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品质》和《老王》两篇文章。杨绛在《老王》中写的“最后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让我颇有感触。
《品质》一文中格斯拉兄弟“一心想把店铺撑下去,接了一份定货后,要费很长时间去做它……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比他们更好的靴子!他们从不登广告!他们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但结果,哥哥因同行的激烈竞争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抑郁而死”;弟弟整天埋头做靴子,最后因饥饿而死,确实够“不幸”的了。
《老王》一文中老王“活命靠着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因为一只眼瞎了,所以“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 “有一次,他撞在电线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
甚至于他们长得都让人感到“不幸”:一个“有点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面孔的特征”;另一个“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白骨”。
可就是这样“不幸“的人,却着实让“幸运”的人产生深深的“愧怍”,这又是为何呢?
我觉得是他们身上那种“品质”,那种足以让“幸运”的人感到“愧怍”的“品质”,这种“品质”从这群“不幸”者身上折射出来,光耀夺目。
我们随着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妙笔去看看格斯拉兄弟生活的环境:“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天天地清淡下去”,“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比他们更好的靴子!他们从不登广告!他们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处处显示出这是一个工业垄断加剧,同行竞争激烈,许多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偷工减料,不守诚信的资本主义社会。可就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穷苦的靴匠恪守职业道德,热爱自己的技艺,一生只做一件事——制作靴子,而且把这件事做到尽善尽美,死而无憾,表现出底层劳动者高尚的劳动道德,确实让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愧怍”。
再去看看“不幸”的老王:自己已是难于维持生计,可还是“哑着嗓子”关心别人“你还有钱吗”,面临失业,好不容易“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就感到心满意足,很“欣然”;即使生病了总不见好,还不忘“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给我传话”……一个善良、朴实、乐观,处处为他人着想,很有责任感的形象跃然纸上,也难怪杨绛会对这样一个“不幸”的人产生愧疚。与老王一生的辛劳相比,作者感到他们夫妇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不算什么,他们毕竟还有工资,毕竟还能享受一定的物质生活,总而言之:毕竟一个是坐车的,一个是拉车的。老王在辛劳穷苦的生活中,却能关心他人,同情他人,作者从中看到了人间的不平等,更看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老王的可贵品格。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