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新世纪以来对蒋光慈的研究从“革命文学再谈”、“俄苏文学对蒋光慈创作的影响”、“文本的继续解读”和“多元化的研究”四个方面进行分类归整,试图找出新世纪以来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蒋光慈 革命文学 俄苏文学 多元化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蒋光慈的创作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早期革命文学的缺陷和实绩,短暂的创作人生和种种非议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事实,作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各个时期对其评价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联系,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90年代末以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研究角度也逐渐多元化,本文截取2000—2009这十年间对蒋光慈创作的评论,来探究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一些特点。
　　
　　一、革命文学再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革命文学是典型的政治化的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的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体现为文学为政治服务,是“粗暴的呼喊”。谈及早期的革命文学就不得不提到蒋光慈,作为第一个大力倡导并以文学实践蜚声当时文坛的作家,新世纪的评论者也试图重新审视蒋光慈的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的评论者从叙事学角度对蒋光慈的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革命与暴力的相关的政治想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蒋光慈要求文学必须按照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则来创作,文学写作的前提由先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来裁度”[1],这里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真理性的倡导抢占了道义上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是作家对西方革命产生的理论的简化,但这也让革命陷入虚无和荒诞。《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和《1928:“革命文学”合法性论证》都认为蒋光慈模式的流行无外乎迎合了作为当时文学主要接受者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阅读趣味,单纯的革命目的和通俗的语言,再加上“革命加恋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作者指出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政治意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表现的自觉、强烈和鲜明”[2],所以作家对社会政治的反应也比以往更及时,像蒋光慈这样艺术成就不高的作家也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是在那个革命高于文学的时代,蒋光慈将党的工作与文学活动摆在同等地位,是行不通的,其引发的创作模式也被茅盾等人批判,被认为“流毒无穷”。
　　蒋光慈作为“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开拓者,对其研究自然离不开对这一模式的评价,这也是研究者惯于切入的角度,这一曾经在文学史上饱受争议的文学模式,在新的世纪仍然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且试图从新的角度进行解读,给予新的评价。《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认为“革命+恋爱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叙述,它本身就是当时革命者的‘真实’生活经验”,[3]将蒋光慈模式定义为“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在情节方面对表现为革命的驱动力来自恋爱,或用革命补偿恋爱的失败,这一方面呈现为“叙事结构上‘革命’/‘男人’的能指替代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革命’/‘美’在能指层面上的对立”。《革命加恋爱新探》中,作者赞道20年代革命作家将革命与恋爱的问题杂糅在一起来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超前的创造,隐寓着极大的接受潜力”[4],这一模式的盛行对当时新兴的“革命文学”的普泛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位研究者则认为“革命加恋爱”模式打动人心的一面更多地体现在被否定的一面里,“在桎梏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爱情的表现范围”。[5]
　　
　　二、苏联文学对蒋光慈创作的影响
　　
　　蒋光慈曾经留学苏联,这一经历决定了苏联文学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蒋光慈小说中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选择》指出起源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和起源于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在蒋光慈小说中皆有体现,这表现在“其小说在述说革命斗争事件时,个人恐怖与集体斗争实现了巧妙的结合”[6]。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无组织性和面对现实的苍白无力使得蒋光慈更多地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念,早期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化为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的胜利梦幻和光明前途”。《错位性:20、3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接受俄苏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俄苏文化与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二重变奏》异曲同工地认为蒋光慈的早期作品虽然简单、粗率,但是他在不断地接受优秀作家尤其是俄苏作家的创作方法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并认为出现这个转变的原因是大革命的失败。前者认为蒋光慈的创作虽然在理论上接受的是苏俄的文学理论,但是在艺术借鉴上接受的却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7]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及蒋光慈自己的创作局限性,这个转变受到了诸多非议。