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初文学,虽齐梁余绪犹存,但龙朔浮靡之风已大起,四杰顺时而起,以蓬勃之势对文风进行改革。他们强调个性张扬,然而他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政变时代,这就决定了个性张扬之士在政权斗争的年代中是不可能彻底地实现自己的主张的。四杰有为的抱负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愤懑,痛苦,失望,悲哀。因此,他们命运的窘迫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初唐四杰 家庭出身 时代特色 个性特征
　　
　　前人对于初唐四杰的研究可谓是不胜枚举,但多数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阐释四杰的文学贡献,如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美]宇文所安的《初唐诗》,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等等,很少阐述他们窘迫命运的成因。笔者试从四杰的家庭出身、时代特色、性格特征三方面探究他们窘迫命运的成因。
　　
　　一、家庭出身
　　
　　王勃生于望族,是当时7大族11家系之一的太原王氏。其祖父王通为隋末大儒。“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为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1](P3404)其叔祖父是隋末唐初著名诗人王绩。“其父王福畤是王通次子,曾担任太常博士,雍州司空参军,六合、交趾二县令,齐州长史和泽州长史。”[2](P24)勃兄弟六人,两兄、三弟,兄勔官至泾州刺史,勮历任凤阁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吏部)侍郎。[1](P3404)其弟助、劼、劝皆具文采。
　　杨炯,关陇弘农杨氏,《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言其为华阴人。“《元和郡县图治》卷二、《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皆载关内道华州华阴郡,所属有华阴县。此当指郡望而言,弘农华阴氏,自汉以降为望族。据炯所作《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杨炯集》卷九)言其伯父名德裔,曾官御史大中丞,历任、曹、桓、常四州刺史;德裔之父某,曾为左卫将军,封武安公;德裔祖亦曾为常州刺史、华阴公。又据《从弟去盈墓志铭》(《杨炯集》卷九)言:去盈之父某,曾任润州句容、随州长江县令,官至登州司马;去盈祖名安,隋末为王世充部将,谋归唐,被杀;去盈曾祖名初,北周时大将军,隋时任宗正卿、常州刺史,唐时为左光禄大夫、华山郡开国公,当即前德裔之祖。”[2](P35)“杨炯另有伯祖虔威,唐高祖时官至右卫将军;虔威有子德干,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有威严,时语曰:‘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1](P3402)
　　卢照邻,范阳卢氏,“字昇之”[3](P4397)“幽州范阳人(今河北涿州人),出身望族,幼读诗书,尝从曹宪、王义方学《巷》《雅》及经史。”[4](P68)
　　骆宾王,义乌人,“其父做过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县令。”[5](P2)“骆宾王幼年在家攻读,聪慧过人,颖悟绝伦。七岁随口《咏鹅》,声名远播,誉为神通。十多岁随父母住在博昌任所。一方面接受家庭的严格教育,另一方面就学于名师之门,学业有所长进。”[6](P291)
　　综上分析,“四杰”除骆宾王以外,(骆宾王本人生平,《旧唐书·文艺传》、《新唐书·文艺传》所载不详)其他三人皆生于望族,家学源远流长。骆宾王虽生平不可详考,但其父做过县令,可知骆宾王也是生于书香门第。“四杰”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圣贤书所熏陶,这就为他们以后“以道自任”“体现儒学经世致用精神,又能保持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且具有道家思想所强调的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操守”[7](P208)打下了基础。
　　
　　二、时代特色
　　
　　王勃(650—676)、杨炯(650—6932)、卢照邻(634—686或635—689)、骆宾王(622—684),览四人生卒,骆宾王出生最早,生于高祖武德二年(622);杨炯最后卒,死于武后长寿二年(693)。王勃十六岁于高宗麟德三年(666)应制科。杨炯于高宗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五年(660)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67)补校书郎。卢照邻十三岁于高宗龙朔末(663)拜益州新都尉。骆宾王高宗朝,初为道王府,后历任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武功主簿、长安主簿、迁州御史。故四人政坛活动起于高宗止于武后,那时正是一个特殊的政变时代。
　　“唐太宗在巩固其王朝权利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族集团——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树立皇权的绝对地位,‘四姓’集团大都出生于中国东北部,由于他们的成员已经有好几代在朝中做高官,所以在5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以他们保持所谓的‘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他们严格遵守一切儒家礼仪细节,尤其重要的是以他们内部的婚姻关系,加强并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6世纪的半异族的西北皇族轻视为社会暴发户;且李唐王朝也划归于暴发户之列。”[8](P192)
　　唐太宗命大臣编《氏族志》,书成以后,当他看到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姓排在第一时,他否定了这一工作,责令重编。无论太宗怎样贬低“四姓”的政治地位,像房玄龄、魏征等贵州大臣都已和“四姓”联姻。武后采纳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建议,对修改后的《氏族志》再修改,定名《姓氏录》。“《姓氏录》中,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管以前是否是士族,都写进《姓氏录》中,而不到五品的官员,一概不写进去。这样就打击了曾经是士族的地方望姓的政治势力。[9](P29)
　　也就是说原先的士家大族由于李唐王朝是异族而起,汉民族的抵触情绪使他们看不起新兴统治者,认为李唐统治者是蛮荒之人,于是旧家族固守着自己的堡垒。尽管这些大家族经济地位优越,但李唐王朝为了打击他们,使他们政治地位不断下移。“唐初,山东高门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在统治者核心里,几乎没有他们的席位。后来他们凭借家学渊源,被迫参加科举考试,如赵郡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即以士无他途,才试进士。大抵自武后以降,特别是玄宗时代,不仅山东高门,包括关中旧族子弟都纷纷参加进士考试。”[10](P58—60)所以这些政治地位不断下移的家族要重振昔日的显赫就不得不参加进士科举考试,而武则天打破了唐初继续实行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其广开言路的做法给“四杰”等一批有着为家族复兴、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有为青年提供了政治舞台。
