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安忆曾经坦言,《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实际上写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命运。对于历史的叙述,传统的、主流的叙述模式通常是从大题材、大主题入手展开的宏大叙事。《长恨歌》则集中体现了王安忆执著于个人与历史对话的孤独姿态。对上海的历史书写,王安忆从女性相对完整的生活史入手,叙述了一位游离于政治中心的之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的长达40年的生活经历。以她们的琐屑的日常生活为载体,力图将平庸琐屑与深广心灵进行融合,凭借自己内心的精神底蕴来着叙写具象的生活形态,通过用时代和历史作为底子写出日常生活的坚韧性、精致和不动声色的平常性以及富有人性的审美性,找出那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日久不变的东西。这种见微知著的角度既超越了女性文学常见的风花雪月,也是任何男性作家无法想像、无法模仿的,同时也是王安忆女性意识诉诸于叙事策略的一个重要表现。
　　进入90年代后,王安忆的创作态度趋向冷静、客观,她总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平静且淡泊地讲述他人的悲欢离合,心中纵有惊涛万丈,也只是坐看潮起潮落。但在表面的节制下,王安忆却又始终贯注以饱满的激情,读者能感觉到她对生活的热情和思考,与风行一时的“零度叙事”绝不相同。但是文本的叙述立场始终是置身事外,叙述者是以一种已知全部细枝末节和事件来龙去脉的态度讲述故事,冷静而沉着地娓娓道来。王安忆用此“极具个人色彩的叙述方式,以一种俯临的视角创造了一个个具有特定情感氛围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物对话是以叙述来处理的,任何景物都被演化为叙述的存在,画面是由叙述来传递的,而不是直接展现,时间和空间的秩序也以叙述的条件为原则。
　　
　　二
　　
　　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上海弄堂里到处可见的普通女性,她的一生是由无数琐碎小事堆砌起来的人生图景。一个上海弄堂里的贫民女儿,小家碧玉似的女子,却阴差阳错侥幸当上了名噪一时的“上海小姐”,又因为“上海小姐”的光环被政界要人李主任包养,住进了豪华的爱丽丝公寓。谁料世事变迁,李主任飞机失事遇难,王琦瑶的期待变成虚幻。无所依傍的她从天堂重跌凡间,但她依然好好地活着。从爱丽丝公寓到平安里,变得只是环境,不变的是女人的柔韧性,在清苦寂寥的生活中,她依然有耐性地活着。箱里旧日的好衣服又慢慢翻出来穿,还开始化妆,往昔的美丽一点一点地收回。那些走进她生活的男人:李主任、阿二、康明逊、萨沙、陈先生、老克腊,无论是谁,终是虚幻,她的心一次次交付出去又一次次落空,传统女性视为生命动力的家,她一直无法拥有。但王琦瑶的生命并没有因此而黯淡,在变幻莫测的世俗日子里,她深刻悟到,“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呢”,只有自己救自己。弄堂外是翻江倒海、风云变幻的革命浪潮和政治运动,而王琦瑶却守着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每日做几碟小菜,备几样点心,拾掇得陋室窗明几净,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地把日子冷静平和地过下去。风雨飘摇的解放前夕,高歌猛进的五十年代,惊人魂魄的文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在王琦瑶的举手投足间悄悄流逝。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王琦瑶以上海女人的精明过着精致、优雅、小心翼翼的生活。这里没有回避,没有掩饰,没有曲解,没有忽略,没有小中见大”的企图,有的是“绵里藏针”的女性的柔韧,女性的趣味,女性的灵巧。
　　在叙述王琦瑶一生的同时,上海弄堂里的陈谷子烂芝麻也在作者笔下徐徐地搬弄出来。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传统经典叙述应当是繁简得当的,精到的,动态的。而从《长恨歌》中弄堂、流言、闺阁、邬桥、外婆、阿二、平安里、熟客、牌友、下午茶等小节标题可以看出,对这些环境的描写是凝滞而冗长的。小说叙事是闲散的,繁复的,絮叨的,静态的。
　　“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边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有些像语言的垃圾,不过,垃圾里有时也可淘出真货色的。它们是那些正经话的作了废的边角料,老黄也片,米里边的稗子。它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不干净,是个腌渣货。”这是女人的讲述方式,不紧不慢、不温不火。
　　“邬桥吃的米,是一颗颗碾去壳,筛去糠,淘米箩里淘干净。邬桥用的柴,也是一根根斫细斫碎,晒干晒透,一根根烧净,烧不净的留作木炭,冬天烧脚炉和手炉。邬桥的石板路上,印着成串的赤脚板;邬桥的水边上,杵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邬桥的岁月,是点点滴滴,仔仔细细度着的,不偷懒,不浪费,也不贪求,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留给后人”。王安忆在这里运用《诗经》中复沓的手法,对女性叙事做了具有个性的建构,这种缘于女性经验的叙事有别于男性话语,在女性的精到的叙事中写出了世俗之中的优雅、日常之中的精致。
