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诗经》中的风雅之分始到现在,雅俗之分一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日常生活越来越审美化,艺术与生活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雅俗的界限也必会消失。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 美的泛化 审美判断的丧失 雅俗
　　
　　雅与俗,是我们划分艺术的一对基本范畴。虽然我们一直也承认雅俗相对、雅俗相依、雅俗相和、雅俗相成和雅俗共赏,强调雅俗的多样和统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艺术中,雅俗之分还是泾渭分明的。进入后工业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其结果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加上无处不在的市场化运作,使我们越来越迷失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从起居室到办公室,从会议厅到休闲场所,不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场合,一切都被美化,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日常生活和艺术融合,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就是“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一切商品和客体中”[1]。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定位雅俗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的由来
　　
　　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生产中心开始向消费中心转移,物质消费向符号消费转移,原来以实用性为主的领域大量审美化,消费逻辑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感性经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较早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并作出理论概括的是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1985年12月在提尔伯格大学“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他就运用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研究消费文化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随后他在1988年4月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讲演时明确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费瑟斯通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来自于法国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认为日常生活与审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日常生活进入审美的领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逐渐凸显。在国内最早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是陶东风教授,他在2000年扬州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陶东风教授认为,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文学艺术的范围渗透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移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美容院、健身房、街心花园、购物中心、旅游中心等。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使得审美内涵极大丰富,审美活动与生活的互动性更加突出,尤其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审美迅速走进生活,生活也日趋审美化。随后在国内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学者们对于当下社会是否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存在较大的争论,但对市场化所催生的消费主义潮流大部分人认为是存在的。由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而被接受。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了“美的泛化”
　　
　　现代社会是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市场的触角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审美化,我们可以看到,美已淡化了它的形而上学的意味,它从高高的艺术殿堂走出,从传统的理论思辨和纯文艺领域急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形式之中。经典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也不仅仅被供奉在博物馆或珍藏于私人宅邸,它们被疯狂地复制,翻版,和各色商品一样地进入市场,被摆放在各种面向大众的书店、商场、旅馆或饭店,只要人们愿意,随时都可以买回家或肆意欣赏。
　　众多的市场化生产者为了能够激起大众的购买欲望,华美的包装媚俗地增加,内在的涵义则退居其次,其结果是艺术成为一种消费品,传统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它抛弃了艺术那种高尚、精英的特征,仅仅是把艺术当成一种商品类型。大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消费艺术及其复制品。高雅艺术形式与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形式被融合了,生产者更多地是追求外在包装,放弃深奥的“崇高”而转向“美”和“俗”,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审美的对象。传统的生活与艺术的沟壑被填平,审美和艺术活动不再脱离日常生活,不再只是独特的精神生产,也不再只是个体的精神和心灵活动,而已蜕变成一种批量生产的商品以供人消费。这种艺术机械性的复制和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使得“美不再是艺术‘蛋糕上的酥皮’,美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就在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中”[2]。也就真正像杰姆逊所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学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3]其后果也就是:美的泛化!
　　
　　三、“美的泛化”导致了审美判断的丧失
　　
　　“美的泛化”极大地扩张了人们的审美领域,抹去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分,使审美走出了传统的精英领域,用费瑟斯通的话说就是:“具有崇高艺术规则的、有灵气的艺术,以及自命不凡的教养,被‘折价转让’了。”[4]这就意味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界线的模糊或交融,为传统审美所特有的视觉愉悦和美感享受已成为现代日常生活体验的重要要素,日常生活的与艺术的,一切似乎都没了差别,所有一切都可以披着“美”的外衣而受到人们礼赞,生活起居、时尚享受,乃至生活中的丑或恶,统统都汇到一个平面上,无处不在的“审美体验”充斥着大众的生存空间。正如后现代理论家凯尔纳、贝斯特所阐述的那样:“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以至于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当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为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景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5]又如韦尔施所说:“普遍化的审美被体验为烦恼甚至是恐惧,审美的冷漠既而变成一种直觉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对普遍存在的美的逃避倾向。”[6]也就是说韦尔施认为,在没有什么不美的地方,也就不存在美,持续不断的追求刺激将会导致个体审美的麻木不仁,审美化由此进入了麻痹化,美的泛化所带来的不是审美的愉悦体验,相反却是审美的麻痹化。
　　由此可见,美的泛化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打破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使审美走出了传统的精英领域,极大地扩展到了人们的审美领域;另一方面,美的泛化又会审美过度而麻痹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导致其审美判断能力的丧失,使个体沉溺于对于现实的虚伪审美体验中而不自觉,这种审美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个体不断增长的体验需求,而非审美需求。也就是说,美的泛化,最终会使我们只满足于美的形式,而不必要去判断、体验,也就宣告了审美判断的丧失。
　　
　　结语:“死亡”——雅俗的最终结局
　　著名学者郑振铎曾说:“‘俗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7]由此可见,雅与俗之分,其实是其背后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倾向,雅是一种主要面向知识者的“小众化”写作,俗文学是一种面向普通受众的“大众化”写作。所以,我们对于雅俗艺术的定义,最终落脚点都在审美主体上,换句话说,雅俗之分,其实就是一个艺术与生活的距离问题而已,距离远,一般为雅,距离近,一般为俗。
　　但是,在现代这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世界里,艺术原本那些神秘、崇高和诗意的品质在高度市场化的世界里荡然无存,所有的一切都进入了文学艺术,传统的主体与艺术,生活与艺术的界线被打破,主体与艺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无原则地刻意模仿以及艺术与现实的相互指涉,其结果是艺术直接以现实的名义出场,艺术本身就是生活,这种距离的消失自然会导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雅与俗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当艺术褪去其深刻的内涵,与日常生活距离消褪而被现代化的机械流线性地创造、复制时,艺术也就变成了泛化的美,而泛化的美实际上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美的刺激,麻痹了人们对美的触角,使人失去了对美的敏感性,结果就是个体的麻木不仁,是审美的麻痹化,最终就是审美判断的丧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意味着艺术与生活距离的消失,它还导致了美的泛化,进而导致审美判断的丧失,其实也就是审美主体本身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雅俗之分,自然也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正像韦尔施所总结的那样:“‘让生活更美好’是昨日的格言,今天它变成了‘让生活、购物、交流、和睡眠更加美好’。”[8]
　　
　　注释:
　　[1][5][美]凯尔纳,[美]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2]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金元浦“文化研究网”。
　　[3][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148页。
　　[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6][8][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第164页。
　　[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高晓焘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300387)

• 高晓焘： 雅俗之死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
• 高晓焘： 论悖论中的陌生化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