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Q的异化、病态化特征
　　
　　通过人物心灵的异化、病态化倾向揭示社会病态的审美方式是《阿Q正传》非常显著的特征。作者通过此审美方式,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并揭示了悲剧主人公的内心真实和精神实质,从而对异化的、病态化的、非理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对真实人自身的复归流露出热切的期盼。
　　阿Q的异化和病态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奴性”和“精神胜利法”上。这是社会对个人的异化,是整体的人与个体的人的对立。鲁迅认为,奴才兼有两重身份,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地位比他低一等的奴才面前则又是主子。阿Q所处的恶劣环境和被压迫、被凌辱的屈辱地位,造成了他病态的复杂性格,这也是专制主义制度对下层人民造成的心理变态和人性异化,实际上是奴性的典型表现。有人说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雇农典型,也有人说鲁迅是在给剥削阶级画像,还有人说鲁迅是要表现一种抽象的人类共性,但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其实鲁迅是想借阿Q这一能唤醒民众的形象来活画出国民的灵魂即奴性心理。
　　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病态心理,是长久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沉淀中形成的扭曲的思维方式。与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相伴随的,是他变形的精神状态。由于他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思维时而正常时而紊乱,因而他的行为方式也就时而正常时而反常,处于常规与荒唐之间。他的“精神胜利法”,能使他在一瞬间转败为胜,而且损失愈重,忘却愈快,胜利得也愈彻底。可以说除了“精神胜利法”阿Q一无所有,他就这样在半清醒半糊涂、半是常人半是疯子的状态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成了专制主义制度下一个不值一提的牺牲品。他当然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坏人,他只是人生边角上一个苟且偷生、卑躬屈膝、凌弱畏强、想活得好一点的小丑而已。封建末世文化使人性异化至此,真是可悲可叹。
　　
　　二.表现策略:用喜剧形态调制成的一出人生悲剧
　　
　　鲁迅曾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阿Q正传》是一部悲剧,但作者却没有把它写得慷慨悲壮、庄重肃穆,而是加入了冷嘲、调侃和揶揄,使它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其中的奴性、专制主义、愚民等都是用滑稽幽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是一部无事的悲剧,无泪的悲剧,是所谓“含泪的微笑”。以喜衬悲,悲喜互渗,反而使悲剧的意味变得更加强烈了。
　　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说过:“轻松的喜剧,以人的缺点和可笑之处为对象;严肃的喜剧以人的责任和美德为对象”。从文本来看,阿Q的自私、麻木、健忘、自欺欺人等特征正是从他的缺点和可笑之处来加以渲染的,从这点来说,它应当是轻松的喜剧。阿Q的悲剧虽有喜剧性,但在嬉笑中又体现出作者的“精神痛苦”。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则是以喜剧的外化包裹了悲剧的内核,体现出的只是一出“生活的闹剧”。然而,读《阿Q正传》,读者的轻松和笑却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和发展,慢慢变得沉重悲哀以至于不堪重负,作者正是通过喜剧的表现方式化解了阿Q的整个人生悲剧。
　　构成喜剧性的客观原因在于形象本身所处的不协调状态,表现在阿Q身上即既麻木又油滑,既憨直又诡诈,既可怜又可悲,既可爱又可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在他的“反败为胜”中充满喜剧意味。可以说,没有喜剧效果,就没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作品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表现深度。“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精神病根之所在,它本身就是悲剧与喜剧的混合物,它是在无可奈何时的大彻大悟,是在活不下去时的自信与勇气。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反抗方式,但充满了奴性与消极;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但充满了无奈与不得已。阿Q对于浸润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民性根本无法超越,当他好不容易做稳奴隶之时,他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寻回扭曲和丧失的自我;当他做不得奴隶之时,便只能从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消失了。
　　
　　三.异化原因:儒释道三教压榨下的阴影原型
　　
