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作家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本文主要从司马迁的创作目的与动机的角度分析《史记》,从而推断出它的隐含读者分别是最高统治者——帝王,一般统治者——在朝大臣,及在逆境中的士层。
　　关键词:《史记》 隐含读者 帝王 大臣 士层
　　
　　“隐含读者”这一概念是伊瑟尔提出来的。“所谓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作家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也就是说,是作家预想出来的他的作品问世之后,可能出现的或应该出现的读者。这种预想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可能是不自觉的。[1]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后,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在作者创作作品之前,往往会思考这个问题——谁会读我的作品呢?这就是预想读者,而这个预想读者就被称为“隐含读者”。
　　《史记》是太史公司马迁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和文学意义。从史学意义上说,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写作体例;而在文学上,它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小说、戏剧等提供了丰富素材,并一直影响至今。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然而,司马迁作这一部伟大作品时,是否有他预想的读者,谁才是他的隐含读者呢?
　　
　　一、封建统治者——封建帝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为了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规律。之所以要探索这些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帝王提供借鉴,从而使天下大治。因此可以说封建帝王是其重要的隐含读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上大夫壶遂与太史公的对话指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指出《春秋》的作用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礼义之大宗也”而作《春秋》是为了天下王道,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司马迁写《史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春秋》精神。在上文的对话中,表面上是说《春秋》的作用,而实际上是暗指《史记》。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指出自已将是继孔子之人,而《史记》将是继《春秋》之作。清姚苧田在《史记菁华录》中评曰:“数语赞《春秋》,实是自道其作史张本。”[3]因此,《史记》也毫不例外地是为了最高终治者服务的。
　　司马迁写《史记》记录历史兴衰,为帝王提供借鉴。然而历史往往好捉弄人,他因李陵之事而获腐刑,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的人生悲剧给《史记》带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却是他呕心沥血的服务对象——封建帝王。一方面,他要直视天子,让他们以史为鉴,成为圣君。另一方面,成书后,又害怕帝王毁书,将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样“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为帝王作书,又为帝王藏书,这是司马迁的悲哀,也是中国古代史官的悲哀,而造成这种悲哀的原因就是古代史官制度本身。司马迁即使是生活在汉武帝那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时代,但仍逃不出悲剧的命运。然而正是这种悲剧命运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增添了《史记》的艺术魅力。
　　
　　二、一般统治者——在朝大臣
　　
　　在司马迁看来,《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君臣父子的行为规范,是要求人们要遵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除国君之外,臣子也要遵守人臣之道。因此,在朝大臣也是《史记》重要的隐含读者。如司马迁借《春秋》指出史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规范君臣的行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总之不可一日无史笔以维持于三纲五常之际也。”[3]而维护三纲五常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朝臣,因而他们不可不读《史记》。
　　《史记》还有一个目的是歌颂“明圣”和“贤臣”们的丰功伟业。“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作《史记》的一个职责。《史记》中如孟尝君、平原君、廉颇、蔺相如等是司马迁歌颂的对象,但是作《史记》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他们的言行,而是想让后世的君臣通过读《史记》识礼义,懂得忠、孝、仁、义,激励着他们建立丰功伟业,做一代贤臣。因此《史记》中除天子外,臣子们也是其重要的隐含读者群体。
　　
　　三、在逆境中的士层
　　
　　司马迁的命运有其悲剧色彩。他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但是司马迁面对自身的悲剧不是沉浸其中,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在接受宫刑之后,他不是没有想到死,但为了完成自已的使命,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他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写道: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我国古代士大夫们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以立功、立德、立言为追求,然而在现实中却屡受打击。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人物,如屈原、吕不韦、孙膑、韩非、韩信等。人生总有不如意处,面对自身的悲剧,人们要做出积极的选择,要使人生有意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都要使自已光彩照人,即便是死都要“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因此可以说《史记》是一部激励广大逆境中人们的著作,是指引他们在逆境中前行的一盏明灯。因而《史记》又一个隐含的读者是广大在逆境中有抱负的士大夫们。
　　总之,《史记》一方面是为了为上流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为实现自己立言的儒家价值观。因而其隐含的读者离不开他的直接服务对象——掌握当时社会话语权的人,具体来说就是封建统治者,包含封建帝王及他的臣子们。由于司马迁独特的生命历程,他要把他的生命体验通过《史记》向世人展现出来,因而文人尤其是失意的文人,就成了他的倾诉对象,并且他们之间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清]姚苧田:《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板社,2007年版。
　　[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高火月 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246133)

• 高火月： 浅析司马迁《史记》的隐含读者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