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重点分析元好问作品中流露出的不彻底的玩世、避世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其矛盾的思想。元好问隐居期间,儒家入世的思想尚未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又常常为过去做过的事情忏悔,不得不借禅宗思想而自慰。
　　关键词:元好问 《新水令》 《骤雨打新荷》
　　
　　一、元好问的生平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全元散曲》上说他“七岁能诗,有神童之目。年十四,从郝天挺学。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之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谓之元才子。”[1]曾修《金史》。为文质朴沉郁,尤工于诗,五言、乐府俱臻上乘。被誉为一代宗工。散曲仅存小令九首,大都清润疏俊,开创了元曲本色派的先声。著有《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等。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兼善。赵义山先生认为,元好问的散曲作品虽仅存九首(其中四首见于《遗山乐府》,五首见于《太平乐府》),却代表了词曲演化时期的散曲创作基本特征,其由词而曲的嬗变之迹甚明[2],因此,将元好问列入元散曲演化期内的重要作家。并说“他以雅从俗,‘揄扬新声’的开启之功,应得到充分肯定”[3]。元好问写作的散曲留存不多,为何影响力却如此之大?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元好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哲学精神层面上,即儒家与禅宗、用世与弃世玩世的复杂矛盾心态以及这种矛盾心态在其散曲小令中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些更深远持久地影响了一代文化人的心态。下面从其现存的九首小令、一套残曲中作具体分析。
　　
　　二、元好问散曲中流露出的矛盾心境及其原因
　　
　　元好问创作的散曲今仅存9首小令及残曲《新水令》一套,均收录于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中。9首小令所表现的内容及思想感情不尽相同,有时在一首小令中,思想感情甚至会发生较大逆转。如《骤雨打新荷》,一方面借景抒情,尽情讴歌隐逸生活,同时又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惆怅与矛盾: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
　　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此曲上阕写春末夏初之景,以富有特征的景物活化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美景图:绿叶撑出一片浓浓的绿荫,洒遍池塘水阁;又有海榴初绽,飘过香风霭霭;更有高柳鸣蝉,燕雏弄语。多么美好的景色啊!可是这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雨,在新荷上遍洒珍珠一般的雨滴。这突如其来的急雨使作家的心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下阕因景生情,从自然界的变化无常中他联想到人生,人生有几多良辰美景,到头来不过是如梦一般的过眼云烟。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与其执著还不如邀朋饮酒,让自己浮躁不安的心灵回归快乐与宁静。“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他似乎在隐逸的自然美景里得到了解脱。
　　但真能解脱吗?当然没有。在另外两首小令《人月圆》里,他又构筑了一幅理想的田园风光图,隐约流露出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和自己心情的沉重与忧郁:
　　重岗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树,一年种谷,都伏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玄都观里桃千树,花落水空流。凭君莫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一醉都休。古今几度,生存华屋,零落山丘。
　　第一首塑造了一个隔断红尘的田园世界:这里远离元朝统治中心,没有喧嚣和暴政,只有窗外远处翠绿绵远的山峰,只有屋后浓密而高的长松荫庇,醒来见一轮明月高悬,醉后有一缕清风微拂。虽是荒村僻野,作家却主动搬来此地,因为他能在这远离红尘的地方求得心灵片刻的宁静。
　　可是第二首,作家在自然与历史的追思中仍难免发出“古今几度,生存华屋,零落山丘”的虚无感叹。历史与人生早晚都会成空,那又何必执著于现世的一切呢?
