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小波其人其文存在明显的“逃离”意象,表现为小说中逃离和生存中逃离。小说中逃离主要指小说人物的逃离和小说叙事的逃离;而生存中逃离则着重从其自由撰稿人身份来考察对体制的逃离,边缘处沉默则是对中心的逃离。逃离的起点是无趣,逃离的终点是诗意。在诗意放逐的时代,王小波更显现其可贵性。
　　关键词:王小波 逃离 诗意 自由
　　
　　“人,功业卓著,但他却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这句诗,以此阐释他对生存与诗性联系的思考。王小波的存在无疑典型地实践了“诗意”。虽然王小波并非以诗人著称,但是笔者却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从他的文学创作到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无不体现了深沉的诗意,他是一首纯粹的诗。
　　王小波的小说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离去”意象,离去指称的范围比较广泛,这里指从日常生活中“离去”。“日常生活就是毫无诗意的繁琐”(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趣而平庸,它一点一点榨干人们的激情,使生活如同机械,昼夜运转却体会不到丝毫乐趣。无法承受日常生活之重的王小波选择了轻盈而诗意的羽化般“离去”。
　　
　　一、小说中逃离
　　
　　小说人物的逃离:王小波的小说人物逃离大致有三种,间接逃离、直接逃离和边缘逃离。间接逃离就是人物的“想入非非”。所谓“想入非非”,就是逃离当下现实时空,遨游于幻想和想象的世界,从而满足日常生活中缺失的难以满足的种种欲求,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白日梦”。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白日梦是人的幻想,它源于儿童时代的游戏。“儿童靠做游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获得快乐。人长大后不再做游戏了,但不会放弃那种快乐,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就是幻想。”[1]“弗洛伊德把作家与梦幻者、作品与白日梦相提并论。他把作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像写英雄史诗的古代作家,他们接收现成的材料;另一种则是创造性作家,他们创造自己的材料。他认为这后一种富于想象力、创造力的作家即与‘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相似。”[2]王小波的小说人物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爱发愣、发呆或者想入非非。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说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如不其然,就会引起火灾。无论发呆还是发愣,都是从现实中的暂时逃离,逃离之后往往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想入非非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暂时逃离无趣现实的途径,在幻想中体会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这些爱想入非非的小说人物一定程度上是王小波的化身。
　　除了想入非非,另一种逃离方法是从现实中直接逃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红拂夜奔》中的红拂。红拂本来是杨素府上的一名歌妓,后追随李靖逃离杨府私奔而去。王小波将这个故事命名为“夜奔”。“夜”本身就是一个逃离意象,它是对白天的逃离。夜蕴涵着可供逃离的较好机会,有了夜色的掩护,逃离极易发生。红拂就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和李靖私奔了。红拂的逃离追求的是有趣,而有趣和诗意对王小波而言,是两个相通的概念,因为无论是有趣还是诗意,其前提都是要从日常生活中逃离出来。红拂在杨府除梳头和洗头外没事可干,生活枯燥单调,仿佛一张被压瘪的枯叶,而追随李靖也就获得了有趣和诗意。到了老年,红拂再次感到了生活的压抑,安逸而无趣的长安城生活,使她策动李靖再次从长安城跑掉,正如多年前从洛阳城跑掉一样。但是李靖已经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因此,李靖死后,红拂申请自杀殉夫,因为活在无趣的世上比死还不如。“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3]红拂第一次成功逃离杨府,第二次却无处可逃,只好选择死去。红拂最后死去的时刻感觉到一切都沉浸在墨一样的黑暗中,“这样的死亡和一个无性、无智、无趣的人生相比也不知哪个更可怕。”[4]红拂的一生都在逃离和追随中度过,逃离的是无趣和功利,追随的是诗意和有趣。无疑红拂身上浸润了王小波的精神底色和诗意追求。
　　第三种逃离是边缘人。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作者善于以“边缘人”的经历、心态、视角、眼光来看待历史、评判社会和他者。如《寻找无双》以“外来客”王仙客作为叙述视角,《万寿寺》中的叙述者则是一个“失忆人”。同时,活跃在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也常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物,如同性恋、妓女、虐恋者等。无论是边缘视角还是边缘人群,边缘都是对中心和主流的逃离。