　　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温软从容逐步取代男性的雄健暴烈,女性似水的柔情化解了翻滚的风云,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消解在柴米油烟中。退而言之,似乎屋外的大事都和她们有无关。与其说她们懵懂无知,甘做时代的落伍者,倒不如理解为它是女性自我防范、本能保护的最好方式,这种好自为之的人生哲学,只对付眼前生活的务实的处世态度使她们平安度过一个又一风险,甚至护卫调养了创伤累累的男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女性的坐阵,才使这个动荡不安的城市不至于在日趋破坏性的现代文明中分崩离析。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加进了新的理解。城市与女人水乳交融,和而为一了。她们逐步将自我形象的塑造、日常生活的操持恢复到不附属与任何意识形态的本真样态,将之提升到审美的高度,创造出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理上旨在复归的城市女性文化,作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加速了城市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城市文明中从未停歇过的女性话语的努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女性不仅发展了自己,而且也一反以往的“她”者的地位,成为城市的“精髓”“灵魂”,城市在女人的文化心理及日常生活情绪的演变中亦步亦趋。“王琦瑶是典型的弄堂女儿。每天早上,后弄堂门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里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里拍小照的,则使两个特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王琦瑶被王安忆选作主人公,正是因为她和上海许许多多的女孩子一样,抱着一个浮华的梦想,却又过着平常的日子,在平淡如水中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很精细很有致,并且用这平常心支撑着上海的城市精神,务实和达观,成为上海市民文化的底蕴,这是最根本的,也难以动摇的。
　　王安忆在她的散文《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中极富感情地谈到,在文革时,她家的弄堂内几户殷实人家受到冲击,几近家破人亡之时,站出来维持生计,支撑家庭是平时养尊处优的女人,他们在生活的压迫下,依然保持着自尊和气节,他们坦然地接受命运的挑战,不抱怨,不气馁,王安忆说:“这就是上海的布尔乔亚。这,就是布尔乔亚的上海。它在这些美丽的女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不错,正是这些象王琦瑶式的普普通通的市民,那些务实的、世故的、坚韧的、达观的上海市民,王安忆把他们认作是上海精神的代表,他们有着一颗“上海心”,是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仍然支撑这座城市的一种心境,是把日常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上海的城市传统延续下来的人们。
　　
　　三
　　
　　王安忆在对女性琐碎边缘的日常生存经验的诗意认同以及对众生平庸而具体的生活的深切的包容与体察中,将女性历史的书写平静自然地铺展开来。在王安忆笔下找不到任何宏大叙事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节俭实在又精致细腻的饭菜,晒台上随风摇曳漂浮的各色衣裙……琐碎平凡、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画卷就这样依次徐徐展开。“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有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就是这样“旁人看重的是主流历史的凝重宏大,她看重的是民间市井的细密韧劲。而她笔下的女人们也同她一起沉入生活,在柴米油盐的琐细人生中,呈现出一种直面生活的独立坚韧的精神之美。她们就像河底下的暗流缓缓涌动,看似脆弱,其实柔韧,历史的变迁严重地改写了她们的外部,她们或者由富贵而贫困,或者由娇艳而衰老,但历经沧桑没有改变的是,女人的自觉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目标,外部历史的纷繁热闹,喧哗嘈杂,丝毫改变不了她们的品格和内心生活。这些女人一如既往,不改初衷,依照自己内心的愿望顽强地生活下去,完全自觉地走向命运的归途。
　　在王安忆的认识中,“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由此,我们不再难理解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将她眼中的上海处理成性感的、带有私情的、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不再难理解在写一个城市的故事的时候,却总是去研究一个女人的命运;不再难理解探索城市的女性命运时,要探索关注着城市里的说不尽、道不完、琐琐细细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司空见惯的一种历史方式被王安忆式的叙事、王安忆式的幽情、王安忆式的将感觉诉诸于理念而叙述重写了。
　　
　　参考文献:
　　1.陈惠芬: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转向, 社会科学,2007.10。
　　2.黎荔: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方式,唐都学刊,1999.4。
　　3.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之六·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孙绍荣,山东英才学院基础部讲师,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 孙绍荣： 《高老庄》中子路还乡解读　/　文学教育 2008年第8期
• 孙绍荣： 试论《长恨歌》的理性化叙述策略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