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构建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在作品中,他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其湘西小说的特点是题材取自生活,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表现出人的自然化和原始古朴的人性;在小说创作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自由挥洒的散文化体式、多样化的叙事方法以及独特的文学语言,这是其小说重要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世界 自然化 神性 散文化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综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表现出“人的自然化和原始古朴的人性,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1]是其小说重要的思想特色。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再现人生,而是表现生命,从苦难的人生里提炼出生命的高贵与美丽,证明人性的善良,来营造他的“希腊小庙”,向沦落的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圣所。自由挥洒的散文化体式、多样化的叙事方法以及独特的文学语言是沈从文小说重要的艺术特色。
　　
　　一、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人性表达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在自由自在地游戏于青山绿水之间的逃学生涯中,他接近了自然,体味了自然,大自然让他获益不浅,也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幻想”。[2]在湘西,他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残杀;在北京,他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大多数人在“面具”的遮掩下丧失了人的本性,这使他无从适应都市生活,不能像童年那样无拘无束,让他感到异常痛苦。于是,他以“乡下人”自居,审视着都市的丑恶,一次次地“逃”回到那个淳朴、温情、美丽的湘西小镇。在那个“湘西世界”中,他力图通过纯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湘西,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就能看到沈从文创作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将都市上流社会与乡村下层人民两相对照,去表现他的基本爱憎,透视人生,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他的小说题材也就自然地分为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讴歌保留在充满原始民风的乡村社会和都市下层人民身上的自然美和朴素的人性美,如《边城》、《柏子》、《三三》、《牛》、《长河》等。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如《绅士的太太》、《某夫妇》、《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等。这两类题材的作品中又都处处体现出他重人性的美学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这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重自然是沈从文小说鲜明的美学风格,也体现了作者对道家精神的认同,而重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沈从文认同的道家重自然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即自然环境,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他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人化的自然。如《边城》中的茶峒,作为理想世界的寄托,是既真实而又带有想象和象征意味的。酉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碧溪山的竹篁、白塔,茶峒的小街、店铺、码头、绳渡是令人神往的湘西景物画;元宵的鞭炮烟火、舞狮,端午的龙舟竞渡、泅水捉鸭等,则是墨彩交融的风俗画;再加上古朴的风习,淳厚的人性,地域性的传统道德观念,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一起勾勒出一个新奇独特的世界。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胡适先生所说“自是自已,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已如此”。沈从文认为,现代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示对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因而,他力主道家重自然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本性,使中国人敢说敢做、敢爱敢恨、敢哭敢笑,充满原始活力的生命本性。《虎雏》中的虎雏在8岁时就用石头砸坏了一个比他大5岁的人,然后到大上海“潇洒走一回”,打死人后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当了副官。此外在《旅店》、《连长》等篇中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
　　重人性是沈从文作品的又一美学风格。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人的自然欲望,束缚了人的生命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大力弘扬人性,宣告了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在沈从文笔下,“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真挚爱情”成为“人性美”的最有力的支点。“社会秩序抵挡不住男儿的老拳铁脚,道德观念驯服不了女子骚动的情欲,生活的残酷扭曲不了人的自然本性,年龄的增长丝毫不减少时的血性”[4],如柏子(《柏子》)、四狗(《雨后》)等一些充满野性活力的人物莫不如此。而女人们在选择配偶时也较多注重人的自然因素,如年龄、体魄、歌喉等。《龙朱》中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哑女都是对此极为恰切的阐释。再如《旅店》中的女老板黑猫,她年轻俊俏,丈夫死去三年,她独自在荒僻之地经营着旅店,不为任何人所诱惑。沈从文把黑猫的举动看成是生命固有的权利,黑猫超越了金钱与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人性本身赋予了她这种行为以“善”的意义。
　　
　　二、边地湘西的不倦歌者
　　
　　湘西历来是一片神秘而蛮荒的地区,在这里淳朴和野蛮交织,原始文化和封建文化交错,其人生世界充满着复杂性和不协调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沈从文建造了特异的“湘西世界”,并将其作为他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边城》、《柏子》、《龙朱》、《萧萧》、《三三》、《丈夫》、《长河》等等,都是这方面代表作。通观沈从文一系列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更可以看出人的自然化是其一贯的美学追求,也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特色。其湘西小说的特点是题材取自生活,形式是朴素的,以人物为例,凡是体现了其理想的生命形态,翠翠、三三、夭夭、阿黑、老船夫、傩送等人,都具有自然人性。尤其是写那些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纯粹处,他并不忽略女性所特有的美。
