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一向被视为“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代表,他那种自甘淡泊、不慕名利的气节和平淡静穆、恬淡自然的诗风也历来备受推崇。但是,究竟如何全面认识、评价陶渊明其人其诗,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以其咏怀诗《咏荆轲》为例,就情节的剪裁和布局与《史记·刺客列传》加以对照,发现《咏荆轲》诗歌风格豪放,笔力劲遒,这证明他并没有完全忘记现实,这里有向往功名事业的远大抱负、“欲有为而不能”的深刻苦闷。陶翁济世热情从诗中喷薄而出。如果仅见陶诗平淡、自然一面而忽略其激越豪放一面,仍属皮相之见。
　　关键词:陶渊明 《咏荆轲》 济世热情
　　
　　钟嵘《诗品》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一向被视为“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代表,他那种自甘淡泊、不慕名利的气节和平淡静穆、恬淡自然的诗风也历来备受推崇。但是,究竟如何全面认识、评价陶渊明其人其诗,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鲁迅先生指出:“……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1]宋代学者朱熹也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2]
　　从某种意义上说,《咏荆轲》这首诗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诗人“平淡”“静穆”之外的另一个侧面,即“豪放”“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要了解陶渊明的全人和陶诗的全貌,《咏荆轲》无疑是不该忽略的。诗曰: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首诗所咏之史,最早见于《战国策·燕策三》,后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补充不少史实和细节。荆轲不畏强暴、为知己者不惜一掷头颅的侠义行为,以及沉勇果决、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激发了不少文人志士以诗文颂扬。陶渊明喜读史记,《咏荆轲》应该是他阅读《刺客列传》后的产物,然而,陶诗对荆轲形象的“美化”实已超过《史记》中的记载。
　　首先,作为史书,《刺客列传》所载情节较复杂。荆轲见燕丹前有不少事:燕市豪饮、结交渐离、田光引荐等。见后至刺秦,也有不少事:燕丹厚养荆轲,“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燕丹乃疑之,燕丹以言激之,荆轲始付诸行动。总体看来,“在前半部分里,荆轲似乎很少英气,甚至有些怯弱;与燕太子交后也不马上出发,拖延了很长时间”[3]。但陶诗却将荆轲形象中平庸与灰暗的部分一概剪裁,从“百夫良”中独得荆轲,衬托荆轲英姿出众。荆轲一出场就让他“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燕丹图秦,荆轲提剑就出发,干脆利落,别无二话。可谓又少又好,一个疾恶如仇、挥剑欲试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瞄准“送别”和“登程”二事,陶诗予以大肆的铺陈和渲染。本诗写易水送别,篇幅几乎与《刺客列传》相关部分相似,写得气势充畅、淋漓尽致。有对荆轲的白描画像和心理刻画:“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有“全景”鸟瞰:“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有陪衬人物:“渐离击悲筑,宋义唱高声”;有环境点染:“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有气氛烘托:“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浓墨重彩渲染送别,极力地突出了荆轲沉勇刚毅的英雄性格和他此行的悲壮色彩,一唱三叹,低回不尽。“诗”要比“史”更凝练,从这层意义上说,陶诗是很铺张的。接下来又一连用了四句诗极力夸写荆轲登程后的疾驰:“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这四句是诗人“无所依傍”的创造,但却内涵丰富、气势非凡。“千城”“万里”以见其远;“越”“过”则在与“千城”“万里”的对比中显示出荆轲游刃有余的气度;“凌厉”“逶迤”则进一步强化从对比中显示出荆轲的勇猛与豪迈,将荆轲急如星火的迫切心情和舍身取义的神勇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清人蒋薰评道:“摩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朱熹曾指出《咏荆轲》的风格豪放,从这四句诗中也能体味到这一点。
　　最后,作为整个故事的高潮与结局的“刺秦”部分,《刺客列传》曾用三四百字的篇幅加以铺叙,描写荆轲与秦王正面交锋,可谓刀光剑影,波澜迭起。而陶诗仅以“豪主正怔营”一句写秦王当时的惶恐和窘迫,以“剑术疏”三字点明刺秦失败的主要原因。四句诗写了事件的高潮和结局,笔墨极其“省净”,其间留下了大片空白,给人以深思和回味。
　　陶诗以叙事为经,情感浓烈,情见乎辞。全诗从燕丹招募荆轲一直写到荆轲刺秦失败,百五十字,不假典故,纯用白描,结构平实严谨,似无出奇之处。但其着意渲染“送别”与“登程”而略写“刺秦”本事,却是构思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样剪裁,显然是为了突出刻画荆轲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悲壮形象,强调入秦、刺秦这一行动本身的正义性和悲剧性质。同时,也可以避免整首诗的感情基调因其失败的结局而变得低沉。突出“壮”,而弱化“悲”;着眼“志”和“行”,而忽略其“果”。这与诗人敬仰失败的英雄这一思想主脉是合拍的。艺术构思本身服从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倾向性,这一点在本诗的结构中得到了证明。
　　陶诗着重刻画荆轲憎恨强暴的复仇精神,以豪迈激荡的诗笔概括和突出了荆轲的形象,强烈地流露出同情荆轲、鄙薄强赢的倾向,陶翁的情与志也几乎喷薄欲出。清温汝能《陶诗评汇》卷四云:“观此篇可以知其志矣。”
　　《咏荆轲》作于晋宋易代以后,是陶渊明晚年的诗作。他隐居多年后仍然唱出慷慨激昂之声,欣赏田园风光之余,内心对世事的关心、济世的愿望仍在翻腾。诗中一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诗人已不自觉化为荆轲,欲为天下苍生除去无道暴君。《咏荆轲》表面咏史,实则抒怀,正因如此,荆轲刺秦这段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才获得了新意义、新生命。读者不仅重温历史,更重要的是捉摸到诗人那颗嫉恨强暴、讴歌正义的心。蒋薰《陶渊明集评》云:“摩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诗中显然是寄托了诗人的人格取向。陶翁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这里显然有一种济世的热情贯注着他的一生。
　　陶渊明少年时期,从儒道两家思想以及家庭影响中,同时接受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培养了“性本爱丘山”和“猛志固常在”两种不同的志趣,但“大济苍生”仍是其主要思想。当他带着这些思想进入世族统治、军阀当权的社会后,几经出仕和归隐的反复,眼看“大济苍生”的理想不能实现,他的思想面临抉择:是同流合污还是归田躬耕洁身避祸?是坚信“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与黑暗现实采取不调和的态度?还是对黑暗现实不闻不问放弃理想?他的诗作分两类: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包括《归田园居》《桃花源诗》等)表现了在黑暗污浊的社会里,他依靠自己的劳动,躬耕自食,艰苦自励,坚决不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而咏怀诗(《包括《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则证明他并没有完全忘记现实,这里有向往功名事业的远大抱负、“欲有为而不能”的深刻苦闷、安贫守节的清高志向、甚至除暴复仇的强烈欲望。而这两方面往往互相渗透,密切难分。他的躬耕田园本是在无法进取下的退守之路,但躬耕生活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现实,这砥砺了他的道德品格,增强了他抗拒浊世的力量。如果仅见陶诗平淡、自然一面而忽略其激越、豪放一面,仍属皮相之见。“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龚自珍《舟中读陶》)所言极是!
　　
　　注释:
　　[1]鲁迅:《“题未定草”之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3]蒲迪安:《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廖仲安,唐满先.陶渊明及其作品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程奕 广东省武警广州指挥学院 510440)

• 程 奕： 猛志固常在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