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假设（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映了人类对存在中心的普遍渴求。德里达认为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设定权威的预先存在即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埃里克·谢菲茨则在他的《帝国诗学》中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财产所有权不仅是一种阶级标识，更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标识—或者说是一种主体在场的、个体存在的保证。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研究视角出发探究了殖民翻译史上的所有权之争，发现这一财产冲突折射了西方殖民者和翻译学者所共有的一种存在危机感。笔者认为，这一译文/译者关系对文化交流毫无裨益，从而应当为更为积极的形式所取代。
　　 关键词：所有权 存在 后殖民方法 翻译研究
　　
　　 一.引言
　　
　　詹姆斯·J·西格尔曾评论说：“翻译产生于个体利益间相互联系的需要，它使对利益的正确解读成为可能。该种情况下的翻译已不仅仅是多语者展现才能的舞台，它更需要参与者具备重塑思想行为模式的能力，以合乎被接受的模式。因此它与臣服于既定惯例的需要不谋而合。……所以说翻译的宗旨是揭示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交际当中稳操胜券，在语言、社会秩序所允许的界限之内认知他者同时也为他者所认可。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是在一种预期语境中发生的：当参与者向他者俯首时，其话语行为的价值也就得到了对方的肯定，从而在社会体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西方殖民者们并没有朝着西格尔期望的方向去努力，相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征服异己文化，并强迫原住民遵从自己的意愿且向自己期望的目标发展。这种帝国心态已然根植于后期翻译思想之中；与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所有权之争相似的是，这种心态在翻译中表现为挪用和权威之争。本文旨在探讨该表现背后的隐义。
　　
　　 二.帝国翻译视角下的所有权之争
　　
　　 定义“后殖民”的方式有多种：在独立后期殖民地研究当中，后殖民主义是观察前欧洲殖民地独立之后历史的一个视角；在后期欧洲殖民史研究中，它又是探究欧洲历史及过去四到五个世纪以来其政治、文化影响的一条通道；在权力差异研究当中，后殖民主义与跨文化权力密不可分，着重考察征服与服从、地理语言变迁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力和社会心理变化，强调研究翻译中通常被忽视的文化控制现象(赵一凡:14-16)。
　　 多数后殖民翻译学者倾向于从第一种或者第二种视角来定义自己的研究方法，将注意力更多地置于翻译实践对前欧洲殖民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之上，如以土著美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谢菲茨，以印度为研究对象的尼南贾纳，还有以菲律宾塔加拉族为研究对象的拉菲尔。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后殖民翻译研究归属于第三种类别。如瑞塔·科普兰就认为，西塞罗通过创译法对希腊文化的挪用是西方翻译史的潜在语境，应予以重视；理查德·雅克蒙德则从前欧洲殖民地埃及的后殖民研究着手，为探讨文化表述变迁与翻译之间的明显联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拉塞尔·雅各比则另辟蹊径，突出强调认清哪些国家和文化实体是真正的“后殖民主体”是一切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前提。虽然上述结论主要取决于学者个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即所有参与争论的翻译学者都不自觉地注意到了翻译史上的权威之争，尤其是在权力关系研究的视野之下。
　　 道格拉斯·罗宾逊就是一例。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翻译与帝国》之中，罗宾逊阐述了翻译与帝国相互联系的三种途径（也可理解为帝国成为翻译语境的三种途径）：首先是通过圣杰罗姆对西塞罗和贺拉斯率先提出的“意译法”所进行的选择性的引用，这一引用后来成为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其次是通过西方理想化的“权力与知识迁移”论，该理论认为世界权力与知识的中心往往会随着太阳向西移动，换言之，人类存在的中心所在，无论是文化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难逃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最后一则途径则是从俘虏原文的视角解读“意译法”(ibid:50)。罗宾逊指出，西塞罗和贺拉斯之所以鼓励罗马对希腊文化进行挪用实际上是为后殖民时期摆在所有罗马作家面前的复兴罗马的计划服务。这一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挪用希腊的文化、文学、哲学、法律等来割断强大希腊帝国昔日阴影的牵绊，重塑罗马的创造力(ibid:52)。随后的西方译论家在解读西塞罗与贺拉斯时却无视了这一语境，他们有意误读前人在改写历史时对创造力的着意强调，片面突出意译法彰显个性的一面以致意译法显得过度自由。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帝国翻译史上一种本能的所有权意识。这一意识可溯源至殖民史中的“所有权”主题（property），这一主题实际上也得到了谢菲茨的关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帝国翻译中此起彼伏的权威之争与“得体”（proper）和“所有之物”（property）这两个词密切相关。尽管在英语中“property”并非表示“得体”（proper）的形容词的名词形式（“propriety”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词却是拉丁语中的同源词。在拉丁语中，他们同出自“propria”一词，意为“（某人）自己的”，或者“（某人）拥有的”。于是“property”便可理解为某人的土地或者财产，而“proprietor”则是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所有人。