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历史,开创纪传体样式,史传合一成为定体。作为一位对国家具有重大责任感的史学家,梁启超在进行传记创作时,毫不犹豫放弃了更具文学色彩的传记传统,而选择了对古代史传传统的继承,以“史”作“传”,使《李鸿章传》显出鲜明的本民族史传特征,而“新民”的启蒙理想又为这一特征着上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色彩,使梁氏传记显出现代品格,从而为梁氏传记创作打上过渡的烙印。
　　关键词:《李鸿章传》 史传传统 现代品格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虽起始于司马迁的《史记》这一光辉起点,但随后却一直在封闭体系中发展了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古代传记文学虽然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传统,但也产生了无法挣脱的历史局限,使其无法担负起对现代现实生活的描述,因此,随着时代从古到今的交替,传记文学呼唤着新的发展与突破。梁启超的传记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无疑积极响应了这一历史的呼唤。梁氏处于时代交替之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期,其传记创作在史传关系、思想内容、篇章结构、文白相间的语言等各方面都显出过渡时期的色彩。本文以《李鸿章传》为例,拟从“史”“传”关系方面对梁氏传记之承前启后特征做一探讨。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历史,开创纪传体样式,史传合一成为定体,传记文学依附于“史”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虽然《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鲜明的文学性使其成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而历代也不乏文学性鲜明的传记作品,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以及假名托号的自传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的《甫里先生传》、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戴名世的《画网巾先生传》等,但由于历代文人及统治者对“史鉴”功能的重视,使得古代传记文学一直未能挣脱“史”的束缚以及“史鉴”的政治功利目的而尽展“史”与“文”的双翼翱翔。
　　梁启超,这位“史林泰斗 ”,同样站在“史”的角度将传记纳入了史学的范畴。早在 1902年发表的《东籍月旦》《新史学》等著述里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传记归入到史学中加以考察,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传记要求以忠实客观的态度叙写真人真事,反映出历史的真相。梁氏认为史家所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莫过于忠实,就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这就像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1]。正因如此,尽管《史记·屈原列传》情感浓烈,催人泪下,梁氏却认为这篇传“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失却作传的本意了”[2]。后来梁氏在《作文教学法》里也一再强调,凡从事传记之类记载文写作的人“万不可用主观的情感夹杂其中,将客观事实任意加减轻重”[3]。第二,传记要求通过对真人真事的叙写来揭示出人类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梁氏基于自己的新史学理想,认为传记既为史学之一种,它理应负起“揭示人类历史进化之因果关系”的职责。就梁氏看来,“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出于这样的认识,梁氏否认二十四史是史书,其中的列传之价值也“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因为它们不过是“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而不能揭示历史的来因与去果。第三,传记还应负有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梁氏之所以强调要揭示因果,是因为“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在梁氏看来,作传的最终目的就是“鉴往知来”,“使今世之人,鉴之载之,以为经世之用”,“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4]
　　梁氏的这些传记理论应该说是总结出了我国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太史公当年著《史记》就明确宣告“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尽管太史公同情甚至敬仰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但他还是客观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楚汉相争这段历史,为我们刻画了项羽的刚愎自用、有勇无谋以及刘邦的知人善任、君臣一心,于刀光剑影中揭示成败之因,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思考与借鉴。梁氏的《李鸿章传》无疑力图继承这一优良传统。
　　在《李鸿章传·序例》中梁氏说道:“……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5]
　　“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在梁氏看来,写人物传记就是在写“史”,而作“史”一定要用公平之心,所以不能以是敌是友来或贬或褒,而应尽力画出传主的“真相”。
　　正因此,尽管李鸿章因甲午海战惨败以及签订的系列辱国条约而谤满天下,尽管梁氏与李乃政治公敌,在《李鸿章传》中他却并未对李大加贬挞,反之,却不乏解免甚至赞誉之词:认为李“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平发捻,人认为是李之功,梁氏认为这只是“兄弟阋墙”,算不得“功”,但对李“谋定后动,料敌如神”又给予了赞叹;对李鸿章朝中地位,人认为其为“权臣”,梁氏却看到他生在专制政体极度完备的时代,又加之满清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他只是一“纯臣”,梁氏悲叹着李自己所悲叹的“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对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于大局先自不明”“故习难除”等“不学无术”加以指责同时,又赞其为国事兢兢业业,“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世人都谤李卖国,而梁氏却赞其遇刺血满袍服仍以国事为重,当梁氏叙及“鸿章清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时,我们颇能看到李鸿章“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之心”的为人,我们更看到梁氏确实抛开成见,还李鸿章其人以本来面目,他的人物传记确实继承了以事实为重,以公正为尚的“秉笔”传统。
　　梁氏在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曾讨论过专传的作法,他说:“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6]
　　也就是说,梁氏的专传所以要设一传主,主要是为行文的方便起见而用作中心,是要借其“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也就是要“藉人明史”,借“伟人”来明“时代”,来揭示出人类历史进化的因果。而梁氏选择李鸿章作传,就是因李氏与晚清历史之关联,而在《李鸿章传》中,他就有意将李氏置于了时代的风云来评述,又借李评述了时代的风云。
　　《李鸿章传·序例》里,梁氏特别申明“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在《李鸿章传·绪论》中又说“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并认为“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藉人明史”,是我国史传的一贯传统。从贾谊“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贾谊:《过秦论》)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等修史欲“以资治道”,皆欲以一人之事来明史之成败之因以资借鉴。梁氏于此,可以说在继承的同时,又为之注入了新鲜血液,因为他显然已不再是停留于为一封建统治者分析为国成败之因以资借鉴了,而是为了“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更是欲为振兴整个中华而呼唤能当此大任的“英雄人物”。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民强国、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思潮。这使得有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从事任何文化工作时都保持着直面现实的自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梁启超亦是如此。在梁氏看来,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乃积久而成的文化瘤疾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民素质的低劣,不触及此,“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也”。并且他断言“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7]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他在传记创作中一直倾注的是他资产阶级思想,大声呼唤的是社会改革,竭力主张的是灌输欧洲之精神,不懈致力于的是培养新型国民。
　　《李鸿章传》传中梁氏虽然认为李非“造时事之英雄”,但却肯定了他是“时事所造之英雄”,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正是这种封建文化与专制体制之限,李氏不能成为“造时事之英雄”,他“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通过革新走向富强,其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李氏只能是专制政体下“不学无术”之“英雄”,李鸿章的失败也就是专制政体的失败。
　　在篇末,梁氏更是哀叹“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在“万马齐喑”的专制中国,梁氏渴望着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陈旧的国民注入“英雄”的血液,“不拘一格”降下“人才”,来改造这衰微的民族。
　　可见,作为一位对国家具有重大责任感的史学家,梁启超在进行传记创作时,毫不犹豫放弃了更具文学色彩的传记传统,而选择了对古代史传传统的继承,以“史”作“传”,使《李鸿章传》显出鲜明的本民族史传特征,而“新民”的启蒙理想又为这一特征着上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色彩,而使梁氏传记显出现代品格,从而为梁氏传记创作打上过渡的烙印。
　　
　　注释:
　　[1][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第194-199页,第162-163页。
　　[3][4][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第9页,第2页。
　　[5]梁启超:《李鸿章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廖敏倩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 廖敏倩： 以“史”为“传”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