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关系值得注意。周作人因在留日期间受章太炎等革命派知识分子及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有所关注。在其早期创作中,他关注伦理问题、女界革命等,力图以新的伦理价值观对社会加以变革并为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学理论奠定基础。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 周作人 留日创作
　　
　　1906年6月,周作人与鲁迅经上海赴东京,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时值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让同为东亚种族,渴求民族独立自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本社会党中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大杉荣为代表站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的“直接行动派”日渐成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并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时的章太炎正一度热衷于无政府主义,他邀请刘师培、何震夫妇东渡日本,最终促成了“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期刊”[1]——《天义》的创办,章太炎还响应幸德秋水的中日革命家结合的倡议,组建了“亚洲和亲会”,并作《五无论》宣扬“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周氏兄弟也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接触。周作人回忆道:“当时通称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经典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是以经济立脚的,一般的青年学生都感觉不易懂,倒是不大科学的,多有空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比较的更有吸引力。因此幸德秋水(传次郎)和大杉荣的势力,在学生中间也就比堺枯川为大。一方面俄国有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用了漂亮的英文,做出好些书来,其中一册《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最有力量。”[2]周作人就曾在听了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后起了一个笔名“仲密”,用于向《民报》投稿,而当时《民报》也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这两篇文章“其一是斯谛普虐克的宣传小说《一文钱》”,“其二是克罗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3]
　　在《一文钱》这篇“经过章太炎先生亲笔修改过的文章”中,斯谛普虐克(又译斯谛普尼亚克)被周作人称为“虚无论派之社会改革家”。[4]对于虚无主义,周作人有过一定的研究,他曾受鲁迅之托,在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上发表《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文中特地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做了一个澄清,周作人认为:“虚无党人(Nihilist)一语,正译当作虚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涅夫名著《父与子》中,后遂通行,论者用为自号,而政府则以统指叛人。欧亚人士,习闻讹言,亦遂信俄国扰乱,悉虚无党所为,致混虚无主义与恐怖手段(Terrorism),此大误也。”周作人在文中为虚无主义正名,反对把“虚无党”看成是“唯以喋血为快”的个人恐怖主义者,他认为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弊,其效至溥”。并指出:“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盖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系破之。……谓虚无论者,行贵率真,最嫉文明习惯的虚伪。”在周作人看来,虚无主义是批判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所以他对该“主义”的关注一直延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民国七年一月十八日日记曾载:“得中西屋八日片トんストィ人道主义一册丸善九日函虚无思想研究一册”)。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期亦深受克鲁泡特金影响。在后来回忆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时,周作人曾回忆道:“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内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二十四期上……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5]对于《俄国文学的理想和事实》,周作人把它比作勃阑兑斯的《俄国印象记》,认为这两本书在讲文学的同时都“看重社会”,主张“看文章与思想并重”。尽管周作人认为自己“所接受到的影响大抵还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但是克鲁泡特金的政治观点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周作人。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宣扬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而这种“协爱”的空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周作人对人性的关注,对伦理革命的努力推动,是与之相通的,这也正是他在五四时期提倡“人的生活”,宣传新村运动的先声,并促成了他“人的文学”的理论的提出。
　　此外,周作人也开始关注《天义》。以男女问题、家庭问题等为主题的《天义》,从伦理、文化、制度等方面对女子问题社会根源探讨的言论,也深深地启发了周作人。在1907年7月至11月间,周作人一发不可收,以“独应”的笔名多次向《天义》投稿,先后发表了《绝诗三首》、《妇女选举权问题》、《妇女选举问题》、《读书杂拾(一)》、《读书杂拾(二)》、《中国人之爱国》、《见店头监狱书所感》、《防淫奇策》等一系列文章。
　　在《天义》上发表的诸多有关女性问题的文章中,周作人不仅批判封建伦理,还始终贯穿着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关注。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中,周作人援引美国《社会学杂志》中《妇人心意与人间劣种》一文,赞同妇女问题的关键在于心智未开。而妇女若要有所作为,要从开心智,求新知开始,并指出:“顾比者女子为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留学生亦多营营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6]其后不久,在同年发表于11月《天义》上的《防淫奇策》中,周作人又认为:世上诸多罪恶,“杀人之狱”多因“淫而杀”、“盗而杀”,即使是国家相争,也与此有关,这都是人的食色本性所致。他认为个中原因在于“以人人私有其女子并私有其财产也”,“以女子财产为私有者,已犯天下首恶。”