谢菲茨探究了翻译中被标榜为“得体”用语的可接受程度，发现它们不仅被认为是稳定的和安全的，并且会引起翻译双方对土地、家园的亲密联想，进而引申到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词义――就像经济学中所说的个人财产所唤起的安全感与归属感那样。事实上“得体”（proper）（不免使人产生准确、权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熟悉亲近的联想）与“隐喻/翻译”（metaphorical/ translational）（总给人一种见不得人的印象，就像一个奇装异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引诱着你离开熟悉的故土，向陌生、遥远的异域游荡）早已成为谢菲茨帝国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原因有二：首先，新大陆上被征服的土著印第安文化中根本没有“所有权”（property）这一概念。其次，如何在不违背“文明世界”的道德准则和哲学理念的前提下满足占有土地的私欲，对欧洲殖民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欧洲殖民者们如何将一片无主土地(unowned land)“得体”地(properly)转化成有主财产（property）呢？如前所述，“隐喻的”（metaphorical）或者“翻译的”（translational）翻译用语带有一种疏离感和距离感，暗示着译者和被译者间在场的交替（a mutual shift of presence）。谢菲茨抓住了帝国翻译中这一微妙的关联，从而指出这一转换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双重翻译过程来完成的：通过将印第安人的“无主土地”（unowned land）翻译成“所有物”（property），欧洲殖民者们成功地将“土地”从被殖民者文化中疏离出来并将其纳入欧洲文化所熟悉的“所有物”中来（有趣的是，这一过程与英国普通法所规定的转移不动产的法定程序基本吻合）。正如谢菲茨在他的《帝国诗学》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西方社会的财产所有权不仅是一种阶级标识，更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标识――或者说是一种主体在场的、个体存在的保证(ibid:74-77)。西方殖民者的圈地习惯也可理解为对遭遇不可译文化的不安与恐惧以及对封闭、稳定、安全、能够保卫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异域不致流失进而能够证明自我存在的所有物的渴望。同理，贺拉斯建议将希腊视为无主地（common ground），而将罗马视为私有财产所有者（private rights），不仅仅是为了重塑罗马作家的创造力，更是为了庄严宣告：罗马文学再也毋须仰视高高在上的希腊主子了；罗马人已经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希腊的文化遗产，难道就不能尽情享用自己的财产么？(ibid:51) 这一所有权的转移同时也暗示了权威的在场通过帝国语境下的翻译实践从希腊转向了罗马。
　　 在《“殖民”、对抗和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下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一文当中，中国翻译学者陈德宏提出了翻译去殖民化的第三条途径，即“零翻译”。与平时过度西化的后殖民视角不同（如用于分析印度模型的后殖民视角）的是，陈德宏聚焦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指出当谈及所有权和存在性问题时，中国人是很难像西方人那样产生严重的危机感的。首先从本质上来讲，除香港以外中国并未被外国殖民者侵占过领土(Simon 2007:65)。其次，中国与印度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同，只是经历过一种文化和语言上的殖民，尽管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帝国主义还是给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ibid:54,66)。除此之外，汉语言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使中国自身也跻身于文化殖民者之列(ibid:66)。加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农耕生活早已使劳动力和土地合二为一(Zhao trans.Fung 2008:30-31)。传统的中国人已习惯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生活模式，而这种生活模式也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与存在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陈德宏看来，面临欧洲殖民化翻译浪潮这一大敌，汉语言文化有足够的魄力软化、吸收外来冲击力。
　　 由此看来，后殖民翻译中的所有权之争不仅反映了西方殖民者的存在危机感，也揭示了中西思维与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
　　
　　 三.结语
　　
　　 霍米·巴巴认为，随着民族边界的文化交集，被本土化的西方世界越来越趋同于它的殖民地，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不再是单纯语义上的转化，而早已成为权力差异间交互发生的基石。可以说西方翻译家们试图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征服、挪用和所有权（或权威地位）之争保障自我存在的努力是徒劳的。真正富有成效的文化交际是通过对他者(Otherness)的宽容和对学习、理解、交往的诚意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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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院英语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从事英国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系2005级文学学士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WTO学院商学系2005级经济学学士双学位本科毕业生。2007年武汉大学赴美交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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