　　鲁迅对病态社会的反思,来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他继承并超越了传统文化,家庭由盛而陡衰的大变故发生在少年鲁迅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年龄阶段。从此这份早年体验就积淀在他的无意识心灵河床上,决不放过任何参与他思考与创作的机会,他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基础之上,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种情感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阿Q奴性人格及“精神胜利法”的描绘及批判上。阿Q就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积淀形成的奴性灵魂的代表;是专制、愚昧的封建末世文化对人性的异化。
　　走进《阿Q正传》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不是儒家的温文尔雅而是一个缺乏仁爱、礼制灭欲的王国,看到的更多是人性的冷漠无情, 人心的隔膜与自私;所谓的信佛也变异了,不是被当成升官发财的手段,便是被当成文饰门面的点缀;道士们也开始世俗化了,不再潜心修道,而是用民间信仰来诵经拜忏,画符施术为业,成了世俗社会上的宗教职业者。儒释道合力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心灵的束缚与毒化,自然使中国缺少反抗之音,而潜移默化下的中国社会,则是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愚昧麻木而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变为猎奇取笑,对别人的痛苦也只报以冷漠轻视,甚至刻毒凶残。
　　“未庄”其实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缩影和象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阴暗的缩影。在这里,集中显现了人性之恶,人性的异化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荣格曾定义的人类阴影原型此时被重新激活。它是最低的无意识自我中较黑暗的一面,是人格中低劣的接近动物的一面,是拖在人身后看不见的蜥蜴尾巴,它可以在人格化的形式中被直接地体验到。阿Q也只有生活在未庄,才是一个奴性十足、人性空前异化的阿Q。他几乎集结了所有人性之弱点,有意思的是,这些都与儒释道先哲们提醒人类自身存在的障碍不谋而合。撇开深刻的社会和阶级根源不论,仅从人性的角度谈,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最典型的“自矜”表现,这使他永远生活在胜利的幻觉里,这也是他聊以存活的本能生存智慧,是他得以活下去的精神法宝。
　　
　　四.面对异化的思考
　　
　　中国尽管经历了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但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如自欺欺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惰性、凌弱怕强等特征,在社会主义的国民性中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正是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显现出他睿智的理性精神和沉沦的忧患意识,也正是通过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与变形的精神状态,揭示了人性之恶,并写出了世态炎凉,人类的自私及惰性等本质。
　　人本身是向善的,但积重难返的传统文化却造成了阿Q的病态异化,阿Q在幽默滑稽中表现出恶的一面,本身是牺牲品,却不自知,盲目乐观,自欺欺人,他的精神折射出人性的普遍弱点。叔本华的现代人本学告诉我们,欲望与意志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痛苦之源。欲望无穷,追求无尽,而满足则永远是暂时的、有限的。当欲望成为奢望时,痛苦与困惑便伴随而来。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阿Q正是找到了“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法宝才在现实的处境中得以苟且偷生。但“精神胜利法”却在缓解他的痛苦之时扭曲了他的灵魂;在释放了他被压抑的困惑并赢得了一时的欣慰之时加深了他心灵的暗影;同时也使他的灵魂更加扭曲变形。事实上,《阿Q正传》书写的正是一个为污浊的外部世界所窒息而变形的个体生命,作者用寓言化的书写方式揭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
　　作者通过常态下的变异,写实中的荒诞, 塑造了阿Q这一异化病态化形象,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痛彻反思,也寄托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阿Q的异化、病态化特征在当代人身上仍然普遍存在,因此,阿Q的出现,不断提醒人们时刻反省并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弱点,在确认和赞美良知的同时,背负起精神的十字架时刻警醒并保持对罪恶和灾难的记忆。正因为恶不会永远消亡,所以人类才更应当去寻求爱,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态度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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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丽纳,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 常丽纳： 阎连科乡土小说文本世界中的对话性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7期
• 常丽纳： 另类视角解读《阿Ｑ正传》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