　　其实早在留日之前,周作人就已开始关注妇女问题。从1904年起他以“吴萍云”、“萍云”、“病云”等笔名在《女子世界》上发表多篇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在他看来,“‘卅刘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此殆我中国女子之代表也。”中国女性多表现出一种弱不禁风,小鸟善啼的病态,长期“委身于脂粉生涯,闭置于无形牢狱。……止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也者”[7]。反思其原因,周作人发现,中国女性的地位历来低下,多被视为亡国祸水,“一孔老儒,遂从而指斥曰:女祸,女祸!于是‘无才无德’之说,流毒万祀。”[8]而要成为新时代的女性,就要“易陌头杨柳、梦里刀环之感情,而尝弹雨枪林、胡地玄冰之滋味。……不尚妍丽而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9]。他认为,妇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其权直足与天地参,是造物之真主也。”“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10]
　　对于西方的婚姻制度,周作人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欧美各国,其男女结婚离婚虽各自由,然亦仅有其名耳,实则男女婚姻,受宗教法律及伪道德之裁制者,不知凡几。或两情相悦,以门第财产之差别,不克遽遂其情,是则今日之婚姻,均非感情上之婚姻也。”[11]这种将女性问题归结于财产私有的评论与“天义派”何震《女子解放问题》一文颇为相似。
　　而在同一期《天义》上发表的《中国人之爱国》、《见店头监狱书所感》中,周作人已不再单纯关注女性问题,而开始把目光投放到中国的社会政治层面。在《见店头监狱书所感》一文中,他在对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俄法狱中记》中的一章作了简要介绍后,认为中国的监狱“不过囚系生人,以备屠宰,笼槛森然,犹屠人之栈豕耳!”[12]如果说此文针对的尚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机关,那么在《中国人之爱国》中,周作人则直接对政府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反对空喊爱国口号,对“中国志士有恒言曰,国人不知爱国,则国可亡已”的论调不以为然,更是作出了“中国果亡,第使循君言而爱国,则亡且莫救。故欲勿亡之求,其惟君辈之勿言爱国始矣”的惊人言论。因为在他看来,“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如所谓‘兽性之爱国者’也。”真正的爱国之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淳朴的乡土之情。而人们“通言爱国,皆爱政府也”。针对国内寄托宪政希望于满清政府的诸种行为,周作人义正词严地指出:“凡是爱国,国民之云,以正义言,不关政府。”更不应借爱国之名为满清苟延,行“迎贝勒之行旌,奉拜于辗车轮之下,三呼万岁,以博一首肯”[13]之事,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满清政府。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又反对以说谎的代价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中国到处有太多的压制人性发展的旧思想、旧传统,爱国并不等于不能批评本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而批判中国的落后愚昧也不等于不爱国,因为爱国是以正义而言,非关政府,爱国就是爱自由。“从理性承认应爱国,只是因为不把本国弄好我们个人也不得自由自存,所以这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并非真是从感情上来的离了利害关系的爱。”[14]在周作人看来,爱国并非必须,只是因为个人“利害上的不得不然”。如果说早期对国家的批判还存有种族革命的倾向,此时周作人的言论已经和无政府主义对国家、对权力的批判相当接近。
　　1911年9月,周作人回到家乡。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宣告独立。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周作人发现革命后的绍兴“官威如故,民瘼未苏”。“由今之道,未变今之俗。浙东片土,固赫然一小朝廷也”。[15]于是把精力投入到了妇女儿童问题及于此相关的家庭伦理研究当中。其早期文章中对封建家族伦理纲常的大胆批判,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创作中,并为后来五四时期提出的带有无政府色彩的新村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注释:
　　[1]《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页。
　　[2]周作人:《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03页。
　　[3]周作人:《我的笔名》,《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4]周作人:《〈一文钱〉译记》,《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
　　[5]周作人:《关于自己》,《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周作人:《妇女选举权问题》,《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7]周作人:《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8]周作人:《女祸传》,《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9]周作人:《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10]周作人:《〈造人术〉跋语》,《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1]周作人:《防淫奇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2]周作人:《见店头监狱书所感》,《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13]周作人:《中国人之爱国》,《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4]周作人:《与友人论怀乡书》,《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15]周作人:《民国之征何在》,《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张宁,申松梅 江苏省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221000)

• 张 宁 申松梅： 无政府主义与周作人留日期间的创作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