现代文学外显形式的白话文,也并非自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才开始,而是早在晚清小说中就开始了白话文尝试,1903年创刊的安徽白话报也已有了较成熟的白话文写作实践……如果不了解这样的历史,就会过分夸大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的意义。再比如,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样式绝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制控下的主旋律文学,而是市民文学。元代戏曲、明清小说、晚明小品文都证明了这一点“常识”。小说家阿城认为:“市民的东西,在消费上永远会是主流。现在也是这样,时尚类的杂志,就是鸳鸯蝴蝶派啊,销路很好。小资是什么?就是新派市民,就是中产阶级的新阶段啊。”[3 ]白先勇在讲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说:“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訏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4 ]这启示我们对于晚清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等市民小说要做重新认识,并充分重视其文学史价值,而不是在“启蒙话语”或官方话语下,把它们一棍子打死。此外,现当代文学史中还有许多“死角”,比如沦陷区文学、港台文学等,这些史识与知识结构问题,都需要新课改来解决。
  (三)缝合知识与实践之间的裂缝。既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需要三个学期时间,过多耽于文学史教学,而不注重文本细读和鉴赏,这必然会使学生变成一个“知道分子”,他会记住许多书本知识,但是却得不到系统的方法,也得不到实践机会,从而造成眼高手低,及至于写学士学位论文或者进入研究生阶段时,仍然不会查找资料、分析文本,更不敢判断新出现的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canonicity)。而在课改后的文体鉴赏课教学中,学生可以很好地把握和理解文学的经典性,即“首先,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其次,经典应该具有实质的创造性。……再次,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最后,经典应该具有可读的无限性。……不过不同的领域各自对自己的经典又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譬如对于文学艺术来说,除上述原则外,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的强弱,必然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则。”[5 ]可以说,当前很多同学在四年毕业的时候还不能深解“经典性”的含义,并将其应用于评论实践中去,那么他们将来作为一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就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自学,这正暴露了过去文学史教学中的弊端。新课改后的课程设置不仅可以避免这些不足,还可以使学生在细读与鉴赏中学会条分缕析地分析作品,从而锻炼其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其举一反三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缝合文学与人生之间的裂缝。早在1988年,王蒙先生就预言“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近年来文学更是逐渐被边缘化。在此情形下,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正从一个“大学科”和“热门专业”变得冷起来,许多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在考研的时候会跨专业报考传播、法律、影视、政治等专业。笔者曾做过随机调查,发现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学生认为中文专业不实用,甚至到毕业时也没有搞清学习中文“有什么用”?学科的意义是什么?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所需要的不是拿些形而上学的道理来做空洞说教,劝他们留在“文学”圈里,而是必须将教学活动与学生的现实人生联系起来,不仅为学生将来从师或考研奠定基础,而且使学生得到更多的启示、更具创新性思维,为他们的就业和创业开拓更宽的口径。“1+1+1+1=1”的课改不仅会使学生具备较高的从师素质,而且在“一专”的基础上有“多能”;不仅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而且预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文学教育与人生、与现实发生关系。
  
  三、新课改的可行性
  
  “1+1+1+1=1”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改构想,不仅具有较高的创新性,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一)传统不可断裂,否则人文学科就会失去“人文性”。如果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一味强调“断裂”,而无视近代文学和港台文学的存在,那么就过分抬高西方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源流上排斥掉中国自己的源头活水。其实周作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演讲中启发人们重视中国传统,从而奠定了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基础。另外,如果没有传统,那么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中国文学也就失去了根本。因而强调历史整体观是文学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更新问题。另一方面,从近年高考作文命题要求可以看出,作文对过去“文体淡化”的弊病进行了纠偏,越来越强调“文体特征鲜明”[6]。因此,强化文体鉴赏、经典鉴赏,无疑有利于师范生从师素质的提高,也是加强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整体观的需要。
  (二)部分高校的课改探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重写文学史”工作中,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规划论证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新观念,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再比如许志英先生则将1917-1977年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单元;陈思和先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而范伯群先生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刘登翰先生对于港台文学的研究等,则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史写作成果,为我们的新课改提供了可行性保障。不仅如此,教育部也建议各高校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进行改革,第一学年进行专业基础通识教育,第二、三学年开设专题研修课。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安排更为合理。[7]教育部的规定都是经过专家论证过的,具有指导性;而各重点高校的实践经验,也说明新课改具有可操作性。
  (三)课程改革可以使教师做到“博约”的结合。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教师的固步自封,他们虽然教授“现当代文学”,但是思想却一点都不现代,缺乏进取精神,自身的知识结构也存在巨大缺陷,其结果就是他们或许成了“专家”,却只能做到片面的深刻;他们所培养的学生也就很难说有更高明的见解。我们应当注意到,高校教师与纯粹研究人员是有所区别的,教师必须兼有“专家与通人”的双重角色,如果一位教师缺少博雅的学识,那么他可能会在教学与研究中有一种“正义的火气”,当讲到他心仪的作家的时候就加以激赏,而与他所激赏的作家观念相左的,他就激烈批评。这种“知其一而不计其全”的二元思维,极不符合文学史常识,注定要误导学生,庶不知“博而不约是为俗学,约而不博是为异端”。而提倡“1+1+1+1=1”的课改,首先会改变教师的视野,从而再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
  (四)课程改革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人文精神。新课改加强了对学生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和评论写作能力的培养,思维的训练和方法的训练会使学生具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新课改也使文学史真正回到“人学”,回到文学自身,不仅使学生更加了解文学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使人更好地体认荷尔德林所说“在这贫瘠的时代,诗人何为?诗人是酒神祭坛神圣的祭司”的真正含义,学会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从而养成一种新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实施“1+1+1+1=1”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改方案,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可行性。越早实施就越有利于学科的发展,越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越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完善。
  
  注释:
  [1]毛翰:《广义的诗和狭义的诗》,书屋,2002年,第10期,第35页。
  [2]艾温:《眺望历史的狂潮:访许倬云院士》,文讯(台湾),2009年,第3期,第32页。
  [3]查建英:《八十年代:记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9页。
  [4]白先勇:《蓦然回首》,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68页。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6]桑哲:《2008年山东省高考作文综述及优秀作文点评——兼谈全国高考作文命题》,现代教育,2008年,(17),第10页。
  [7]复旦大学中文系基础课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安排在二年级,上下学期分别讲述现当代文学史,各36学时2学分,见http://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jiaoxue/jichuke.asp。南京大学中文系近年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总计一学年,分为上、下两部分,各一个学期,每周四课时。本科阶段的专业选修课主要根据各位老师的研究特长开设。(张光芒提供)南开大学现代课和当代课都是一学期,总共一学年。(李新宇提供)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是:现、当代基础课都是一学期,现当代相对独立分开,又分别有许多选修课,如现、当代分别开设“作家作品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诗歌研究”、“当代文学热点研究”等。(张清华提供)武汉大学对现当代文学课进行了变通,现当代合在一起,讲到文革文学,共6学分,一学年完成,每学期三课时。新时期及以后的文学作为当前文学开选修课,但也规定是学生必修的,计2学分,一个学期每周2课时。(陈国恩提供)
  
  (李钧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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