后者指出其后期作品中越来越能体现出其个性特征,作家认识到个人化的重要性,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手法,艺术手法上更为成熟,使人作为人而存在而不只是宏大的革命叙事的一个符号。《从多源到多元——论留苏作家群》认为1919年到1921年这几年中留苏的作家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瞿秋白的理论、蒋光慈的创作实践。文章指出蒋光慈创作的意义在于“他不仅为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展开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更在于他为中国革命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8]。《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俄侨》以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为例,指出出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俄侨形象的共同点是:在华俄侨的经济困顿和精神悲苦。作者认为正是在对俄国革命和中国现状的对比中,表达出了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一思想,虽然这一思想经常被误解但实际上是进行革命宣传的。
　　通过上述文章,可以看出在分析俄苏文学对蒋光慈的影响这一论题时,角度并不够多元,评论者的论点大同小异,都指出蒋光慈前期文章深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影响,有热情,缺乏艺术性,后期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古典作家的影响,对艺术性进行了自觉的探讨,开始展露个性。
　　
　　三、文本的继续解读
　　
　　对蒋光慈具体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这主要集中在《咆哮了的土地》和《丽莎的哀怨》两篇小说上。《“单纯”的叙述与欲望化历史场景——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以历史的眼光,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篇文章,认为作为革命小说范本其叙述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现实理性下的产物,它展示了中国革命理念在当时农村重构自身文化与历史时的欲望化场景(夺回、争取物质和爱情资源)以及作者对此的体验、臆想和叙述”[9]。作者肯定了蒋光慈的“单纯”的特性和价值,并认为无论文学史对《咆哮了的土地》如何忽视、贬低都不能否定其“具有时代、文化、文学史乃至当代的意义”。有些评论家在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大环境下,视《咆哮了的土地》为“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认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10]后来的革命文学中能看到对其模仿的痕迹,重读这一文本能更好地了解红色文学经典的起源,也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并称赞蒋光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革命作家。
　　《丽莎的哀怨》被评论者称为蒋光慈“最富探索性和艺术性的作品”[11],其“创作后期最具原创性和个人性的艺术亮点”[12],是另类女性成长叙事的典范。《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情何必论阶级——重读蒋光慈和<丽莎的哀怨>》认为蒋光慈确是对丽莎存在着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并非仅仅给予这个俄国贵族少女,而是给予所有的“天涯沦落人”,“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出于同一阶级立场而产生的独有的同情”。[13]
　　
　　四、多元化的研究
　　
　　包括从地域、文本的群体形象等角度进行评论,上海作为当时文坛特殊的地理坐标,逐渐引起评论者的注意。《“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角度探讨对这种被斥为艺术水准不高的模式的小说在20、30年代的上海产生了轰动效应,出现了“蒋光慈现象”,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最大、最早的盗版现象背后的原因,认为30年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为“革命加恋爱”这一主题模式的盛行提供了条件。《左翼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关于1930年前后上海的文学景观》在“文学的商业化现象这一个案”中将“蒋光慈现象”作为研究的重要一环,分析当时作家们对蒋光慈的模仿更多地出于商业利益,但是对蒋光慈自己而言,他有着更严肃的政治思考,蒋光慈现象的产生和“革命加恋爱模式”的盛行一时证明了“政治倾向突出的文学也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同时文学生产也完全可能是为了畅销才涂抹上某种政治色彩”。《叙事的源起和欲望介体的场景化——蒋光慈前期革命小说读解》也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上海这一场景之中,认为蒋光慈简单的设定使上海成了敌我两派斗法的战场,并且他认为上海能赢得敬意在于“其得革命风气之先的可能与事实”。《蒋光慈笔下的上海书写》从现代都市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蒋光慈的创作,通过与京派、现代派以及茅盾等作家的对比得出蒋光慈的创作成就虽然比不上这些作家,但是仍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作家的上海书写建立在“革命”与“小资”层面上,这使得作家的创作显得多元化,对于这一层面上的冲突的书写,直接导致了评论界的误解和作家晚年的悲剧。《“上海摩登”的另一种想象——论蒋光慈小说的先锋性》认为革命、恋爱和颓废共同构成了蒋光慈小说的先锋性特性,它们的终极指向又是指向革命的,这些想象和言说对于30年代的上海来说,正好迎合了都市现代性的审美消费要求。
　　《论蒋光慈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化与个性化塑造》认为蒋光慈的小说中存在两类主人公形象,其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更为真实,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也标志着作家创作的转变,由“粗暴的呐喊”转向了心理刻画,表现了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试述蒋光慈笔下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型”》认为蒋光慈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带有作家本人的影子,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再到积极的发展过程,并且分析了这种发展过程的成因,指出这是由社会发展和作家自身思想转变造成的。《蒋光慈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则运用性别批评的方法,将蒋光慈的小说细分为三种模式加以阐述,认为他小说中的“革命第一”实质上是“男性第一”,这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男权意识有关,造成了女性的失语和缺席。有的评论者认为在蒋光慈的小说中,女性身体“是作者呈现个人与革命、主观意愿与历史意志统一的叙事策略”。