　　翠翠是《边城》中最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女,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小说借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缠绵悱侧的爱情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调。作者着眼于人性的光芒与人情的淳厚,刻意表现人的道德美和人性美”。[5]在《边城》中湘西成了一种理想,成了一种寄托,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具有了一定的神话色彩。
　　“神性”是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神性”在其心目中,是真善美的极致,是他理想的湘西社会和生命形式的最本质属性。他将“爱”、“美”、“神”三者融为一体,爱与美即神性,并将之视为最高的人性。于是,经过他改写的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就特别运用了浪漫手法来宣扬这种生命哲学。如《龙朱》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黄牛寨寨主女儿的故事,龙朱被赋予了高贵的性格,热情、勇敢、诚实,他的爱是美丽的。《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再与相爱者结合,便双双服毒而死。这些小说是沈从文写的最美的文字,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它们一般采自少数民族中长期流传的情爱故事,被加以渲染,贯穿了人类已有的纯真爱情、纯洁性爱的种种表现,无不符合“神性”的主题。
　　总而言之,“童心”、“神性”这两个概念都指向“自然”,是沈从文“湘西神话”的有力诠释,也是其“湘西世界”的光芒所在。
　　美国学者金介甫指出沈从文“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人”[6],“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不但填补了湘西,也填补了中国乡土文学和神话创作的空白”,“沈从文与湘西几乎成了同一名词,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纯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的魂魄所在”。[7]沈从文不愧为边地湘西的不倦歌者。
　　
　　三、自由奔放的“文体作家”
　　
　　沈从文放荡不羁、自由奔放的性格禀赋,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并且他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散文化。自由挥洒的散文化体式就成为其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也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各种文体形式的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的是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的不少小说,或许可以称为游历体,诸如《我的教育》、《入伍后》、《还乡》等,没有一个中心故事,而是通过人物的一段经历,信马由缰地展开叙述,表现人生的一段际遇或是社会的一种风貌或是主人公的一种情绪。而有些小说,可叫作摄影小说,由一个个镜头组成,如《腐烂》中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街头流浪,靠卖淫求生的妇女凄凄惶惶地找不见主顾等等,一张张摄自不同角落的照片,构成一个主题为“腐烂”的图片展览。有些小说描绘一个美丽的景致,其富于象征性的意境与含蓄蕴藉的诗味,宛如空灵的散文诗,可以称之为诗性小说和意境小说,如《渔》。他更多的小说则是用了散文笔法。如有的小说铺叙一个事件,其取材的角度与行文的笔法很像朴实的叙事散文;有的小说的构成颇为单纯,只是一个生活场景的速写,或是一个人物的剪影,几乎与散文无异。还有的作品多种形式并用,日记、书信自不必说,山歌、新诗等也大段大段地信手拈来,杂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寓言体长篇小说,对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应当予以肯定。可以说他对文体自由性的大胆追求,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建设拓展了道路,丰富了文体样式。
　　沈从文的文学语言有真意,去伪饰,极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天籁”之美。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乡土口语的基础上,吸取了文言文、书面语的特长,使得其文学语言与众不同。如写到翠翠、三三等少女时,短句较多,语调轻灵活泼,如山泉汩汩,小溪潺潺;写到野性十足的虎雏、四狗时,则多用长句,语调变得凝重、苍凉起来。另外,在人物对话上多用湘西人惯用的语汇、比喻、巧妙的对比,含蓄生动。他的文学语言的独特还表现在诙谐幽默的人物语调上。这些语言质朴而生动,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湘西人特有的灵性。
　　综观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对自然、对人性、对自由、对美的孜孜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说:“先生,你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于痛苦难堪,多少总得到一点点。……那不会使你堕落的!”[8]
　　理解沈从文的积极人生观和文学观,认识沈从文的追求,是正确评价他的文学成绩的前提。他的作品在形式上固然独树一帜,成绩卓著,但在思想内容上,同样也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沈从文先生富有自然美、情趣美的个性文学语言和淡薄简朴、从容舒放的语言风格,凝成了其诗化小说的全部主体的呈现。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而纵情写生,多暗示,富于感情美和色彩美,传达出恬淡高远、清明幽碧的意境,“湘西世界”正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
　　
　　注释:
　　[1][3][8]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全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李玉凤:《沈从文与汪曾祺水乡小说之比较》,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2003届本科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
　　[4]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5]彭佑双:《沈从文小说风格简论》,http://xfbtfjww.2000y.net(风景弯弯文学网)。
　　[6][7]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9]沈从文:《边城》,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0]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旷新年:《解读沈从文》,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周钦明 江苏省新沂市教师进修学校 221400)

• 周钦明： 追求自然本色的天籁之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