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萧红的《小城三月》是一部非常诗意的小说,一改先前描写东北人苦难生活的艰辛,呈现出非常诗意化的情绪。联系萧红的身世分析这部小说,可以看出萧红在厌倦漂泊、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以文学寄托思乡情怀、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企盼。
关键词:《小城三月》 创作成因 人生理想 思乡怀旧 企盼美好生活
《小城三月》发表在1941年7月香港的《时代文学》第二期上[1],这距萧红的死不到半年时间,虽然小说以翠姨的死去为结局显得有些凄凉,但这部小说仍然是一部非常诗意化小说,从语言节奏到结构设置,从抒情表达到象征对象都有一种诗意的情绪,一改前期几部作品所呈现的东北人民的生存苦难。这种诗意化的情绪使小说显得非常优美与雅致,像东北小城春天清新的空气,有一股浓浓的春意,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将其前后期作品稍做比较就可以看出《小城三月》有了很大变化。结合萧红的个人身世、经历和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体现了萧红生命后期对理想生活的企盼和对理想社会的设置,透露出萧红的人生理想和对生活的寄托。
萧红一生经历磨难备尝艰辛,父母不爱,情感受挫,漂泊流浪,身体多病,客死异乡……可以说,萧红短暂的一生中,少有幸福的时日,短暂的满足也许有过,但长久的幸福几乎没有,冷漠、歧视、饥饿、战争、误解、漂泊、疾病……困扼接踵而至,全都压在一个柔弱女人的肩头。萧红疲惫的身躯终被这种磨难给压垮了,但她意志和精神依然顽强,她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生活的企盼依然不变,从她生命后期创作的小说《小城三月》中可以看出,她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渴望美好的生活。
一、翠姨人生悲剧和萧红人生遭遇
《小城三月》中翠姨是出身于旧式家庭的少女,她端庄文静、温柔深情、沉默寡言、喜好沉思、幻想,在自己的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但由于家庭变故,受到一般旧思想人家的歧视,因而,形成了感伤的气质,以为自己的命不会好。小说中萧红用一个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可爱的少女对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笼罩上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翠姨,这个优雅的女子最终因不能与喜爱的人共渡一生忧郁而死。
(一)翠姨人生悲剧
1.“梦醒了无路可走”
尽管翠姨家世较为封闭,常常是孤寂的,但她在“我”家住的时候,渐渐被“我”家开放的思想所浸染,因为“在我家里,一切都很随便,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2]。父辈对待幼辈也没有森严的家法和严苛的管教,孩子们可以到洋学堂读书,在家打网球、弹筝、吹箫,甚至大谈学校里男女交往的事。翠姨在“我”家住过之后,接受了一些颇为时髦的东西,穿高跟鞋、打网球、男女平等交往、出游、读书、自由恋爱等等,而且这种宽松和谐的气氛让年轻人自由地发展,让翠姨萌生了恋爱的企盼,“和我的堂哥大概是恋爱了”。但翠姨的怀春是含而不露的,因为翠姨订了婚,虽然哥哥在洋学堂读过书,和翠姨心有灵犀,但毕竟这里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所以翠姨面对黑暗封闭的旧制度虽然是梦醒了但却是无路可走。
2.传统习俗的禁锢
文本中的家长并不是封建式的逼迫,翠姨不愿意出嫁,外祖母并不逼她,只是认为“年轻的人必定要随时提醒的,不然总是贪玩”,于是接回到身边“好随时提醒她”。翠姨想上学,外祖母就依了她,“给她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就在自己家院子的空房里摆上了书桌”,即使在翠姨死后“我”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可见翠姨的死并不能说是专制和压迫的结果。但萧红也让我们看到,专制虽然不是大张旗鼓但习俗却无处不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和堂哥辈分儿又不合,所以这恋爱只能是在翠姨心里。
3.新旧文明的巨大冲突
从表面上看,翠姨接触了一定的现代文化气氛,并无比向往,有着对读书人的钦佩和对新文明的渴望。但深层分析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传统的、在旧环境中长大的东方少女,不可能摆脱自己和习俗去追求新的生活,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也不知她为何而病。“有什么不如意的?陪嫁的东西买的不顺心?”什么都问到了,唯独没有问到情感生活,足以看出那时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漠视。即使是现代文化的氛围,也是表层的,在深处,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习俗和心理。正因为这样,翠姨在这样“现代文明氛围”的环境中,即使有对新文明的渴望,也无法表达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强烈的冲突造成了翠姨的人生悲剧。
(二)萧红人生遭遇
1.家庭生活不幸福
