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提出杜甫诗歌的核心价值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通过对杜甫大量诗作的分析,提出杜甫是以百姓的人生为视角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通过对百姓以及诗人自身苦难人生、贫困人生、乱世人生的描写,广泛而又尖锐地反映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矛盾,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批判。
　　关键词:杜甫 诗歌 社会批判 视角
　　
　　杜甫的诗歌,由于真切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因而被称为“诗史”。但杜甫大部分诗篇所写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杜甫所关心、描写的,往往是被历史遗忘的那些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展示的是他们被抛落在历史之外的人生图画,并以此为视角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杜诗中份量最重的那些叙事诗,大多数是以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不幸人生为题材的。在历史的舞台上,真正的受害者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诗人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为他们不平,为他们愤怒,为他们抗争。杜诗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其独特的人生视角,广泛而又尖锐地反映出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矛盾,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即“用人民的耳目视听,用人民的声音歌唱”[1]。作为一个诗人,只有杜甫的笔下,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百姓形象。从这一点上说,杜甫的社会批判,远比历史著作丰富、生动;远比其它诗人的作品深刻、全面。杜甫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幅普通人生的图画,是我们在历史著作中永远也读不到的。这才是杜诗千秋万代,始终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真正原因。
　　
　　苦难人生: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
　　
　　杜甫的社会批判,首先表现为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战思想。杜甫处在唐王朝由盛到衰急剧转变的时代,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不但经历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他的一生和安史之乱的前后二十年息息相关。因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开边”,以及由统治者的腐败而导致的内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杜甫的反战,常常从尊重人的生命出发,通过大量反映战争中百姓苦难人生的诗篇来体现的。战争带给百姓的,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的惨烈,是“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辛酸,是“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控诉,是对人生的毁灭、人性的摧残。从天宝年间写《兵车行》开始,杜甫就突出地表达了他的非战思想: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边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客观的描写,极具感染力。“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几乎是直接控诉皇帝的罪行,可以看出杜甫反战的坚定不移。
　　战乱带来的百姓生死离别、鸡狗不如的兵役之苦,一贫如洗、哀哀无助的生存之苦,在杜甫笔下得到再现。《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征夫》: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生动地描写了战后城市和农村的荒凉破败、哭声遍野的凄惨景象。《前出塞》九首,每一首都是用征戍人的口吻诉说被压迫者的苦情。《后出塞》之五则写一个“良家子”,“跃马二十年”,回到故乡,故乡已是“故里但空村”,只落得“穷老无儿孙”。诗人站在征戍人的立场上讲话,给予统治者以揭露和讽刺,也表现了诗人无比沉痛的心情。著名的“三吏”、“三别”,更是形象反映了人民在安史之乱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已过兵役年龄的老汉,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连根本没有服役义务的老妇也未能逃脱兵役之灾,甚至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孓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新婚别》通过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一对新婚夫妻,由于丈夫被征,不得不暮婚晨别,天各一方。而《石壕吏》则写了普通的一家人不幸的命运。三个儿子皆死于疆场,最后连老母也被抓去了,只剩下一个孤苦无依的老汉在家苦度残年,而他也随时有可能再被抓住。年青人甚至老年人都无法逃避战争带来的苦难。
　　杜甫晚年所作《逃难》,应是对乱世中苦难人生的最好概括: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又作《白马》: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仇兆鳌《杜诗详注》:“‘丧乱死多门’,一语极惨。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鼠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唯身历患难,始知其惨状。”[2]直到大历四年,诗人死前一年,在极度的失望之余,还写出了《蚕谷行》: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再一次表达了他强烈反战的思想,这也是人民的意志和要求。
　　
　　穷困人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对社会制度的严重不公,极端贫富不均的批判,是杜甫诗作的又一个重要主题。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为了战争和享乐的需要,横征暴敛,诛求无度。百姓不仅要蒙受战争之痛,还要饱受穷困之苦。杜甫写下大量诗篇,描写残酷剥削之下百姓的穷困人生,对统治者进行尖锐的批判。
　　《释闷》写道: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豺狼塞路,是国家的大患。但为抗击侵略而加重民众负担同样会导致政局的不稳。永无止境的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涣散,外敌才能乘虚而入。
