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50年代末,禅宗凭借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中的徘人(troubadour or Haiku poet)形象陪伴美国人踏上回归本真的漫漫征程,并随美国“垮掉派运动”的兴起逐步融入美国文化主流。本文试从《芭蕉之旅》一书的英译入手,探寻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以及俳句文化对当代美国文化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现代性 禅宗 俳句 美国文化 本真吁求
一.引言
富兰克林时代的启蒙理性为美国文化的发展规划了一个通向普遍秩序化存在的美好蓝图,使美国人借助于科学的进步而更富有冒险性和进取心。然而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冒险过程到达任何一处地方都不过是一个临时站点,没有一处地方特别令人垂青,也没有一处地方会比另一处地方更为理想。这就是为何焦躁不安被体验为一种向前的行进。(本雅明, 1979: 260)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惟有背离点才是确定的,也是人性发展的最终目的地。而一味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工业化社会却忘记了人类前进的根本目的所在,不断将背离点置于身后,而使前进本身成为了一种目的。
爱默生时代的超验主义开始引领美国人反思他们不断遗弃又苦苦追寻的“背离点”。人们开始意识到意识是心灵的真正所在,它本身就是精神洞见的可靠来源。在人类的意识中,即心灵、灵魂或者灵感(inspiration)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可以称作直觉或者悟性(perception)。它能够使人见证宗教的真理,接近超感觉的知识,从而超越人的现实世界(包括宗教现实)走入人的心灵世界。爱默生通过“超灵”(oversoul)这一概念强调了人性中的神性,宣扬了随后成为美国价值观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想,认为灵魂是世界万物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他强调世界是象征性的,不过是“灵魂的镜子”,呼吁人们超越经验世界、超越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限制所引起的空虚与焦虑,回归渗入到宇宙每一个部分、嵌入到世界的每个方面的灵魂。
19世纪末,来自东方的禅宗犹如一冽来自异域的清泉,濯洗着美国文化被现代性的幻灭和堕落腐蚀的一面。20世纪50年代末,禅宗以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中的徘人(troubadour)形象陪伴美国人踏上回归本真的漫漫征途,并随美国“垮掉派运动”的兴起逐步进入美国文化主流。本文从《芭蕉之旅》一书的英译入手,探寻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及俳句文化对当代美国文化的积极影响。
二.松尾芭蕉的美国之旅—美国文化回归本真的尝试
在二十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第一位受芭蕉影响颇深的美国自然派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影响下,大卫·巴恩希尔(David Landis Barnhill)被俳句神秘而复杂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并期望通过翻译《芭蕉之旅》(Bashō’s Journney—The Literary Prose of Matsuo Bashō)为美国开启一扇回归本真的希望之门。
他在译本序中说:“芭蕉作品中的宏大主题就是他的旅行。他的足迹穿越自然、时空、精神现实以及他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次旅行—一次回归本真的旅行’。”巴恩希尔在介绍芭蕉的第三本游记《背包记事》(Knapsack Notebook)时阐释了这句话的涵义:《芭蕉之旅》所记载的内容是芭蕉云游创作生涯的伊始。芭蕉徒步旅行多年,飘泊各地,接触山野民众,领略祖国风光,把深有体会的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抒写自己真诚的心情,创造出的俳句多很独特。其诗句多次涉及“无常”(impermanence)、“死亡的临近”(the unceasing imminence of death)以及“被遗忘的农耕文化美德”(the overlooked virtues of rural culture)等主题,并通过匠心独运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孤寂美学观(sabi or loneliness)和乡土美学思想(wabi or aesthetic rusticity),试图以简单模式来概括世界的意义,提示隐藏在小小事物中的深刻奥秘,创造出一种清寂纯净、平易自然的诗意妙境。可见徒步旅行(wayfaring)之于芭蕉是十分重要的。