“女性身体在文本中被革命理性收编以进入线性历史时间进程之中”,政治身份成了使个人欲望成为可能的唯一指标,这“指证了知识分子天真的历史想象:小资产阶级只要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依然可以成为革命主体进入线性历史进程之中,以主体的姿态站在历史时间的未来维度之上”[14]。有的评论者从蒋光慈对个性化的坚守从而造成的悲剧方面探讨了蒋光慈现象,认为蒋光慈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效,但其作品“却不将文学完全视作政治的工具和革命的宣传”[15]。而且他坚持文学创作者身份的独立性,其小说具有浓厚的个人书写色彩,这些个性化的举动对政治共同体而言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蒋光慈对这一话语的坚持在大环境中必然得不到承认。《“革命”时代的文学隐喻——论蒋光慈对文学本体性的坚守及其失败》和上文角度相近,认为蒋光慈的创作与后期创造社等人的作品相比更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且在“革命”与“文学”中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对文学本体性的坚守,这在当时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大环境中,必然走向悲剧。
　　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论述。《激情叙述下的革命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中谈到从一踏上文坛,“革命”就是蒋光慈创作的主旋律,《少年漂泊者》是作者在小说领域对此主题阐释的最早的成功品,除了创作,蒋光慈在文学理论方面也积极探索革命文学的出路,但是刻意追求表现集体主义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致使作品存在着粗糙、艺术性不强等问题,他虽然是在革命文学的原则下创作,但是其作品却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复杂形态,蒋光慈现象的盛行不是没有原因的。《蒋光慈小说研究述评》则对1928年以来至新世纪之初的蒋光慈小说研究做了一个总的评价,将各个时期的评价放到历史语境中,探讨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蒋光慈小说创作评价的影响,并指出蒋光慈小说创作研究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开掘。《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指责并没有消除这一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反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不断重复和修改,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当时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五六十年代则表现了革命完全压倒爱情,体现了革命话语控制下的焦虑情绪。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虽然试图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去探讨蒋光慈的创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举例和论证时仍然会不自觉的回到革命文学相关方面中去,创新从而显得有些乏力,笔者认为对蒋光慈的研究仍可从其多重身份(革命者、作家、知识分子等)角度加以挖掘。
　　
　　注释:
　　[1]魏朝勇:《革命、暴力与正义——蒋光慈文学世界中的政治想象》,人文天地,2006年,第1期。
　　[2]郭晓平:《政治与文学:双驾马车的单向偏移》,泰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4]王智慧:《革命加恋爱新探》,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5]范伟:《“革命的罗曼蒂克”:从情的飞扬到观念论的魔床》,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6]唐悦:《蒋光慈小说中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选择》,湘潮,2007年,第8期。
　　[7]陈春生:《错位性:20、3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接受俄苏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8]沈光明:《从多源到多元——论留苏作家群》,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9]陈红旗:《“单纯”的叙述与欲望化历史场景——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嘉应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3年,第4期。
　　[10]宋剑华:《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
　　[11]陈红旗:《蒋光慈与〈丽莎的哀怨〉——革命现代性主题的忧郁表达》,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2]顾光梅:《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重读〈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名作欣赏,2006年,第8期。
　　[13]冯玉文,李宜蓬:《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情何必论阶级——重读蒋光慈和〈丽莎的哀怨〉》,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4]戚学英:《革命理性话语中的女性身体——蒋光慈、丁玲、茅盾小说解读》,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5]李跃力:《个体性革命话语生产的困境与失败——再论“蒋光慈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金宁.蒋光慈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5).
　　[2]王智慧.激情叙述下的革命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
　　[3]周茂.论蒋光慈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化与个性化塑造[J].安徽文学,2009,(2).
　　[4]杨红旗.叙事的源起和欲望介体的场景化——蒋光慈前期革命小说读解[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孙丹.试述蒋光慈笔下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型”[J].安徽文学,2009,(6).
　　[6]池大红.俄苏文化与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二重变奏[J].求是学刊,2006,(6).
　　[7]冯玉文.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俄侨[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4).
　　[8]李正红.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张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430000)

• 张 晶： 新世纪以来蒋光慈创作研究综述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