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他们”诗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着特别的民刊行为,这与其代表诗人韩东有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关联。韩东的云帆诗社活动,编印《老家》、《他们》的经历,以及对“他们”诗群的叙述,都表现出了对既有秩序的反叛,对自我秩序的想象意识。探讨民刊方式与秩序想象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引发对“第三代”诗歌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他们”诗派 民刊方式 秩序想象
　　
　　1982年李陀在给刘心武的信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里,这决定我们的文学必定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要有一个新的文学时期”,“那怎么能设想出这样一个新的文学时期会不探索、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文学形式呢?怎么能够设想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会不发生重大的变革呢?能想象吗?反正我不能。”[1]同样,我们也很难设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没有自己的文学想象。作为其中代表诗群之一的“他们”,虽然所办刊物《他们》的第一期发行于1985年3月,但在这之前,其领头人物韩东,就已有着较长的办刊历史,而且逐渐在形成对诗歌秩序的想象。
　　事实上,韩东后来在谈到《他们》时就表明:“从流派、风格上谈论区别还是太局限,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这种写作体现了诗人们不同的交往方式,以及一种新秩序。我们不仅在文学上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在交往。”[2] 那么,“他们”究竟在想象着什么样的“新秩序”呢?这种对秩序的想象,与“他们”的民刊行为又有着何种关联呢?该诗群在“第三代”诗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思考其中包含的这些问题,也许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此时期诗歌的复杂景观。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1980年前后的大学校园里兴起一阵学生办刊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80年全国有100余所高校编印出版了大学生文学刊物约200余种”,而且登载了很多在随后几年获得较大声名的作家作品。比如,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会的《红叶》,就发表过徐敬亚、王小妮、刘福春等人的诗作;辽宁师范学院新叶文学社的《新叶》,1982年第8期登载有梁小斌、顾城、高伐林、孙武军、骆耕野等人的作品,并刊出了徐敬亚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诗歌评论文章《崛起的诗群》(未曾删节原稿)。[3]该时期,“他们”的主将韩东正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就读,并参与了该校“云帆”文学社的活动。随后,韩东1982年到西安财经学院工作,创办民刊《老家》(共3期),1984年回到南京,又开始筹划《他们》,并在1985年发出第一期。在后来谈及这种经历时,韩东也一再强调自己有“办杂志的癖好”[4],这种“癖好”显然不仅仅属于韩东一人。整个“第三代”诗人,都表现出一种显明的“民刊姿态”,并于其中实质性地展开着对诗歌秩序的想象。
　　1980年代上半期,文学体制的裂缝给地下刊物留下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刊与主流文学机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已经消失。相反,这种对抗和冲突,再加上民刊一贯带有的地下色彩,使其在文学视野中获得了一种先锋的性质。
　　韩东认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秩序,所以旧有的秩序对此极为敏感,它是不会提及你的”,“《他们》与这一切不是量的不同,它是完全崭新的东西,因此它不可能被接纳,包括那些学者、教授、理论家对闻所未闻的东西普遍缺乏理解,他们只能在原有的秩序下来衡量你。”[5]显然,在《他们》“非常不同的秩序”之外,有一种对立的“旧有的秩序”、“原有的秩序”。那么,韩东在民刊的创办过程中,对这种秩序的感受是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来想象自己的秩序的呢?
