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解放后的现实政治条件来看,政治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过于苛刻的规约是使剧作家集体转向历史剧创作的重要原因。从美学角度来讲,戏剧(包括话剧)本身的艺术特质要求戏剧要保持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即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现实,保持与观众的审美距离。这是戏剧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在严格的政治控制下仍能以现实为直接的反映对象而转向深邃的历史,寻求与当代相通的精神气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历史剧 政治 艺术特质 真实性 审美距离
　　
　　一、外在的政治因素的规约作用
　　
　　“十七”年间大批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并产生了大量历史剧作的原因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条件的约束,狭小的言说空间迫使剧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就解放后的现实政治条件来看,确实存在着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过于苛刻的规约,这是剧作家集体转向历史剧创作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条件”与“文艺”的二律悖反理论揭示:处于无秩序的混乱时代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思想言论界往往更为活跃,文艺发展更为繁荣,而当社会处于统一的政治体制之下时,人们的言论更容易在无形中受到钳制。思想言论控制是统治阶层维持政治秩序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现象存在于任何社会性质的国家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击少数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使人民思想统一,进行作家创作和言论的调节、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家通过建立各种文艺组织将作家集合到统一的旗帜之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服务。文艺联合会和各级作家协会是文艺界组织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外在的组织形式制约着作家的创作活动。各级文艺联合会和作协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进行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作家在特定时间内应当宣扬的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这种外在的政治规约通过作家自身的创作活动渗透到文学作品之中,从而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对作家的组织化控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加强了作家之间的艺术交流,二是保证了文学向政治规范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客观上却消弭了文艺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使得作家失去了创作的主动性和自由言论的空间。尤其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和评价标准更是严重损害了作家的创作自由,违背了艺术的基本精神。
　　原本希望有更大创作空间的作家对现实的失望只能用唯一的宣泄方式——沉默来表达。因此中国的当代文坛出现了作家的整体性更迭或者说“失语”、“流失”。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另外一部分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自愿放弃了创作。而真正进入所谓的“中心作家”的创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艺术规范,他们自愿的回应了“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图跨上新的台阶。小说是可以迅速、直接反映现实的一种文艺形式,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作如《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是对抗战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英雄气概的弘扬。另外一些小说如《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三里湾》(赵树理)等则塑造了新中国涌现出的“新人”的典型形象。在诗歌和散文领域也是歌颂新时期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创业的作品占据着重要位置,例如《致青年公民》(郭小川),《白杨礼赞》、《荔枝蜜》(杨朔)等等。在戏剧的领域中,同样出现了大量反映社会建设大潮和“新人”形象的作品,例如《槐树村》(胡可)、《烈火红心》(刘川)、《大红院》(老舍)、《敢想敢干的人》(王命夫)、《枯木逢春》(王炼)、《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田汉)等。虽然这些取材于“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其内容大都乏善可陈,并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图解政治概念和政治条文的特征,在以后的时期中很少搬上戏剧舞台,并逐渐为观众所淡忘。
　　与“现实题材”的戏剧相比,历史剧则以迅猛之势发展,许多著名的剧作家纷纷将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从历史中找寻与时代相通的精神气质。例如郭沫若在“十七年”间进行的戏剧创作主要是基于“历史兴趣”和学术翻案的写作动因,立足于“辨是非、明真谛的服务新方法”,采用更客观地取舍和加工史料的新态度,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扣合时代中心任务选材立意,结合自己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娴熟的运用大量散文诗、韵文诗来增加历史剧的历史深度、厚度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戏剧。代表作品有:《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白蛇传》、《西厢记》、《金鳞记》、《<甲午之战>三部曲之一》(田汉),《蔡文姬》、《武则天》(郭沫若),《甲午海战》(朱祖贻、李恍),《胆剑篇》(曹禺、梅阡、于是之),《王昭君》(曹禺),《海瑞罢官》(吴晗)等。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同样的政治高压下,为什么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都相应的改变了以往的路数,纷纷向现实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靠拢,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走进了文学史,而剧作家却一反常态,改向了历史剧的创作和发展呢?这也就是说,除去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戏剧这一艺术形式自身的艺术特点来找寻 “十七年”间历史剧迅猛发展的原因。