　　“红尘”、“玄都观”、“生存华屋”、“零落山丘”这些词语流露出浓重的空虚与寂寞。作家似乎竭力想把那颗浮躁不安的心灵抚慰下来,努力靠拢自然纯净的本来心性,排除一切外来俗念的干扰,以达到“明心见性”,做到无念、无住。为此,他用尽一切办法隐逸深山田园,将自己的爱好由社会转向自然美景。应该说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时,他面对自然美景和大好春光,也会流露出一股喜悦之情。如《喜春来》四首小令:
　　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喜宴排,齐唱[喜春来]。
　　梅残玉靥香犹在,柳破金梢眼未开。东风和气满楼台。桃杏拆,宜唱[喜春来]。
　　梅擎残雪芳心奈,柳倚东风望眼开。温柔樽俎小楼台。红袖绕,低唱[喜春来]。
　　携将玉友寻花寨,看褪梅妆等杏腮。休随刘阮到天台。仙洞窄,且唱[喜春来]。
　　这四首小令,曲文充满了春天到来时的欢乐之情。语言清新秀美,调子舒畅而和谐,在欢乐中透露出作者的政治抱负:“休随刘阮到天台。”言外之意当然是积极用世,努力担当起编撰金史的历史重任。《金史》本传说元好问晚年发誓:“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住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他的抱负大概就是指写史一事。
　　小令第一首用春盘、春燕、春风春酝四种春天的景物,紧扣春宴主题,渲染和营造了浓烈的早春气氛,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第二首写楼台观宴所见的春景:残梅散香,柳梢泛金,东风和煦,桃杏竞放,一派早春风光。“桃杏拆”中一个拆字,把桃杏写活了,也把春天写得动感而多情。第三首写春宴上热闹欢乐的情景。第四首写春宴过后,携扶友人步出楼台观花,看过褪妆的红梅,又现妖娆的杏花。面对此情此景,作者豪情满怀,发出了“休随刘阮到天台”的号召,他要完成修史的宏图大业。在这里,他的心情是快乐的,是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隐世的。这时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与前面提到的《骤雨打新荷》以及两首《人月圆》反映的思想基调是矛盾的。
　　为什么几首小令流露出的思想倾向会如此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他的心态、世界观的矛盾。
　　首先是社会时代背景。元好问生于1190年,卒于1257年。正值金末元初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而他的散曲创作主要是在元朝建立以后,即1234—1257年这一段时间。作为金朝官员,朝代更替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元好问14岁时就业于郝天挺,习诗作文,致力于古代典籍的研究。郝天挺对元好问的教育不同于流俗,“肆意经传,贯穿百家”(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早期他的思想就极为复杂,吸取了儒、道、佛等多家思想的精华。44岁即金朝灭亡以前,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金灭亡时这一年他遭受了一连串沉重打击:哀宗出逃,元帅崔立向蒙古献城投降,金国章宗、哀宗两朝皇后和梁王完颜从恪、荆王完颜守纯以下宗室男女500余口尽被崔立驱赶献纳,成为蒙古军的阶下囚。不久,崔立立王子从恪为梁王,建立傀儡政权,封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正六品。作为金朝旧臣,他虽不情愿但仍接受了“伪职”。后来又发生了崔立立功德碑的事,元好问直接卷入其中,并曾与王若虚一起胁迫大学生刘祁和麻革为崔立写功德碑碑文,虽是被迫,但毕竟不光彩,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相冲突。元好问因此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前面提到的小令《人月圆》、《骤雨打新荷》等流露出的空虚、寂寞情绪与此有关。另外就是家庭亲友的灾难。1233年3月,他的三女儿阿绣亡故,年仅13岁;之后,好友李长源、王仲泽、李钦叔、麻九畴相继去世,几乎月月有凶讯。国破、家亡、友丧,风雨飘摇中的他身不由己,感觉空虚,于是自然接受了佛道两家的影响,消极避世的思想渐渐滋长。前面分析的这几首小令就是隐居后受佛道——主要是禅宗思想影响而写出来的。
　　佛经经过六祖慧能的改造到金末元初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并且实现了禅与艺术在观念上的沟通。元好问早年曾“肆意经传,贯穿百家”,禅宗对其的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社会大动乱之后,禅宗的许多思想很契合当时元好问的心态。如禅宗主张“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强调人要保持一颗自由纯净的心灵,并说“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坛经·般若经第二》),告诫人们不要执着,世界虚空。这些思想有助于安慰元好问忏悔不安的心灵,使处于迷茫中的他找到了社会剧变的原因。表现在散曲中,如“醒来明月,醉后清风”(《人月圆》第一首),“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骤雨打新荷》)等。这些句子强烈地流露出禅宗空虚、回归宁静的心性等思想。《人月圆》第一首更直接提到了佛家用语“红尘”。这些与他要求入世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产生了矛盾。
　　总之,元好问在隐居时期一方面儒家入世的思想尚未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又常常为过去做过的事情忏悔,不得不借禅宗思想而自慰。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不彻底的玩世、避世思想开元代散曲之先河,对元及以后散曲创作影响深远。
　　
　　注释:
　　[1]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以下所引散曲皆出自此书。
　　[2][3]赵义山:《元散曲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79-181页。
　　
　　(窦志伟 山东省聊城大学文学院 25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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