　　进入大学之后,韩东很快受到了朦胧诗民刊《今天》的影响。1979年他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第一次见到该刊,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觉得如果说真正有刺激的,直接激起我写作欲望的就是《今天》,北岛。应该说这些人是我文学上的父亲,也不过分”,韩东说道:“因为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通过秘密渠道,大家就觉得有神秘感,趋之若鹜,这个很简单的。”他最初的创作,甚至表现出了对朦胧诗直接的模仿,“有一个阶段,发的东西,就是模仿,那些诗,就是北岛的诗。”但是,韩东很快“反叛”了这种诗歌写法:“我大概就是1979年的时候受到他们的刺激,然后进入模仿阶段,大概结束这个模仿阶段有一种独立意识反叛意识,有两年的时间。”[6]尽管在写法上,甚至诗歌观念上“反叛”了朦胧诗,但他显然从朦胧诗的传播方式中,承接了一种民刊意识。其后,他接连创办《老家》、《他们》等刊物,都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精神迹象:把民刊隐含地看成是一种既有秩序的破坏力量。
　　在大学期间,参与云帆诗社活动的韩东,还并不具有明确的诗歌秩序想象,但却直接感受到了主流体制的压制。他在双十节搞了一个墙报来张贴诗作,但由于没有与学校宣传处打招呼,很快受到了学校的追查。他如此回忆:“我们的那些诗也都是很激进的,结果上午贴出去,下午就聚集了很多的人,学校里面谣言纷纷,校长啊宣传处啊都来看,还在那儿拍照,然后就被撕掉了。然后就追查民刊,追查《今天》哪里来的,当时的气氛很紧张”。[7]最后,韩东承担了责任,甚至“做了被开除的打算。”[8]显然,此次经历,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不无影响。韩东后来所办的第一份民刊《老家》的作者圈子,在此也得到了部分的形成。韩东表明:“《老家》上的作者基本上是山东大学‘云帆’诗社的那帮人,像王川平、杨争光、郑训佐,都是我在山东大学的一些朋友。”[9]
　　韩东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工作,他对此感觉并不是那样好。他认为这是一种体制压制的结果:“这个算是发配吧,在大学里就不安分嘛,搞文学社,后来这事儿弄得很大,反正说来话长”,因为“在大学里就开始对抗”,“对抗那些不自由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就开始写诗,我们也搞文学社,就对抗一些精神上的压迫、体制上无处不在的这些东西,结果,那只能是发配啦。”[10]在西安财经学院工作时,韩东创刊了民刊《老家》。尽管他从没有谈过“老家”这一名字的由来,但鉴于他对工作分配的看法,这两字也很容易就让人去猜测韩东在西安的生活感受。这是否是对某一种压抑的否定?
　　“韩东办《老家》时,既无明确的意图,也无详尽的筹划,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为了满足办杂志、办刊物的癖好”[11],有人如此评说,但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韩东此时没有自己的秩序想象。正是在《老家》上,韩东《有关大雁塔》、《水手》、《我们的朋友》、《一个孩子的消息》等早期诗歌刊载了出来。其中,《有关大雁塔》被当着“第三代”诗歌的代表,其反崇高、日常化、口语化等特征,一再受到了后来者的注重。同时,韩东通过兰州封新成所办的民刊《同代》[12],与于坚、王寅、普珉等有了书信来往,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们”圈子的诗人。在该刊中,韩东参与的“我们这一代”栏目的诗作,与朦胧诗的审美取向已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宏大的历史、功利的政治、深刻的意义、严肃的责任感产生了厌倦情绪和叛逆心理,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与自身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希望诗歌能够更加贴近自身、贴近现实生活。”[13]也可以说,这正是韩东对诗歌想象的一种表现。
　　1984年回到南京审计学院工作的韩东,开始筹办《他们》,并于1985年3月7日印出了第一期,“首印一千册”。[14]首期除了刊载韩东、于坚、小海、丁当、王寅等人诗歌之外,还有四篇小说:李苇《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阿童(苏童)《桑园留念》、乃顾(顾前)《我的歌》、马原《拉萨河女神》。刊物出来之后,韩东分别寄送给各地作者,获得了较大的反响。“他们”诗人小海对此回忆:“出乎意料的是这期刊物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是各地未谋面的作者们为有了一个自己的刊物而欢欣鼓舞,其次是各地民刊和读者纷纷来信来稿,不少人要求加盟。”[15]