　　杜甫流寓夔州时鉴于膏粱子弟大鱼大肉、饱食游闲,而农民要么连粮也吃不着,要么被征死在战场上的情况,在《驱竖子摘苍耳》中发出了“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的愤怒呼声。大历四年春,杜甫从岳阳往长沙的船上,耳闻目睹繁重的赋役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写下《遣遇》: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薄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诗中通过描写花石戍的寡妇上山采蕨,到集市去卖所得的钱去交纳赋税,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的“刻剥如锥刀”的事实,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道: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挥泪临大江,高天意凄恻。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深广地反映和批判了当时诛求多门、横征暴敛的现实。《客从》一诗,则以象征的手法,谴责统治集团的苛刻搜刮: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通过泉珠化血的故事,对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的酷行,作出血泪的控诉。
　　《岁晏行》: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缺军粮,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此诗为杜甫死前一、两年所作。这是杜甫漂泊湖南时看到农民卖儿卖女的惨状后发出的感慨。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人民穷困生活的缩影。渔民天寒地冻之时仍要出湖捕鱼,可是网一撒出便被冻住了;莫徭原是因祖先有功,常免徭役,而今也被租税逼得无生路。冬天已无大雁,他们也要去寻找禽类,射杀禽鸟以充租税。诗人愤慨而言“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老百姓被迫卖儿卖女以还租税,这万民苦悲要何时才有尽头?诗人自己过着孤苦伶仃,衣食无着的漂泊生活,却依然“至死不忘忧黎民”。
　　杜甫不但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而且不断地探求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对造成劳动人民苦难的封建统治者和黑暗社会,杜甫给予了愤怒的揭露和控诉。他说:“狐狸何足道,豺狼正纵横”。《丽人行》中,那些所谓的理财大臣,搜括人民的财物,供统治者、供皇室挥霍。杜甫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亿万民间寒女含辛茹苦织出来的布帛,就这样慷慨地分颁赐给贵戚宠臣。对此,诗人进一步指出:“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对皇帝是如此,对直接搜括百姓、虐害百姓的各级贪官污吏和藩镇军阀,杜甫更加痛恨。他揭露丞相杨国忠“炙手可热势绝伦”的逼人势焰和虢国夫人之间的无耻勾当。他呵斥“攀龙附凤势莫当”的权奸李辅国。对随着叛乱而来的官军的屠杀奸淫,杜甫也在《三绝句》中给予无情揭露:“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面对这黑暗的现实,诗人最终得出结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体现了强烈的热爱人民,疾恶如仇的精神。
　　杜甫在天宝十四载写下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根据十载长安生活和这次途中的见闻,敏感地认识到国家的危机已迫在眉睫。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唐诗中,如此集中地反映人民的穷困和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的腐败与奢侈,如此猛烈地批判这种荒淫生活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尤为重要的,这是直接批判本朝皇帝。王嗣奭评道:“叙当时君臣晏安独乐而不恤民之状。婉转恳至,抑扬吞吐,反覆顿挫,曲尽其妙。”[3]“晏安独乐不恤民”,抓住了要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千古名诗,更是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揭露了数千年来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尤为可贵的,是在杜甫笔下出现了众多的妇女形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最重,命运最惨。而战争动乱,残酷剥削使女性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和不幸,杜甫对她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大麦行》写: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最典型如《负薪行》: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诗人详尽地描绘了夔州妇女的悲惨命运:由于连年战乱,男丁减少,许多女子“四十五十无夫家”,她们每天上山砍柴负薪归来,虽已“面妆首饰杂啼痕”,还得“地褊衣寒困石根”,过着熬更守夜的日子。有人嘲讽夔州一带女子长得“粗丑”,连丈夫都找不到,杜甫愤怒地质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这在古典诗中是很少见的,从而也使杜甫的诗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性高度。
　　
　　乱世人生: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杜甫走上批判现实的创作道路,与他自己一生的坎坷人生是分不开的,其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而又痛苦的过程。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4]正因为如此,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杜甫,才能对百姓的疾苦、民间的悲欢有那么深切的感受。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曾任修文馆学士等职,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做过朝议大夫、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等职。在杜甫降生之时,家庭虽已今不如昔,境况日趋败落,但毕竟还有别于普通百姓。他还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直至他三十四岁。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是比较稳定安适的,是“裘马清狂”、读书漫游的时期。从唐帝国的历史来说,尚处在经济繁荣全盛时期。这段时期他所留存下来的诗歌,只占他全部诗歌的很小一部分。且多半还停留在个人自家的问题上。王嗣奭说:“视其吴越齐赵之游,壮岁诗文,遗逸多矣,岂晚岁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5]