我们知道,萧红的家庭生活远没有翠姨和“我”幸福,少年时的萧红除了爷爷对她疼爱,带她在后花园中享受自然和亲情之外,几乎得不到其他任何人的温暖和关爱。奶奶用针扎她的手指,生母姜氏因为重男轻女,对她总是恶言恶语,有时甚至用石头砸她;继母梁氏虽没打过萧红,但挑拨离间、指桑骂槐和冷漠的虐待也好不到哪里,父亲本该疼爱失去母爱的孤刍,但生母死后“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用萧红的话说“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家,理应是孩子幸福的摇篮,是充满温暖和欢娱的港湾,但这个家却让萧红感到了彻骨的寒冷,感到了“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2.婚姻生活不幸
萧红在亲情上得不到家的温暖,婚姻也没有得到自由。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又当着教育局长,[3]应该有开明的家庭作风,但张为了攀附高门,把萧红许配给当地一个汪姓军阀的儿子汪殿甲。父母指配的婚姻萧红本身就不满意,又“发现汪殿甲吸食鸦片,心里很是痛苦,对他产生了厌恶感”。受新思想浸染的萧红面对父母这样的决定,用逃婚的方式做了父亲叛逆的女儿,但不幸的是萧红出逃到北京后汪殿甲也跟踪而至,并找到了萧红,心境孤独、感情寂寞、经济困难的萧红虽然不喜欢并且鄙视憎恶他,但最终还是与他返回哈尔滨生活在一起。这个失策的选择,又让汪殿甲把她当作人质抵押在旅馆中[4]。萧红的家长便这样打碎了一个女孩子的梦,并造成她永生的漂泊流浪。
1932年夏萧红在哈尔滨得萧军、舒群帮助,脱出旅寓困境。秋天与萧军结合移居商市街,但终日为谋求“列巴圈”(黑面包)和白盐辛劳着,在《商市街》一书中,萧红描述道:“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象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温暖。”1936年因与萧军出现矛盾萧红到日本一年,回来后于1938年在山西临汾与萧军分手,和端木蕻良回到武汉,武汉被大轰炸后又到重庆,后到香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时,端木蕻良也没有照顾萧红,由友人将她送进医院,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玛丽医院逝世。
3.漂泊流浪的一生
萧红1930年逃出那个封建家庭后,漂泊流浪十余年,从哈尔滨到北京、青岛、上海、日本、武昌、山西、成都、桂林,最后到香港,十年之间流浪的脚步印满大半个中国。避乱香港,本是希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稿、修身养性,不曾想这里也非乐土,寂寞依旧时时袭来。除精神上寂寞外,身体上又是众疾缠身,十分羸弱,以至于让在港见到萧红的史沫特莱“惊恐不已”,劝她离港不成后又将她送到香港玛丽医院。故乡回不去了,那里已成为日本鬼子的占领地;去南洋又不成,寂寞的萧红只能在回忆和小说中思乡怀旧,从古至今,游子离家莫不思乡,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故乡难忘、故土情深,即便“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已经年”,都不能阻挡其思乡的心绪。所以她这时期的创作有“一种很强烈怀念家乡的情调”。
二、企求理想的生活
《小城三月》是萧红死前半年所写,其时身心都非常不好,心境寂寞,身体羸弱,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作家如何能甘心如此境遇呢,所以萧红在死前不能说话时在纸上写出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见萧红对生活有着怎样的美好企望,她正是用东北春天季节的短暂象征翠姨生命的短暂,用翠姨对生活的追求表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1.设置诗意的人物形象
《生死场》中的人物多是纯朴、木讷、憨厚、本分的农民,如二里半、王婆、成业等,他们像东北土地上的庄稼一样粗旷与实在,扎根于土地,依赖于土地,生活于土地,无论其言其行都不曾带有美的色彩,完完全全是生活的本真,即便是打渔村曾经最美丽的、有着一对多情的大眼睛的女人月英,也让人读不出美与诗意来,她被萧红安排在一个最让人不堪的环境中:双腿瘫痪、整日靠在床上,变形的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竽平行着伸在前面”,身下是污秽的粪便和蠕动的蛆虫。
在《小城三月》中萧红却安排了一个诗意的人物——翠姨,“翠姨生的并不十分漂亮,但她行的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小说中父亲是“咸与维新”,伯伯“当年也是一位英雄骑马打枪绝对的好”,哥哥及哥哥的同学都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很有绅士和君子风度,这些人物的出现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诗意感觉,决不像《生死场》中的粗犷与《呼兰河传》中的麻木。
2.用情感丰富人物形象
《小城三月》中的人物形象和《生死场》、《呼兰河传》中的人物形象有着巨大的差别。《生死场》中成业没结婚时需要金枝是本能的占有和粗暴地发泄,结婚后对金枝更没有感情,甚至因为女儿哭闹摔死了这个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月英的丈夫对待月英也是非打即骂,当月英瘫在床上时丈夫更是不管不问连水也不给喝一口,人情已淡到了失去人性的地步。
