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梁》不能用传统的阅读习惯去阅读,因为你看不到传统意义的人物、情节和环境,看到的是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
　　
　　一.人物原生态
　　
　　人物描写追求人物原生态的方法是《红高梁》人物塑造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创作方法源于莫言从哲学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莫言对历史、对人物进行哲学审视是他学习马尔克斯的大胆试验。莫言认为马尔克斯“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莫言也试着“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来审视“东北高密乡”、“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努力打破传统小说总是刻意寻找人物的英雄面或卑微面,以集中显示社会教育作用的创作原则,回归人的本性,从而深层次地剖析我们的民族。“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是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莫言用长镜头的方式“邪劲”地将人物的本性全部扫进了《红高梁》,让读者在心灵的揉搓里感受到人物是否英雄是件次要的事,重要的是感受我们民族的生命和文化。
　　《红高梁》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性的冲动与占有上。人物的原生态,让我们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人的本身。《红高梁》确实有股揉搓读者心灵的“邪劲儿”,让读者在心灵的冲击中去思考人,去思考生命、自由、幸福的真正含义。透析人性才是真正的艺术。
　　
　　二.情节超时空
　　
　　传统小说视情节为生命。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谈到情节时说:“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也说:“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传统小说精心构思情节,让读者在扣人心弦中爱不释手。然而《红高梁》却反叛了这个创作原则。他将情节淡化,淡化到没有曲折,没有冲突,没有引人入胜,淡化到只有一个线索,即“我”爷爷余占鳌在墨水河畔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
　　魔幻现实主义者用虚幻、荒诞、变形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超表象、超现实的氛围。对此,莫言毫不隐讳地说:“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在海一样的蓝天里翱翔”的鸽子是中华民族渴望生命、渴望自由的象征,“野合”是反叛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红高梁酒是敢恨敢爱精神的象征。与马尔克斯相比,莫言的象征又附着了我国的传统艺术,即朦胧、空灵,使其象征更具有博大的空间。
　　
　　三.环境大特写
　　
　　莫言为了从哲学的角度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采用了影视艺术中常用的大特写。
　　在“无边无际的红高梁红成汪洋的血海。高梁高密辉煌,高梁凄婉可人,高梁爱情激荡”,在这里“我”“奶奶用烧酒洗脸”,在这里“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梁,把高梁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而“我”奶奶“飘然而起,跟着鸽子,划动新生的羽翼,轻盈地旋转,”“跟着鸽子飞着……”。这里充满着红色,高梁是红的,太阳是红的,酒是红的,血是红的。这种红色布满东北高密乡,布满《红高梁》,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撼。《红高梁》的环境大特写,不仅表现在红色的夸张,也表现在环境的人格化。“遍野的高梁都在痛苦”,“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梁般鲜明的性格”,天地人和,物我合一,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命哲学,一旦红高梁的自由与幸福遭受侵犯,红高梁人也就能拼命为自由与幸福而抗争。
　　莫言曾说:“无论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有点邪劲儿。不要害怕和别人走的不是一条路”。《红高梁》便是他创作理念的注解。他冲破传统小说在人物、情节和环境创作原则上的壁垒,大胆借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创作技巧,对人物性化,对情节淡化,对环境强化,通过对人的原生态的描述揭示我们民族强烈的执着的生命意识和存在的多变的农民文化心理,给了读者以全新的真的艺术时空。
　　
　　刘绪君,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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