在巴恩希尔看来,芭蕉重视徒步旅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将旅行视为对自然、文化、历史的体验和拜祭、对审美情感和灵悟境界的历练以及宇宙本质特征的哲学象征,从而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自然观和宗教观。根据芭蕉旅行日记中的俳句记述,其回归本真的信仰支持和精神动力源自禅宗思想,他如是说:在禅修传统中,旅行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宣言。我们的无知和痛苦皆源自对自我的过度迷恋,因为这种迷恋会产生各种欲望和羁绊。旅行的目的是摆脱自我的束缚和限制,消灭欲望,让人生不再有纠结和羁绊。于是便有了芭蕉的著名比喻:人生是变幻无常的,世间万物都是旅人。我们的命运皆缈无定数,我们唯一了解的是某一天我们会死在这路旁。因此每一天都是一次旅行—一次回归本真的旅行。做一个旅者是对生命无常的宣告,是让自我直面无常与艰险,也是让自己成为生命流动性的活的标志。只有这样,人生才是遵循了宇宙的旨意。由此看来,芭蕉的哲学思想有些接近于东方的苦行僧(the Saddhu)和西方的斯多葛学派学者(the Stoic),倡导以苦修的方式接近人性和灵魂的本质甚至是宇宙的本质。巴恩希尔在翻译《芭蕉之旅》的过程中对芭蕉的哲学思想、创作思想以及美学思想都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与剖析。他在译本结尾预言,芭蕉的双重自然观—即前文所提及的“物我合一”观超越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文化二元论,其俳句创作中所蕴藏的圆融整合的思想必对美国自然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巴恩希尔的译本是首部将松尾芭蕉的五本私人游记整合发行的译作,也是首部向美国读者完整展现蕉风俳句的著作。巴恩希尔指出,西方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俳句文化的重要性。不久的将来,俳句文学将同美国自然文学(American Nature Writing)并肩作战,为驱除现代主义精神危机提供崭新思路。
如果说爱默生和梭罗证明了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是能够有效贯穿于现实生活的;金斯伯格“嚎”出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困惑;斯奈德等人的人生是以冥思的方式寻找困惑和危机的根源;那么巴恩希尔的努力则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再思考和对整个美国社会回归本真生活态度的吁求。总而言之,松尾芭蕉的美国之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意义非凡的。
三.结语
禅宗认为人生倏忽即逝,应该以回归自然、发现自我的方式抓住生活中的永恒瞬间;它崇尚虚无,主张超尘绝世,倡导“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观,提出人应摆脱世俗羁绊,“忘却物我”,以达到身心无碍的境界。禅宗“山林水鸟皆念佛法”的内聚理解方式和“我心即佛、即山林大地”的外射观察方式(葛兆光 1998: 133)在俳句中找到了载体。徘诗的基调舒缓,色彩淡雅,尘世的纷繁纠葛在诗中被包容一切的大自然所冲淡,进而内化到诗人的内心世界,使其获得心灵上一种遁世的平衡与解脱。布莱茨(R. Blyth)曾这样形容俳句诗歌:“它是一扇半开的门,是一面擦拭干净的镜子,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 …同时也是一段回归佛性的心路。”(Simpkins 1998: 225, my translation)
芭蕉的俳句,字面上无非是一个场景的再现而已,清冷、闲淡,仿佛与中国千年诗歌史隔墙而鸣。而事实上这不过是人们对芭蕉创作的盲断与误读而已,更是对以芭蕉为代表的日本俳句文学的一种轻读。芭蕉所代表的俳文化悲愁、幻灭,哀叹趋死的悲壮及对宿命无常的无奈。在俳句诗人眼中,生死和自然结合得如此理所当然,或者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在芭蕉看来,青蛙的跳跃不过是通向美的天梯,悄无声息的攀爬过后,一切人间的倒影终将归于虚空,消于永恒。这以无奈的凄美尽赚人间苦泪却又使人倍感安详的“幻灭的悲哀”在将21世纪引向有关现代性问题中绝望与虚空问题的思考的同时,也将美国文化引上了回归本真、潜心内省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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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括号所附英文为《芭蕉之旅》译本原文,前者是为笔者译文。
熊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院英语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从事英国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系2005级文学学士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WTO学院商学系2005级经济学学士双学位本科毕业生。2007年武汉大学赴美交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