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走过了一条坎坷多舛的道路。尤其在建国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非学术的重荷使这种研究逐渐趋于异化。虽然也取得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多数情况还是在强势话语的压迫下步履维艰,难以突破禁区。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重归学术轨道,并且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诸多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许多研究者以各种方法从不同视角、层面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解读、质疑、论争。而如何评价纷繁杂芜的诸多变化,如何直面针锋相对的种种论争,如何客观公正地重建研究体系,这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也关系到鲁迅研究水平的提高。
　　曾几何时鲁迅研究可谓“显学”,从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研究者,以一种全新的目光重新认识作为“人”的鲁迅,发掘出诸多层面的东西。他们还尝试运用各种新的方法对鲁迅及其作品作全方位的透视,驱散了鲁迅周遭的神性光芒,突入到其内心深处体察到深痛和背谬。在这些方面,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可算领军人物,他们分别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心灵的探寻》、《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等著作中做出了卓有建树的探索。而在他们周围更有诸多学者运用系统论、心理分析、比较文学等方法对鲁迅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诗学理论、自然科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从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是鲁迅研究的繁荣期,而在此后鲁迅研究逐渐降温,陷入了相对沉寂的状态。世纪之交发生了几次关于鲁迅的论争,冯骥才、王朔等人对鲁迅的思想乃至人格提出勇敢的质疑,这种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其学理内核比较匮乏,所以这种论争和鲁迅研究相对疏离。总体而言,鲁迅研究在新时期经历着一个由热而冷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合理的、自然而然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更有利于我们对鲁迅进行冷静客观地审视。换言之,对鲁迅的研究在这种相对“冷”的状态下更能够保持一种平常心态,摒弃一些功利性的非学术思想,做出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索。郭志刚在《鲁迅研究中的“亚文化”现象》一文中说:只要鲁迅在我们心中,那团火就不会熄灭,无论研究什么,都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1]但“热”现象如果经常不涉及中心和主体部分(不仅仅指鲁迅),那也将给人留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遗憾。所以,我认为鲁迅研究水平的提高,首先所应该实践的是一种辩证的学术思想:在冷静的状态下保有探索的激情。
　　鲁迅研究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但是如果从傅斯年于1919年在《新潮》发表关于《狂人日记》的文章开始算起的话,这项事业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在这一漫长的旅途中,鲁迅是否曾经真正走出重重雾障,真切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鲁迅的国民情怀和一己悲欢之后的种种文化心理?近百年的曲曲折折之后,对此种终极性的质问,我们最终还是困惑的。在很多情况下,“鲁学”被认为是逐渐走向末路的,或者说,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这往往是一种封闭性的思维,事实上,它忽视了文本阐释的个体性、独特性,企图寻找一种终极性的涵盖,用普遍、永恒、本质来结束一切个人发言。在“左联”时期,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带上了一点这样的影子,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其鲜明的个人思辨色彩。建国前后,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论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带有强烈终极性色彩,此后的所有研究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这种框架造成鲁迅研究的异化是有目共睹的,鲁迅最终被歪曲、神化、工具化。而这种研究也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学术轨道。时至今日,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应该认识到鲁迅研究的开放性。鲁迅及其作品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有一种阐释的可能。随着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对鲁迅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进行分析和重估。而研究的方法、视角也会不断更新。所以关于鲁迅研究“生”与“死”的忧患是不必要的。鲁迅及其作品作为一个巨大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存在,对其理解和阐释具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而最关键之处是如何转换封闭性的学术思维,如何更新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只有这样,鲁迅研究的水平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然鲁迅研究中仍有种种不足,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可能切实提高鲁迅研究水平。首先要注意的是研究心态的问题。其中存在着三种错误倾向:神化的、贬损的、功利的。出于尊敬以至于把鲁迅放在神灵的地位,这在以前是非常普遍的。而在新时期仍然有一些研究者无法接受鲁迅走下神坛的事实,在捍卫鲁迅既成形象时相对缺失了一些的理性客观的思考。姚馨丙教授在《鲁迅研究的阐释与反思》一文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鲁迅研究的种种不良倾向,观点明晰,鞭辟入里,是卓有见地的文章。关于鲁迅及其文本“重估”、“重构”方面,他这样说:“有一部分研究者一味根据自己诠释的需要,完全背离甚至歪曲了鲁迅及其文本。经过他们的诠释,一位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成了一个充满痛苦和内心黑暗,一生与孤独作绝望抗争的悲观主义者; 一位自觉肩负历史重任和承受时代重压,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战士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连鲁迅“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思想启蒙,也被扣上了“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罪名。这些人的鲁迅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2]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是有所保留地赞同,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其实也有内心的深痛和黑暗、孤独和绝望,这不仅仅在《野草》中表现出来,在他的小说、杂文中都可以体味到这种深的悲哀和自由主义的成分。许多前辈学者对于鲁迅的感情是足可尊重的,但是直面关于鲁迅的质疑时,可能会有情感上的偏颇。假设冯骥才、王朔等人的质疑与解构果真是源于对文本的理性思考,是基于学术良知的研究,那么无论它是激烈的还是公允的,都应该得到理解。相对而言,我更赞同姚馨丙教授对于非学术思维的批驳。而那种刻意贬损的、功利性的所谓“研究”其实是一种伪学术。这是值得警惕的。王富仁教授在《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一文中指出,在鲁迅研究中,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多了三样东西:绅士意识、才子意识、流氓意识。[3]这是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对于中国的鲁迅研究来说,是值得深思的。
　　鲁迅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决非一时可以明确,但是本文所论的关于鲁迅研究的冷热、生死、真伪方面的命题,以我看来,的确关涉着鲁迅研究水平的提高。冷热背后、生死之间、真伪所在都折射着学人对学术运命、研究态度、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思考,这是不能忽视的。
　　
　　参考文献:
　　[1]郭志刚.鲁迅研究中的“亚文化”现象[J].中国文化研究,2002,(2).
　　[2]姚馨丙.鲁迅研究的阐释与反思?[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12)
　　[3]王富仁.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6,(1).
　　
　　高秀川,男,江苏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高秀川： 毕飞宇小说的深度批判模式构建　/　文学教育 2008年第4期
• 高秀川： 关于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思考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