　　这时期杜甫的思想还未发生真正的转变,但其中他在吴越和齐越有过再次较长时期的漫游,却给他在生活上走向人民搭起过渡的桥梁。所以他说:“二年客东郎,所历厌机巧”,想到“贵贱俱物投”,抱怨着“儒冠多误身”。这些认识,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投身到官场中去博得妻荣子贵。杜甫对功名的追求是积极的,唐人所有正式的求仕方式他都试过。但他求进仕的念头,与一般人们不同。他是这样的想法:“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又是这样的口吻:“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这种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结局已经从此注定必然是“直如弦,死道边”了。十载长安,在官场中总是不能如意,求仕的失败只能使他关注现实人生。旅食京华,饱尝世态炎凉,对世道人心的问题认识更深刻。对社会的不公正感受又极强烈。同时,他的满腔济世热情与可悲的结果形成极大的反差,促使他较早地结束对盛世的幻想,而更多关注现实人生。也能更深入觉察到盛世里的黑暗与危机,使其诗较早地充满了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在长安期间,他曾经无一定居址地流寓了近十年的光景,在生活里常常与城市贫民和郊区的农民打交道。在生活上接近了人民。同时,由于他自身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开始过“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致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老天冻得他骨头几乎要折断,饥饿动辄十天半个月。他曾和长安贫民一起靠领米活命,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诗穷而后工”,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十年固守的结果,使他逐渐深入民间,看到了人民的痛苦,看到统治者的罪恶,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也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接着便是安史之乱,直至大历五年杜甫死的年代。这段时期是历史上有名的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诗人和广大人民一道,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折磨。在同谷,杜甫拖家带小,有时过着连草根也吃不上的日子,当诗人挖不到东西时,“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陷贼为官时,诗人历尽艰险。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在陕北,他曾和人民一道逃难。在沦陷的长安,他曾经亲眼见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可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触怒肃宗,而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相,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他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诗篇。
　　得友人严武之助,他也在成都做过幕僚,但只有六个月。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他喜欢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恶官僚。“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晚年更是途穷路绝。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公元770年冬,他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死后四十三年,他的灵柩才由孙子杜嗣业运回故土安葬。可贵的是,不论在生活上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别林斯基曾说过:“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6]面对人民的苦难,诗人不是高高在上,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而是真正把自己的生命与心血和人民融合在一起。现实生活无论使他多么痛苦,他也从未别求超脱。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杜甫反映人民的痛苦,都是基于感同身受而发出的。对于常在他前“扑枣”的“无食无儿一妇人”,他能设身处地,体贴入微,认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当他描写自己的穷困与痛苦时,又能推已及人,心怀天下。自己的儿子被饿死了,他从个人的痛苦而念及比自己还不如的“远卒”、“失业徒”。所以前人评杜甫“有忧时之真心”,“遂下千年之泪”。不仅如此,杜甫的伟大之处还在于超过了儒家“推已及人”的进步意义而进一步以“人”为主。他始终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种精神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得到了更深刻的反映:“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为了天下民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我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白居易受其影响,亦有这样的诗句:“安得万里裘,盖裹万里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但其思想境界却不及杜甫。杜甫所表现的思想境界,不用说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
　　“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更工。”诗人的成功,取决于诗人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个诗人进入时代的姿态密切相关。杜诗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杜甫的一生是不幸的,在那样的时代,一个有良心、关爱人民的诗人,必不为统治者所容,更不会为统治者所喜,他的人生必然是不幸的。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强烈批判,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剧。但也正因此,他才能沉到社会底层民众之中,并且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产生深厚的感情,从而处处同情他们,关怀他们,进而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不仅以他有血有泪的歌吟,做了百姓苦难人生、穷困人生的代言人,而且用他个人鲜活的生命历程,完美地进行了一次崇高人性的实践。从这一点看,他又是幸运的。
　　杜甫晚年力作《登高》: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常作客”三字说尽杜甫乱世一生,一个“悲”字道尽其境遇和心况。“独登台”之“独”字,是杜甫的独立行世、独立思考、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反映,也可见其心中“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但杜甫不会孤独,正如他在《听杨氏歌》中所道:“古来杰出士,岂特一知已?吾闻昔秦青,倾则天下耳。”杜诗确实做到了“倾则天下耳”。他的“知已”正是千百万的人民大众。
　　
　　注释:
　　[1]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3][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1版。
　　[5][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明]王嗣奭.杜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陈贻焮.杜甫评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1981.
　　[5]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傅庚生.杜甫诗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邓红梅.乱世流萍——杜甫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0]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M].重庆出版社,2005.
　　
　　(何书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08)

• 何书勉： 拾起历史外的人生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