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社会产生了具有“黏液”特质的陌生人,将其置于认知空间时遭遇了无法排斥不确定性的问题,转而另一个策略就是将其置于美学空间。文章借助齐格蒙·鲍曼的观点,认为在美学空间里与陌生人的相处具有“快照”、“奇观”、“游戏”这三个特质,并探讨了美学空间与道德空间共存的可能性。
　　关键词:陌生人 美学 认知 道德
　　
　　一、陌生人的不可消除性
　　
　　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陌生人,正如鲍曼所举的例子——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描述原始部落对陌生人的处理办法:要么吃掉陌生人,从肉体上消灭陌生人,通过新陈代谢把陌生人转化成自身无法辨别的部分;要么吐出陌生人,禁止他们在自己的版图中出现。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分析过前现代处理陌生人的办法,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非敌即友”的简单二分法,对偶尔出现的少数陌生人将他们不是作为敌人就是作为朋友纳入自己的轨道,并且有着浓厚的集体化倾向。
　　但陌生人真正具有鲍曼所比拟的“黏液”特质应该是现代社会以后的事情。一方面,人权观念的逐渐树立以及技术的支持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人们看起来具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但另一方面,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用理性、秩序、规则构建整个世界,却造就了更多的陌生人,换句话说,陌生人在现代社会更加无处藏匿。“典型的现代陌生者是国家建构秩序之热情的废品。现代陌生者并不符合设想中的秩序。”[1]现代社会基本上是通过“认知”的范畴来构建的。城市生活,被认为是现代生活的最典型代表,无处不透露着对于“熟悉”和“确定”的渴望。艾尔伯特·鲍尔格曼在《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一书中指出:
　　由工业技术的隐藏状态和超现代的脆弱性形成的环境中,日常城市生活有一种令人入胜的坚实性和可理解性,是人类几千年来一向熟悉的秩序。这里有真实的空间,有界线,有形状,可居住,并可穿越。这里有真实的人,用他们的面部、手、足的姿态和他们的衣着、他们的镶宝石饰物,表达内心情感。这里有真实的差事,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在面包房买个菱形面包,从报摊买张报纸。[2]
　　鲍曼说过,认知的(分类的)明了性是一种反思,是行为确然性的智力等价物。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理解就是知道如何继续。但划界绝非一件易事,界线的出现势必伴随着含混、越界的“灰色区域”,陌生人便出没于此。所以对“认知”的执念是一把双刃剑,在物理空间上大刀阔斧地追求秩序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推向“陌生人”的境地。如果用“认知”作为衡量我们是否应与他者亲近的标尺时,我们时刻会掉入到因不确定而产生的恐惧的深渊中。鲍曼指出,“在人们为了航行所需了解的事物,同人们已知的或者认为已知的关于他者的真实的和可能的行动之间的差距,被视为存在于他者身上的‘陌生’因素;正是这种差距使他者称为陌生人。”[3]事实上,单在认知空间的维度想摆脱陌生人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妄想。
　　但与不确定性作斗争是人们沉浸在认知空间中无法摆脱的一件事情。尽管竭力排斥异己和由此产生了更多的异己看起来似乎是绑在一根藤上的矛盾双生体。对于现代人来说,陌生人就意味着令人不适的“黏液”,不可决断,不可清除,有使人丧失自由的威胁,人们在“黏液”中无法行动自如,并永远处在会被其淹没的恐惧中。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将陌生人置于美学空间
　　
　　如果继续将陌生人置于认知空间,用理性来解决与陌生人相处的问题,鲍曼指出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大大减少甚至消除与陌生人打交道时的惊讶和因此而来的意外。另一个是想办法使偶然因素成为不相关的;把陌生人的行为融入到自己无需注意和关心的背景中去。”[4]第一个策略基本上就是一种“城市乌托邦”,想通过对城市街道、建筑的规划来排除陌生人。第二种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学会漠视陌生人,将陌生人转移到背景位置,在《后现代伦理学》中被称之为“视若陌路的神秘技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避免眼睛的联系,“在马马虎虎的一瞥之后没有紧跟着什么东西,也没有假定什么相互的权利和责任”。[5]这种遭遇不是真正的遭遇,在这样的一瞥中,他者的面孔消失了,我能容忍的仅仅是他们作为背景而存在。
　　在认知空间以外,陌生人还可以被置于美学空间。