而《小城三月》中,感情却非常纯美,“翠姨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琴,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日本琴。她还会吹箫或是会吹笛子”。而且翠姨执着地爱着堂哥,却从来没向堂哥吐露心曲,直至爱火将人折磨至死,被爱着的人却不知其生命之火为何而熄。
3.设置和谐的人物关系
《呼兰河传》中,老胡家对小团圆媳妇非打即骂,连这个12岁的童养媳吃三碗饭都不符合婆家的规矩;王婆因为一双靴子让儿子赤脚走在雪地上;有二伯是母亲的兄弟,曾在最危险时救过主人命,但到有二伯年老体衰时,主人却一点人性都没有,打得有二伯在地上翻滚。
而在《小城三月》中,人与人之间是充满着亲情的,翠姨不是母亲的亲妹妹,是母亲继母带来的孩子,但母亲对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并没有心存芥蒂,而是非常关心照顾,时常接到家中来住。翠姨生病后,母亲猜到她是相思成疾,又体贴的派哥哥带上礼物去探视,给年轻人相见创造条件。母亲也不是“我”的生母而是“我”的继母,但对“我”并不是歧视与虐待,“我”在家可以随哥哥姐姐们到洋学堂读书,可以到继母的娘家去住一段,还可以随母亲和翠姨到她们族中参加婚礼。
4.设置优美的抒情意象
《生死砀》中“老马走进屠宰场”一节的意象是秋天的萧杀,王婆牵着马走向城里的屠宰场,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一张叶子落在王婆的头上,叶子安静地伏在那里,“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上一张老的叶子,她们走在进城的大道上”。这一着意设置的情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意象,这种意象对王婆来说不是美妙的诗句而是严酷的生活和严酷的人生。
这抒情的意象到了《小城三月》中则是一派欣欣然的春天美景:原野上透出地衣那样的绿,小草胀破了种壳转折了几个弯钻出地面,蒲公英发芽了,杨花满天罩地飞,河冰发了奔放地向下流去,羊儿咩咩的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小孩子欢喜地揭起墙角下的瓦片,查看草芽的秘密,并一升一斗地拾着园石似的抢根菜的粒儿……
三、结语
对作家而言,过去的生活片断常常成为其作品的材料来源。萧红的一些作品如《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后花园》等,都有她生活经历的印痕,不论欢乐也好,悲哀也罢,都带有萧红生活的影子,但《小城三月》这部小说虽在大背景上有着她生活的北方小城的面貌,但人物和环境恰与萧红的家庭相反。《小城三月》中的家庭是非常开通的家庭,充满自由、温情、和谐,父慈母爱,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相互关爱充满人性,长辈开明温和,年轻人也是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个性,读书、交友、体育、恋爱、穿衣全凭自己喜欢,长辈幼辈温暖欢娱,周围社会温情脉脉,和萧红的家庭及生活遭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萧红把小说中的“我”家营造得温馨和谐,把“我”放在具有自然美、人性美、社会美的诗意环境中,这样做就是想用虚构的美满生活满足自己现实中不可求得的心理,用诗意化的小说意境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用翠姨对生活的追求表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所有这些或前或后的文字都说明,萧红在这一时期对理想生活充满企盼,有着深深的怀旧思乡情绪。虽然这个时期她心境寂寞,身体羸弱,但是依然对生活持乐观态度,所以才会写出《小城三月》这样的作品,才会把它写得那么美好与诗意,那么雅致与清新,这是她的理想生活在笔端的倾注,是她有家难归、有梦难圆心愿的满足,这是她创作《小城三月》的真正原因。
注释:
[1]见葛浩文:《萧红评传》注释第46条,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第58页。
[2]萧红:《小城三月》,《萧红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
[3]萧红:张毓茂《伤残的花》,《萧红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丁言昭:《萧红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参考文献:
[1]丁言昭.萧红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张志忠.“一生都在逃亡”——读季红真《萧红传》兼谈萧红研究[J].当代作家评论,2001,(5).
[3]汪沛.生死两极之间的多重悲鸣——读萧红的《生死场》[J].理论导刊,2002,(1).
[4]涂为国.浅谈萧红其人及其小说创作[J].江西省团校学报.2003,(1).
[5]张毓茂.伤残的花[J].鸭绿江,2000,(5).
[6]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7]董玉芝.故园花放待萧红——析萧红独特的恋家情结[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8).
(陈保荣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3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