　　
　　二、内在的艺术特质的要求
　　
　　美的事物往往有一点遥远,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表演,“距离”是产生美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普通而平常的事物放的相对遥远一些,我们也可以轻易的排开实用的目的,而关注事物的本身,体会到它的美,这是因为有距离的东西总是有一种神秘感,神秘可以轻易的吸引我们的好奇心,唤起我们对事物本能的关注。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的美,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物得以超出我们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最早提出了“距离”说,认为艺术的成功就在于距离的微妙的调整,“在创作和鉴赏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距离,但又始终有距离”。
　　然而对于戏剧来说,是不是和布洛的“距离”说相悖呢?众所周知,与其它艺术样式相比,戏剧艺术有其特殊的消费方式即舞台表演,它是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观众在台下欣赏的统一性过程。舞台的客观性与演员的再现性构成戏剧在空间上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无疑会缩短戏剧与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
　　精巧考究的布景设置,形象逼真的舞台装饰真实完整的再现了戏剧发生地的场景,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现实题材”的戏剧易于将观众拉进戏剧事件的发生地,即本真生活呈现的环境中。一旦观众忘我的进入到他人的生活环境,除非有精彩的对白、唱词或者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的呈现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否则观众往往会跟随精美的舞台布景脱离戏剧本身而神游万仞,亦或带着功利性目的用挑剔的眼光来审视舞台设置,破坏舞台的美感效果。因而戏剧舞台往往建在高高的台子上,既可以方便观众的观看,又可以保持和观众的距离。历史剧上演的舞台更是因其远离生活实际的历史气息的舞台布景与观众拉开了距离,促使观众产生审美性想象。
　　戏剧人物一般具有非常的品质、鲜活的魅力和崇高的人格,而这些正是常人渴慕已久苦苦追寻而不得的。在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文成公主》一剧中,剧作者就把文成公主的美貌聪慧、胆识机智做了夸大式的艺术处理,她所生活的环境也是充满了特殊的转折。演员的真人表演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观众关于上述品质的不确定性想象,带来观众因个人喜好对戏剧主人公产生的“褒贬”二元对立的简单评论。历史剧中的历史人物由于在人们的心目中拥有稳固的形象特征,更易形成“预期”的心理震慑力。茅盾在长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指出了“历史剧既应虚构,亦应遵守史实”,应该是“凡属历史重大事件基本上能保存其原来的真相,凡属历史上真有的人物,大都能在不改变其本来面目的条件下进行艺术的加工”。例如《胆剑篇》中的越王勾践,在其出场前观众已对勾践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卧薪尝胆的意志有了充分的肯定,在一身古代装束服饰包裹下的演员出场后观众便自然而然的认同了演员的“越王”身份而不仅仅是眼睛看到的一个普通演员。古代西方的戏剧演员戴着面具,中国的戏剧演员在登台前也都需要吊眉、包头、浓墨重彩的画着脸谱登场,这些都是为了保持与观众的距离感的需要。
　　戏剧中的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生命源。任何一出剧目都力图在舞台上具体形象地将其呈现给观众,“现实题材”的戏剧所呈现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容易引发观众对自我真实经历的回忆与再体验,而历史剧题材中的“矛盾”可以使观众完全摆脱功利观念,对戏剧进行超功利的审美观照,更有利于戏剧艺术作品的欣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戏剧本身的艺术特质具有空间上的真实性,不利于审美距离的产生,致使戏剧需要在时间上有一个更加遥远的距离,隔开观众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情感体验。而历史剧因其遥远的“历史性”尽可能的拉开了与观众的距离,在空间上的趋近真实、缩短审美距离与时间上的远离时代、扩大审美距离之间的张力中实现着自己的艺术价值,这也正是“十七年”间历史剧迅猛发展的内在原因。
　　
　　三、结语
　　外在的政治因素要求五六十年代的戏剧反映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反映人们对待新生活、新工作的澎湃激情与昂扬斗志,这也就是说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现实生活,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而戏剧本身的艺术特质、审美属性要求剧作家和演员用尽一切办法,扩大审美距离,这样剧作家就需要在现实政治和历史事实之间找到相同或是相通的地方,也就是历史剧的精魂——“历史精神”。剧作家在政治和艺术特质的矛盾中采用折中的艺术手法,将历史和现实完整而含蓄的结合起来。既避免了对现实政治条文的简单图解,又带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展示了一种穿越历史隧洞仍与时代相通的精神气质和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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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丽丽 宜昌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443002)

• 薛丽丽： 对“十七年”新编历史剧“热潮”的再解读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