　　美学空间指的是以审美为核心的空间体系。从词源学上说,审美的本义在于它的感性直觉性质。在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中,对“审美(Aesthetic)”一词有着这样地解释:“意指艺术、视觉映像与‘美’的范畴,而从词汇演变的历史来看,这个重要词汇强调人的主观的知觉是艺术或美的基石,却又同时吊诡地把人的主观知觉排除于艺术与美之外。”[6]在这个词里有着浓厚的主体意识,强调人的主观知觉,有一种将其他事物对象化的倾向,这一点对接下来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审美在现代性中有其独特的性质,它的无功利性、令人解放的性质使得审美在现代被提出多数是作为对工具理性的反抗,周宪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中指出:“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或文化,或浪漫)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构造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发展逻辑。”[7]我们也可以将这两种现代性对应到认知空间和美学空间中去。
　　将陌生人置于美学空间,也就意味着将陌生人从背景位置拉到了视线的焦点位置。陌生人身上所带有的未知的、不可预估的、与众不同的、无法界定的种种特质,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审美关注对象。正是从陌生人身上,人们得到了对于新奇感的满足,“无法理解”转化成“异国情调”,成为了娱乐来源之一。在后现代情境下,作为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反抗,或者说是一种补充,审美不再仅仅局限于高雅艺术、精英殿堂,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作为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被提了出来。后现代的一些特征,如碎片化、多元化、异质化、临时性、流动性等,促使了美学空间的扩张。“伦理生活审美化”也逐渐成为了新的议题被反复提出。国内学者赵彦芳在其论文中对此有过详细的梳理和总结:
　　由尼采发端,经过福柯,在后现代思想中蔚然成风的伦理生活的美学化,虽然内部是复杂的,但与传统美学形态相比,具有基本稳定的特征。我们尝试对其作出如下总结:1.确定艺术、美学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以整个生存而不是以某事物为对象,即关于生存的美学,有别于以自然界、艺术等为对象的传统美学;2.反对具有强制性的道德,助长自觉的创造,要像艺术决定一样进行伦理决定,所以,打通了伦理生活与审美生活,将伦理学问题变成了美学问题;3.关注自我和自身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自我伦理学或私人伦理学;4.关注自我和自身的美学关系,即如何创造自我,而不是认识自我,更谈不上‘净化’自我。等等。[8]
　　鲍曼对此也有过很多论述,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作为结点来梳理一下人们如何在美学空间里与陌生人共存。
　　快照(Snapshot),鲍曼认为这个词的两部分很好地反映了美学空间中“看”的含义:一是要快,是一种瞬间关系,二是一种射击,冲击力落在目标物上,但我丝毫不受影响。“快照”这个词几乎可以成为后现代很多生活方式的隐喻,尤其是影像时代的到来,人们对陌生人的“看”几乎都是通过“快照”的方式进行的。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认为,当代社会充斥着符号和影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审美化是以追求视觉快感为主旨的。最典型的就是看电视,陌生人被压缩在二维空间里,本质上就是一幅幅飞速变化的快照,在电视观看者与被观看人之间,没有可以定格的瞬间,观看者总是期待下一秒被观看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玄妙之处还在于,陌生人被控制在了安全距离之内,我能看到他,但他看不到我,陌生人永远也不会从电视里跳出来进入我真实的生活,但同时又满足了我的猎奇心理,为我提供了娱乐资源。这种“快照”式相处谈不上对陌生人的亲近,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事件,“不受制于先前事件,也不限制后续事件;它使现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也摆脱了未来的负担。”[9]