　　小说叙述的逃离:这主要体现为小说时间和小说叙事的逃离。按照王小波的文学主张,小说首先应该“有趣”。作为抵抗现实生活的方式就是将小说尽量写得“有趣”。因此,“有趣”实质上是一种反抗和批判的方式。“有趣”在艺术追求上往往在想象中营造文学。受卡尔维诺的影响,王小波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自由发挥,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从而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而逃离现实,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现实推回到历史;一种是将现实推向未来。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王小波总是想方设法逃离现实的规约,去寻找自由自在的诗意世界。因此,王小波的小说故事主要存活于历史和未来时空,现实时空被搁置了。作为对现实的逃离,历史和未来无疑提供了绝好的途径。他的四个时代小说集,《青铜时代》事涉历史,《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设想未来,唯有《黄金时代》描述当下,距离现实较近。无疑,历史和未来也是一种逃离,一种时间的逃离。虽然王小波在展示历史和未来时空,总是遥涉现实时空,但这更主要地体现了关乎时间的遥远回应和深沉思考。而在叙事方面,王小波的小说往往存在两条线索,《青铜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现实线索与历史线索交互缠绕,难舍难分又互相逃离。叙述者采取间断、重复、游离等手段,动辄从主线叙事中逃离,介入到其他叙事时空中。忽而现身,忽而离去,叙事者如同顽童在迷宫中放肆玩耍。
　　
　　二、生存中逃离
　　
　　自由撰稿人:20世纪,知识分子做自由撰稿人的传统一直存在。而到了90年代,自由撰稿人似乎成为一种时尚而光荣的职业。大批作家辞去公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92年4月辞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公职,也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人人羡慕的大学教师变成存在生活压力的自由撰稿人,这是一种典型的“逃离”,逃离体制,奔向自由。王小波做自由撰稿人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李银河语)。因此,自由撰稿人首先使王小波获得了自由,同时也获得了追求诗意的根底。他无法容忍无趣的生活在他身上继续发生。因此,他毅然选择了离去。王小波本来是学理科的,但是他自称身上一直存在着写小说的危险,做自由撰稿人实践了他的这一危险倾向。概言之,对王小波而言,体制的逃离意在通过小说创作享受美妙的诗意生活。
　　而对诗意的执着追求在他生前已经轰然到来的大众文化时代显得弥足珍贵。大众文化的社会思潮的典型特点是“物化”和“异化”,是消费主义流行的天下。人们放弃了精神追求,不愿谈及精神问题。大众文化时代的生活是拜物主义的、精神缺席的生活。“形形色色的‘物’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需求和感官消费,却遮蔽了人们思考、怀疑、求解的心性”[5]。大众文化时代的人们逐渐变成了官能性的人,“正如狼孩因为和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6]他们不再追求精神和诗意,他们的心灵被物欲所蒙蔽。“科技为人们创造出代步的车辆,但人的双腿却不再有力。技术文明使人性扭曲,使人格分裂。来往穿梭的并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疯狂的大脑、贪婪的目光、攫取的手和饕餮的胃。德国浪漫诗哲的先驱荷尔德林慨叹,“技术文明已使人与大地离开,使人丧失了神性感,丧失了原有的精神家园”[7]。而在王小波这里,对诗意的追求仍然非常完整地保存着。当人们沉迷于物欲之淖无力自拔时,王小波却从从容容地选择了逃离。对诗意的追求本身就是对物欲现实的最大抵抗。诗意的外表之下,王小波从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王小波从体制内逃离到自由撰稿人,从现实的物欲之淖逃离到诗意世界,在一个没有诗的年代,一个诗意被放逐的年代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因此,王小波去世引起的轰动一定程度上在于他对诗意的执着追求拨响了人们遥远的记忆之琴。
　　边缘处沉默:王小波在公众场合往往选择沉默,因而成为他自己所言称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不选择沉默,往往需要说一些圈内的套话,这是他所厌恶的。他厌恶一切虚伪做作和阴暗无趣。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提出“沉默的螺旋”这一传播模式理论,大意是“大多数人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种态度和信念而造成的孤立。因此,认为自己属于持非主导观点的人由于害怕孤立而保持沉默”[8]。王小波无疑属于这一螺旋中的沉默者。王小波生前发表小说非常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小说中的性,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创作上的独行侠特点都为他小说的发表造成了障碍。王小波生前一直是文学圈子之外的,有人称之为“文坛外”高手。从王小波生前的处境来看,他一直是在边缘处沉默,生前十分关注边缘文化或者亚文化,曾和李银河一起写作《他们的世界》一书,此书是对不为主流所认可的边缘人群的男同性恋的研究。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和主流来说的,从中心或者体制内逃离到体制外或者边缘,是王小波主动选择的“逃离”。逃离了主流和中心,也逃离了意识形态和体制对人的束缚。沉默是对话语的逃离,边缘是对中心的逃离。王小波其人其文都与边缘人群密切相关。
