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叙述不计其数”,罗兰·巴特如是说,正是通过这丰富异样的叙述,写作者表达出了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看法,使文本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以匠心独运的叙述使文本充满魅力,流光溢彩。
　　如果说写作是作者精神世界的秩序化,是对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组织和建构,那么,对读者来说,阅读就是对文本的解构和还原,对写作者精神世界的探索。当进入文本时,读者往往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期待,即用个体的所知来理解文本,而这种阅读方法常在高明的文本前碰壁,个体所知变得荒诞不经。因为在这些文本里,阅读的钥匙与关键是文本的所设,即写作者在文本世界里所构造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它们常迥异于个体的所知,当阅读者找到文本所设时,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文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正是一个反所知立所设的趣味横生的文本。
　　文本是这样拉开的:陈清扬下山来找王二,讨论她是不是破鞋的问题。“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是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则起码有一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1]既然陈清扬是破鞋的条件不成立,那么要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顺理成章。如果按此逻辑去展开故事,文本与个体的所知似乎是不矛盾的。然而下一句,作者笔锋一转,“但是我偏说,陈清扬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无庸置疑。”这句话让个体所知受挫,为什么王二不愿意证明陈清扬的清白?为什么王二认为陈清扬就是破鞋?于是追寻此后的实质成了阅读的焦点。文本在后面给了一些提示,出现了第二个关于逻辑推理的游戏。若读者将二者参差对照,就能察觉其中的秘密,感悟一种写作的智慧。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从此他总是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条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2]于是,“王二没有打瞎队长家母狗的左眼”是没法证明的。相似的逻辑推理让我们回溯前文,是不是“陈清扬没有搞破鞋”也同样没法证明?此中之理与打狗事件是否同出一辙?打狗事件中,王二证明其清白的三个条件是无法成立的,反而王二持枪打狗的可能性无限彰显。因为王二不仅能持枪且枪法极好。于是仅凭某人具备做某事的能力便判断出了某人做某事的必然性。反观陈清扬,她是正常女人,于是就具有偷汉的能力,何况后文中还提到她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丰满诱人的女人,那么她必然也是偷汉的。所以“陈清扬不是破鞋”没法证明。至此,读者还只是停留在逻辑推理游戏中的浅层。若是进一步反思,我们会更贴切地领悟王二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王小波笔下的逻辑。
　　在这些逻辑推理中,关键在于当你试图去辩解自己的清白之时,你已经承认了原先判定的合法性,承认破鞋是一种罪,承认对方设定的规则,陷入对方所主宰的世界中。在那世界中,对方是一切法则的主人,法则依对方的利益或喜好而定。因此你一旦陷入其中,将永远处于受审判的地位,永远无法判断此时或下刻的法则会是怎样的。当你试图与对方辩解时,这种审判与被审判的游戏便在现实中成立并展开了。游戏的目的在于利用法则的不定性,事件的无法证实性与被审者竭力想澄清事实,证明自我清白的欲望来达到某种难以告人的目的。在文本中,对于“破鞋”的真伪并不是领导或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他们在乎的是“破鞋”二字所能够激发的无限遐想和意淫。作者笔下的王二看透了这一点,对这一种游戏规则不屑一顾,于是他说“与其证明自己无辜,不如证明自己不无辜”[3],转而建立起自己的话语和游戏规则。这样,在《黄金时代》里,隐含着两套逻辑,一套是领导、群众的逻辑,强调的是先在的社会审判和个体的被审关系;另一套是王小波的逻辑,强调的是对先在社会审判的瓦解,否定和自我生活方式的寻找、确立。了解了作者的这一逻辑,我们也就找到了解读文本的途径。