　　尽管韩东一再强调自己办刊物是“癖好”,“而且觉得有这个癖好也是非常正常的”[16],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是被认为是“自己的刊物”,被看着是一种对主流文学体制的对抗。朱文后来还坚持这一点:“《他们》是黑暗之中的一点光明,尤其是在现有的文学秩序下。我们反对这种文学秩序,而我们理想的秩序、理想的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他们》。”[17]在论说传统作家道路的时候,韩东也认为,公开刊物发表、结集出版、研究者阐释、获奖就是这些作家的方式,期刊、杂志的编辑操控了作家的出现。他说道:“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正式期刊,它所处的境况是这样的,我才说有杂志癖是很正常的,因为真的是没有可以信任的杂志,或者仅仅讲没有可以信任的编辑,这对中国一代代的作家是一件很可悲的事。”[18]一方面,韩东表现出了对当时文学机制的不信任,他需要自由地办刊,需要“按照我的喜好来编”。另一方面,以上说法也透露出,他的民刊姿态携带着反抗的性质。他说过,“绝大部分‘他们’成员,比较不喜欢非常知识化、书面化、特文化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而是比较喜欢所谓日常化、表白得比较直接、语言方式比较简单、比较有现实感的东西。”[19]这也正是“他们”的一种诗歌秩序想象。
　　此外,“他们”在表现自己的秩序想象时,很快也就意识到了理论言说的重要性。1986年《他们》第三期的封面,就刊载了一篇简要表述“他们”诗学观念和主张的重要短文,该期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性文章,如贺奕的《绝处逢生——从中国当代诗歌谈起》;1988年7月《他们》第四期,韩东发表了诗学理论文献《三个世俗角色之后》,详尽地叙述了“他们”作家共同的美学理想和正在、或已经形成的美学理念;1988年11月《他们》第五期,韩东执笔的刊首语《为〈他们〉而写作》,进一步表明了“他们”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创作态度。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摘引这些理论文章的内容,仅从其数量和标题,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理论上的明显建构意识。显然,“他们”并不满足于显示一点简单的“趣味”,而是要宣扬出自己的理论想象,这自然也包含在了他们的整个诗歌秩序想象之中。
　　可以说,“他们”的民刊方式,一方面显示出了对既有文学机制、文学秩序的不满和反抗,另一方面也表露出了诗人们自觉的文学想象和建构意图。“他们”有着自己的秩序想象,并认为自己的文学秩序才是真正的秩序,以至于在90年代之后,在对这段历史的不断回首和重复叙述中,他们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自我经典意识。韩东就表示:“《他们》所崇尚的东西是不一般的,不平凡的”,“它不是一个单调的东西,而是立体的、流动的、变化的和开放的。……《他们》的确是纯的,但它的开放性,这种辐射,是任何一个团体所没有的。”于坚甚至认为,“《他们》影响了整个当代文学的方向”。[20]也许,这些话语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但其中存在的意识倒的确值得注意。回顾“他们”诗群从80年代初开始的民刊方式,从中发现他们对诗歌秩序的想象和意识,也许能够引发有关“第三代”诗歌的更多思考。
　　
　　注释:
　　[1]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2][5][17][20]于坚,韩东等:《〈他们〉:梦想与现实》,黄河,1999年第1期。谈话记录。参加者为:于坚,朱文,吴晨骏,韩东。地点:南京半坡村酒吧。时间: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下午。韩东录音整理。
　　[3]姜红伟:《1978年——1980年全国各地高校创办大学生文学刊物备忘录》,http://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12/2767.html。
　　[4][9][16][18][19]朱文华:《关于〈他们〉及其它——韩东访谈录》(2003年8月26日).《“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6][7][8]杨黎:《灿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第297页,第298页。
　　[10]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11][13]朱文华:《“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1页,第14页。
　　[12]韩东在《同代》上刊载了四首诗歌:《有关大雁塔》、《一个孩子的消息》、《我们的朋友》和《我不认识的女人》。
　　[14]与小海《关于〈他们〉》一文中的说法有出入。该文认为“印数大约200册左右”。
　　[15]小海:《关于〈他们〉》,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
　　
　　(罗文军 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2)

• 罗文军： “他们”诗群的民刊方式与秩序意识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