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中,思妇是二者共有的、重要的审美意象。在这两部作品中,思妇形象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类型、处境和心态上。从审美角度来看,《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较《诗经》中的更具审美意蕴,独具“真”“悲”的特点。
　　关键词:《诗经》 《古诗十九首》 思妇
　　
　　在《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中,思妇是二者共有的、重要的审美意象,因此比较思妇在两部作品中的审美意象,能够再现先秦与汉代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重现当时社会的生活面貌,弘扬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
　　
　　一、两部作品中的思妇形象
　　
　　《诗经》中思妇诗有十二首,《古诗十九首》中思妇诗有九首,两部作品中的思妇形象各具特色。
　　首先来看《诗经》中的思妇形象。
　　第一,《诗经》中思妇的类型比较单一。《诗经》中的思妇们所关注的对象几乎都是被徭役带去的戍卒、役夫。西周时期,为了抵抗北方猃狁的入侵,周王朝调遣大批士卒前去戍边,加上杂役、力役繁多,男子不是服兵役就是服其它苦役。妇女不仅要担负原有的劳动任务,还要把田间劳作也承担下来。从《卷耳》、《草虫》、《杕杜》等篇“涉彼南山”、“涉彼北山”、“采采卷耳”、“言采其蕨”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诗的作者大都属于劳动妇女的一类。她们从未有做公侯之妻的希望,也没有可能获得做大贾之妇的财富,丈夫被迫离家远去,无任何功利可言。因而她们的等待与思念也是最为清苦、艰难的。由于思妇形象的单一,决定了她们的诗歌不像《古诗十九首》思妇诗那般意象纷呈,能从各种角度、各种心态去描写思念之情,而是显示出其内容走向的单一性。
　　第二,《诗经》中思妇的处境与汉代不同。周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多数家庭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谋求生存。丈夫是家庭的支柱,每个妻子都仰仗着丈夫去迎接困难,战胜天灾。因此,征夫走后,生活更难维持。思妇们不得不“陟彼南山”,“陟彼北山”去采蕨,采薇,辛勤劳作。《诗经》中的思妇们正处于人类对最低层次的追求阶段,她们没有条件或者说没有闲情去顾及更高层次的追求。
　　第三,《诗经》中思妇的心态与《古诗十九首》中思妇不同。这种心态突出表现在以征夫为抒写中心而不言自身思夫之苦情上,如《卷耳》、《君子于役》。《诗经》思妇诗中这种以丈夫为抒写中心,以对丈夫生活的关怀为内容的特色是很突出的,而且周代思妇总是用曲笔、想象,委婉道出思夫之苦。
　　其次来看《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形象。
　　《古诗十九首》的思妇形象主要有两种:
　　一是哀怨青春年华的虚度,渴望夫妻团圆,流露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思妇情系飘泊天涯的游子,然而“荡子行不归”,只得可怜兮兮地虚度青春年华,为此思妇毫不掩饰地发出了“空床难独守”的呼唤。这是对人情的呼唤,也是对人生价值的审视。正因思妇“淫之尤”的真情实感,才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显示其审美价值。
　　二是相思悲闷,忠贞不渝的思妇形象。如《行行重行行》中的思妇、《迢迢牵牛星》中的河汉女。此外,“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以及“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也是一字千金、相思绵绵。
　　总的来说,《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形象,没有突出家庭温馨与劳动生活,而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感触、体会融入了夫妇关系,突出的是同心和知音,这是《古诗十九首》对塑造思妇形象的贡献。
　　
　　二、思妇形象的审美意蕴
　　
　　钟嵘《诗品》说:“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诗经》思妇诗是《古诗十九首》思妇诗的滥觞。但从审美角度来说,《古诗十九首》思妇诗更具深意。
　　首先,《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都有渴望夫妻团聚的特征,而《古诗十九首》除此之外,又加入了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如《冉冉孤生竹》就和《伯兮》一样,写新婚离别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拳拳思念,但《伯兮》中思妇虽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怅怨和“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的相思之苦,却没有感叹人生短促珍惜青春年华的情怀。《冉冉孤生竹》就突出了这种思想。
　　其次,《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淡化了日常性的事物,而着重表现她们的思念,这样就增强了表达的张力,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突出,也体现了作者文人化的审美追求。如:“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伤彼惠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思妇们听从于内在生命的呼唤,直接受自身价值观和感受规律的支配,心灵的轨迹和宁静的互动导致思妇产生激情的渴望和深邃的向往,思妇本身的心绪也在纯粹体验中保持着快速的波动。
　　最后,《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身上无时不彰显着真实情感的魅力和哀婉悲凉的气氛。如“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真”有着冲决道德藩篱的力量,让人肃然起敬。返璞归真,终究是人类共同的美学祈向。“真”是天性,它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纯真性情逐渐成为记忆中美丽的碎片,人类的感伤与日俱增。童年永远是审美的乐园,人类总是借着文学,向着这曾经孕育过天真心灵的所在投去深长的羡慕眼光。“悲”作为情感之核心,它增加了重量,使得感伤情绪不至于流向缥缈空灵,而是显示出沉郁的色彩。由于是对人生软弱心理的普遍概括,浸透着生命苍凉的悲感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我们对于一个柔弱而又处于忧愁的思妇由可怜而转化为同情与爱的过程,也正是审悲愉悦的过程。
　　
　　三、思妇形象不同的原因
　　
　　《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形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
　　首先,思妇的类型与处境不同造成思妇形象的不同。由于周代妇女的类型、处境与汉代妇女不同,没有闲情去体会春宵夜长,红颜易衰。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改变眼前的艰难处境,而要实现这种改变只有征夫早归。而汉代思妇,她们有闲或有钱,丈夫外出游学、游宦、或游历、经商,虽也带来相思之苦,但物质生活却未降低。所以,周代思妇的诗歌更注重实际生活,较少描述自己的情感。
　　其次,两部作品的作者、风格不同造成思妇形象的不同。《诗经》产生的地域多属于北方地域,它的表达手法带有北方民歌的特色,具有直朴、坦率的特点。《诗经》思妇诗的作者,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奴隶们的口头创作,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很小,有点“野”。而《古诗十九首》思妇诗的作者,大都是文人士子,他们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既有合乎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是“直而不野”。
　　总之,《诗经》与《古诗十九首》思妇诗各具特色,思妇形象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思妇类型、处境和心态的不同。两部作品的思妇形象都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古诗十九首》思妇诗较《诗经》思妇诗更具审美意蕴,独具“真”“悲”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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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艳娜 河南开封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475003)

• 胡艳娜： 论《诗经》与《古诗十九首》的思妇诗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