　　文本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但叙述的事情并不复杂。叙述落笔便到了“我”(王二)二十一岁在云南插队的情景。“我”认识了一个被人称作“破鞋”的女医生陈清扬,她要“我”证明它的清白,而“我”认为此事是不可能撇清的。后来众人传闻“我”和陈清扬搞破鞋,于是陈清扬每天来找“我”讨论这件事。但自从陈清扬在公共场合暴露了“我”与他的关系后,群众却沉默了,“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行径是如此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虽然领导、群众没能够阻止“我”与陈清扬搞破鞋,但是他们却有办法来窥探个中详情,“我”与陈清扬被勒令写检查、弄出去斗破鞋的“斗争差”。当“我”写了无数遍的交代教材时,终于明白能够让领导满意通过的不是其它,而是对性生活的描述,且是越详细越好。人事科长说,“当人事干部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看到别人写的交待材料”。如此举重若轻的一句话彻底撕开了一些人道貌岸然的君子相,还原出冠冕堂皇的道德教化口号下压抑、扭曲的对性的窥视和觊觎的心理。当王二终于写出陈清扬像考拉熊时,领导很欣赏,说他态度很好,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交待男女关系问题,一切昭然若揭,领导是没胆没法亲自去搞“破鞋”的,那就从语言文字的描述中通过幻想获得一些快感和满足也是好的。最终,陈清扬说“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一语捅破了窗户纸,领导红了脸,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才算有了个终结。
　　在云南那偏僻的小山村里,在与领导、群众的斡旋中,王二认清游戏中对方所设的圈套后,以一种戏谑生活选择即愉快的性爱游戏跳出了这套设定的游戏,力图摆脱意识的束缚,消解权利的有效性,赢得自我的生存空间,争取活得自由和有趣,王二,以二十一岁的激情和生理需要,和陈清扬,一个二十六岁的成熟已婚女性,“敦”伟大友谊,他们做爱做得自然、轻松而愉悦,完全没有压抑感,几场关于性爱的描写如诗如画,已然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我也极为满意。”即使后来被追着写检查,也无碍于二人对此事的热情。王二,以清醒的头脑坚持着自己的逻辑,嘲笑抨击着现实的法则。然而免不了不小心陷入其中。如王二出走,隐居在十五队山上,得知北京要来人视察知青的事,为了证明“我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钻了牛角尖,在慰问团来的那一天从山上奔到座谈会的现场,最终,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悟到,犯不着向人证明我存在”。[4]文中的王二有点痞子气,无所事事,常受批判,以各种方式作抗争,但他有绝对的能力看透所谓严肃后面深藏着的苍白无趣,可以从任何一种权势当中洞察出荒谬可笑。
　　文中的逻辑是对立的,然而生活中的人具有强大的张力,任何一个逻辑对于个体,对于生活都不是绝对永恒的。作者笔下的陈清扬,就生存在这两套逻辑中。陈清扬,在本文开篇,她是置于第一套逻辑中的被审个体位置的,她总是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叫她破鞋,总在想法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后来,在和王二的接触中陈清扬慢慢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两套不同的逻辑,于是趋向靠近了王二的逻辑。在出“斗争差”时,陈清扬知道这些男人不是来斗她,而是来欣赏她的,因为她很白,绳子捆在她身上像穿了一件紧身衣,全身曲线毕露,在场男人的裤裆都凸起来了。在最后交待材料里,陈清扬一句“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便揭穿了领导的道德伪装和窥视心理。对于这些虚伪的东西,她看得清楚、明白。然而,现实生活以其巨大的惯性把每个人纳入自己的轨道,最终,陈清扬成了一个香喷喷的lady,转了个圈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因为陈清扬要提升当副院长,于是医院派人拿回以前的交待材料,这些过去也就一笔勾销,关于之前的定罪也随之风逝。谁真正拥有判定人生存的权利和方式?人生充满着讽刺、黑色的幽默。
　　事实上,不管是领导、群众的逻辑还是王二的逻辑,它们之间的斗争、抗衡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我们从小说读出一种苦涩的感受,在双方力量消耗过程中,事实上所谓的胜利者(或当权者)暴露出内心的怯弱、卑劣;失败者(或弱势者)也无法伸张出正义的力量。而这,也让我们透视到了作为小说家和思想家的王小波,以其智慧和人道主义的关怀洞彻世态人生、历史、现实后心灵的孤独、沉重与苍凉!
　　
　　注释:
　　[1][2][3][4],王小波.黄金时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谢强,广东梅州人,现供职于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

• 谢　强： 重读杨沫的《青春之歌》　/　文学教育 2006年第5期
• 谢　强： 《黄金时代》的叙事逻辑分析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