　　奇观,这个词应该来自于德波的《奇观社会》,主要是指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建立在视觉基础上的、以图像表征为基本单位的时代,城市被呈现为种种奇观的聚积。而陌生人就是“奇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闲逛者和大型购物场所都是现代都市的典型产物。每一道别样的风景、与陌生人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闲逛者快乐和兴奋的源泉,而大型购物场所也被布置成巨大的奇观聚集地,闲逛者既是奇观的观看者,也是奇观中被观看的一部分,两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消费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人们对于新奇的占有欲可以通过消费来实现,并且这种欲望可以被无限创造下去;另一方面,货币这种中介物的出现很好地调和了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购买行为既能满足我们的消费欲,又能使我和陌生人保持在一种不用亲近但可以彼此联系的干净而安全的关系中。但在奇观情景中,“人类的偶遇,就像购买超市的商品,被随意地挑选和抛弃,仅仅依靠转移注意力和意向来激励和维持它们的现状。”[10]
　　游戏,被抛到美学空间的人们,常常会用一种游戏的心态游刃其中。游戏跟后现代的许多特征是不谋而合的,它的无功利性、狂欢化、追求片断式的快感尤其容易被表现为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概括了游戏的几个特征:1.游戏是免费的,不指涉生存;2.游戏就是自由,不存在强制性的游戏、根据命令上演的游戏;3.游戏不溢出、不污染,可以被隔离、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4.游戏可以重新开始和重复,没有什么失败是最终的和不可取消的;5.每一个游戏都设定它的规则,需要设防的威胁不是违反者而是扫兴者。一旦人们明确参与的是游戏,与陌生人的近距离相处就变得可以忍受了。酒吧、夜店之类的娱乐场所就是典型的游戏空间,这里不涉及生存大计,出入自由,仅仅在这一特定区域内,人们可以和陌生人肆无忌惮地靠近,甚至追求一种触觉上的快感(所以也有人说城市的快乐主要是一种两性快乐)。在狂欢中,名字、身份、一切理性上的追问都是多余的,人们肉体上的亲近也并不需要情感上的亲近作为前提,他者的面孔在狂欢中再次消失殆尽。游戏的策略也意味着:“警惕长期的承诺;拒绝坚持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不局限于一个地点,尽管目前的逗留是快乐的;不再献身于唯一的职业;不再宣誓对任何事、任何人保持一致与忠诚;不再控制未来,但也拒绝拿未来作抵押;禁止过去对目前承担压力。”[11]
　　
　　三、与道德空间共存的可能性
　　
　　与认知空间一样,美学空间也并非是陌生人的乐土。美学空间是责任的天敌,任何长期的、牢固的、需要克制的东西在这里都会遭到拒绝。陌生人在美学空间里只能作为符号而存在,在这里只有实验的、片断的、插曲式的热情,一旦陌生人从美学空间转移到“家门口”,原来被建构为快乐体验和审美满足的源泉立刻化身为令人恐惧的“黏液”。鲍曼所主张的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是将陌生人放置在道德空间中,这是一个“与……共在”的社会空间,这就意味着要保留他者的“面孔”,无条件地对他人负责,保留道德冲动的模糊性和不可控制性。尽管在目前的状况下,道德空间仍处于休眠的状态,但鲍曼认为,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激活道德空间的契机。美学空间也许可以和道德空间互相协作,“‘成功的爱’的模式是这种协作最重要的例子:对心爱的神秘事物的尊重、对多样性的培养、对占有冲动的压抑、拒绝用统治的威吓来压抑心爱的自主性——保护并且补充在同伴中崇高的、未知的、深奥的和伟大的东西,因而保持合伙关系的道德和美学的价值都存在。因而,为了完成这样一种功绩,对美学满足的寻求者必须也是道德的人。”[12]
　　
　　注释:
　　[1][波兰]齐格蒙·鲍曼:《后现代及其缺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7页。
　　[2][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第1版,第160页。
　　[3][4][波兰]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40页,第142页。
　　[5][波兰]齐格蒙·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82页。
　　[6][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1版,第3页。
　　[7]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第1版,第10页。
　　[8]赵彦芳:《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第22页。
　　[9][10][波兰]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48页,第150页。
　　[11][波兰]齐格蒙·鲍曼:《后现代及其缺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04页。
　　[12][波兰]齐格蒙·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14页。
　　(刘岑 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93)

• 刘 岑： 将陌生人置于美学空间的方案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