　　然而,“四杰”等所置身的高宗时代,表面上是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行,实际上是新旧交替力量在悄悄地斗争,“争夺的加剧,矛盾日益尖锐化,朝廷的政治统治集团的内部产生了巨大变易和分化。”[11](P95)显庆以后,经过激烈的斗争,武则天垂帘听政。她打击削弱皇戚、勋室,收买人心,大开科举之门,使得大批像“四杰”之士积极参政。然而“四杰”并非她所要的范围,因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分属沛王、太子、邓王、道王,而沛王、太子、邓王、道王都是武氏打击的范围。武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连自己的亲生子女都不留情,“四杰”又算什么呢?“四杰”处于政权交替的敏感时期,正是由于他们的锋芒毕露使得自己遭受了过早的打击,以致于沉沦下僚。
　　
　　三、性格特征
　　
　　“四杰” 个人的性格特征亦使得他们经世致用的抱负难以实现。“四杰”从小便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王勃生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之家,其祖父王通创立的“河汾之学”是隋末唐初北方儒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王勃思想的主要来源。杨炯陕西华阴人,排行七,出生望族,其儒家思想亦是北方儒学体系。卢照邻“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1](P4397)骆宾王“学问得于齐鲁者多”。[12](P387)所以,“四杰”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基本上属于北方儒家体系,这就培养了他们以恢复王道政治为志和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唐王朝自称是汉代名门、西北望族且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因此唐代统治者格外重视《道德经》的学习,所以文人进行科举考试或学习都会接触道家学说,“四杰”亦然。他们认为自己“乃禀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因此,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普遍对人生、前途充满了信心,表现出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7](P205)
　　“四杰”渴望着“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13](p68)但现实的回答是“天子何日问?公卿本不怜”。 [13] (P60)王勃在《腾王阁序》中言:“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14](P1846)他们有积极用世之心,极高的政治热情,却苦于无路。仕途之门虽已开,而现实中“四杰”命运多舛,他们的主观激情是如此之高,在现实中却掉进了深渊。于是他们喊出“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15](P615)
　　“四杰”将愤怒诉诸于笔,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他们认为“一切他物需遵从自我意识”[11](P40),当这种意识得不到满足,得不到认可,他们便自怨自艾。于是又喊出“天地不仁,造化无力!援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顦顇于圣明之代”[14](P1842)的悲鸣。对儒道思想的认可,使他们踌躇满志,雄眄一切的主观意识突破现实的束缚,过度地强调主观性,以为自我可以拯救天下。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吟出“时命欲何言?拊膺长叹息!”[15](P829)和“吾道之穷也,于何妨乎浩然。[13](P381)的叹惋。
　　“四杰”早慧,早慧难免自负,认为伟大的事业非他们难以完成。他们勇于向传统挑战,向现实宣战,如王勃九岁著《汉书指瑕》,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个人的崇高理想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青云直上九万里,无风可待独叹息。他们有着个人的崇高理想:“况乎属宇宙之明,当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视缙绅,攀北极而谒帝王,入南宫而取卿相。”[14](P1826)因为仅仅是谋取卿相,所以他们不可能将自我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中与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去了解人生与社会的真相。他们不得意,又要靠逞露才气博得在上者的赏识,以致于损害身体健康。越是才高位卑、沉沦下僚,越是希冀崭露头角、自我表现:越是急于自我展现,越是站在时代的尖口,就越是受到排挤。于是他们孤独、彷徨、绝望。发出“一朝溘卧,万事宁论。君徒见邱中之饶朽骨,岂知陌上之有游魂?假使百年兮上寿,又何足以存存?”[13](P210)“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河!”[13](P261)的慨叹。
　　小结
　　“四杰”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渴望用世,凭借着才华希望一展宏图。他们狂放不羁,以为治理国家“舍我其谁”。“四杰”早慧早达,然而却免不了生活的挤压。主观意识的狂放无涯,客观时代的政权变化,是他们窘迫命运成因的主要锁枷。“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16](p21—22)正是由于“四杰”的行为浪漫,人们才多有研究他们的诗文;也正是同情“四杰”的遭遇,笔者才探求他们窘迫命运的成因。
　　
　　注释:
　　[1][后晋]刘眴:《旧唐书》(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周勋初:《唐诗大辞典》(修订本),江苏: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
　　[5]郭绍虞:《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隋唐五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6]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唐代文学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于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张恩富:《唐诗的历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1]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清]陈熙晋:《续补骆侍御传·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唐]卢照邻:《李云逸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14][清]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16]闻一多:《唐诗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孟子勋 汉中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72300)

• 孟子勋： 浅谈初唐四杰窘迫命运之成因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