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创作虽然多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将家族故事作为历史的生命写照,运用的是私人性的话语,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范的宏大历史叙事转向日常的、具体的个体叙事,然而,其中深蕴着更为沉实更为深刻的生命思考,更真挚,更坚实。这种叙事追求使得新时期家族小说中的家族命运的沉浮兴衰和生命个体与历史的紧张关系更为鲜活,更有力度,也更震撼人心。
　　在世纪末的回望中,家族叙事表现出整体性的历史失落感。李锐在他的《旧址》后记中说: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失落的历史心态是家族叙事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历史契机,在个人性的历史体验中超越时空,将历史与现实共同呈现于文本之中,并力图重新审视民族命运和思考民族文化出路过程的产物。家族叙事常常将叙事焦点指向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以之作为历史风云变幻的舞台,以家族间的矛盾冲突和家族成员的命运沉浮作为表现历史变迁的叙事对象,并由此深入历史和民族的灵魂深处,把握历史的脉搏,倾听那来自远古的心灵涛声。然而,20世纪的民族历史在这些作家心灵上打下的是悲惨的印记,面对历史,浮起的是悲壮苍凉、令人唏嘘叹惋的生命记忆。
　　在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家族同样演绎着兴衰变幻的人间悲喜剧,家族的命运与历史之间有着天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随着历史的波涛而动荡。《旧址》中李乃敬商战的失败给家族带来了危机,而其堂妹李紫云的婚配改变了李氏家族面临的危局,同样是这一婚姻关系,在政权更迭中反而直接导致绵延两千余年的显赫家族的崩溃。历史的转变左右着李氏家族的命运,家族命运的变幻是历史投射的阴影,无法摆脱。
　　小小的银城是当时中国的缩影,军阀混战、国共对立、外国资本入侵,这一切就是李氏家族要面对的历史变局。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不断提醒着人们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演进。而李氏家族的子孙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影响着历史的脚步,或为家族在危局中求得生存的机会,或为国家的命运奔波。李乃敬为了家族生存所做的种种努力,在强大的历史车轮面前显得那么脆弱而不堪一击,当“胜利”的钟声敲响的时候,绵延了两千余年的家族留在世界上的不过是一片“粘乎乎的血红和粉白”,还抵不过一夜秋雨。家族的幸存者李乃之,一个家族的“背叛者”站在胜利的红旗下,开始为自己理想中的民族未来播撒希望,然而来自历史的“报复”离他已经越来越近,死神早在几近忘记的过去中为他安排了生命的归宿,而执行者并不是敌人,却是自己的同志。历史就这样埋葬了一个家族和它的子孙们,无论是维护者还是背叛者。30多年后,家族最后的血脉,李乃之的儿子李京生来到故乡家族的“旧址”时,他与这个家族已经割断了精神的联系,他只是一个旅游者,家族的过去他只能从导游的口中知悉。唯一对家族还有记忆的李紫云身处异国他乡,家族记忆不过是残存在她心灵深处的一些时光碎片,在暖暖的阳光照拂下眼角的一抹思乡的泪痕,怅惘寂寥。
　　李氏家族为了生存对抗、挣扎,展现了一个家族强大的生命力和求生意志,然而面对历史洪流的强大冲击,它无奈地溃败消亡,终结了两千余年的辉煌历史。在历史面前,李氏家族困惑了,一切努力和付出得到的却是历史践踏过后的一片废墟,一个早已预定的死亡结局。面对一个辉煌的过去在新的历史境域中的崩溃,作者留给我们的是一声深沉的叹息,一个令人深思的疑问。
　　陈忠实将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写在他的《白鹿原》扉页上,显示其试图在文本中重建民族历史形象的目标。《白鹿原》风格苍凉浑厚,充满着黄土高原沉实丰厚的历史气息和秦人蓬勃奋发的生命力度。作者着意将“白鹿精魂”塑造成中华民族和民族历史的一个象征,并使之流贯于家族体内,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百折不挠的生命意志和民族精神。小说“通过对修身齐家的硬汉白嘉轩老人和治国平天下的关中大儒朱先生的塑造,确认了民族的人格理想和民族生存衍繁的精神”,这是对民族历史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生发的灵魂体认,同时也是对现实境况的一种忧思。其指向无疑是对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呼吁,也是对民族未来命运的指认。
　　与其他家族小说相比,《白鹿原》的内涵更为丰富,思考更为深刻,有一种史诗性的宏大历史叙事弥漫其间,显示出作者家族叙事的博大雄心,即通过对民族历史的虚构,揭示古老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命力绵延不绝的深层奥秘,并探究在新的历史境域中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白鹿原》从家族文化的核心即生殖文化入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白鹿两大家族的争斗,展示了从清末到建国长达半个世纪间发生在关中平原上的历史画卷 ,并将笔触探入家族的深层文化内涵和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其在历史变革中所遭遇的危机性、覆灭性的挑战。
　　在《白鹿原》的叙事中,历史呈现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个人在历史的前进中常常表现得无能为力,对抗、挣扎的最后结局不过是化为历史中的一粒风尘。作为白鹿家族族长的白嘉轩,曾经为了自己的家族命运“置田亩、立乡约、修祠堂、建学堂、正民风、兴仁义”,而这一系列举措在历史的变局中显得那么无力,它并没有带给白鹿家族振兴和期望中的命运,留下的只有白嘉轩醒悟后的无奈和叹息。
　　作为家族和传统文化人格象征的朱先生,面对民族命运和家族危机,面对变幻的历史进程,同样无奈和痛苦。他的满腔热情和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在生命的摇摆中渐渐消弭,只能以圣人的睿智和对世事的通悟观照动荡的红尘中挣扎痛苦的生命,并在死后留下对世人的真诚劝诫:“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作者对朱先生所代表的理想文化人格太过痴迷太过向往,使其在作品中具有了一种神性,不仅在生时能够预判世事变化,看清天下大势,而且在死后为历史留下了“折腾到何日为止”的生命叹息。这既是作者内心所追求的传统文化人格理想,也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在当代断裂和失落而发出的心灵呼唤,是叹息,是怀旧,也是对传统文化在新的市场大潮和全球化进程中必将重新获得尊重和发展的执着信仰。
　　《白鹿原》的历史叙述同样有着对历史的叹惋,对家族与传统文化覆灭的失落,但它的故事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悲壮,一种生命的坚强,其中的人物面对生存困境,有着自信自强的生命力度。这体现着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命运深刻的历史自信。在作者看来,家族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坚韧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让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绵延了几千年,无论遭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能够重新站立发展。而这些挫折和打击不过是历史对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种考验,都是民族再次走向辉煌必不可少的过程。正如陈忠实所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新时期小说家族叙事的历史失落感,既是20世纪的民族命运投射在作家心灵上的历史心像,也是“世纪末”这一时间之箭对作家心灵的射击和追逼。痛苦与失落,向往与新生,同时在作家的心弦上跳动,作家的私语奏响的却是一部部雄浑悲壮的生命交响。历史毕竟只是历史,它只代表着过去的时光。在创作者低沉的私语中,民族复兴的理想已经隐隐浮现。那一个个面对危局自强不息、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正孕育着创作者执着的理想和民族伟大的未来。
　　
　　(张端 河南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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