　　因此,“离去”是王小波追求诗意的绝妙途径。海德格尔在分析诗人特拉克的诗歌时指出,“特拉克所有优秀诗作中都回响着一个未曾言明却贯穿始终的声音:离去。”[9]“人必须离开自己异化的躯体,必须离开这个异化的世界才能获得新生。”[10]对王小波来说,离去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三、传统氤氲
　　
　　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逃离的倾向,比如古代士大夫的“归隐”情结。他们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厌恶官场或者官场失意后,往往选择“归隐”。归隐实质上就是离去,从官场中离去。最典型者莫过于陶渊明,他的很多诗歌表达了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最终他选择了离去,回归到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真切地表达了陶渊明对官场的厌倦和归隐自然的强烈愿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反映了他终于回归自然后的喜悦,而这句诗用来概括王小波辞去公职后强烈的自由感是何其相似!归隐后的陶渊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这种生活纯朴自然而又充满了诗意。归隐后的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卓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大家和鼻祖。而辞去公职后的王小波则彻底地投入到专职写作当中,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文,去世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断称鲁迅之后就是王小波,这句话或许可以进一步论证,但是王小波巨大的文学魅力和价值却是无法抹杀的。越是深入地研读,越会发现王小波难以阐释殆尽。正所谓“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王小波其人其文恰如潘多拉魔盒,体现了令人敬畏不已的深度和广度。其文学地位和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王小波精神中的“离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归隐”倾向一脉相承。因为归隐首先意味着从正统视野中离去。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从体制内的大学教师辞去公职转为自由撰稿人是现代意义上的“归隐”。可见,王小波骨子里还是承继了传统文化的些许内容,虽然他在杂文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态度是更多的是批判传统文化,赞扬西方文化。但实际上他无法避免中国文化对他的浸润和营养。传统文化中的“归隐”情结源流于道家文化。庄子认为,从政当官之事,类似于“络马首,穿牛鼻”,违背天性。因此,“山林”成了道家所神往的地方。而在王小波这里,道家归隐的“山林”转化为“体制外”。
　　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他们追求的是艺术化的人生,即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魏晋风度的魅力将魏晋的人生诗化了,魏晋风度的意义更在于它不仅毁灭了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而且涤荡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11]“魏晋士人的生活、个性和思想,莫不闪烁着对于人生价值、意义与归宿的深刻反思,莫不体现着一种介入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深刻反思,莫不透露着令后人倾慕的痛苦而能超脱、激烈而又冲淡和平凡而臻雅致的绚烂诗意。”[12]“诗化的人生,是精神家园的复归,是思、情和诗的臻境。诗化人生的本质与内涵,恰如月光澄澈纯净,又似霓虹七彩缤纷。”[13]魏晋风度从归隐中寻求自然和诗意,而王小波则从离去中寻求有趣和诗意,无疑他们有着相通之处。王小波的生存也是一种典型的诗化人生。但同时也应注意的是道家感受到了现实对人的种种压抑,但又无法改变,只得采取消极退守的态度。这一点和王小波不同,王小波虽然从主流体制中离去了,但他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并未离去。这才是王小波在当下社会语境中最大的独特之处和超凡脱俗的价值所在。
　　
　　注释:
　　[1][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3][4]王小波:《青铜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第492页。
　　[5][7]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第95页。
　　[6][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9][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1][12][13]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引言》,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刘爱珍 山东省胶州实验中学 266300)

• 刘爱珍： 逃离与诗意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