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生在《语文课程论基础》中开发了语文教材选文的功能类型研究,他把教材中选文区分为四种功能类型——“定篇”、“例文”、“样本”、“用件”,这样的区分明确了语文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的意识和方向。如果仅用一个词来分别说清这四种类型的特点,我们可以选用以下四个词语:
“定篇”——求美(目的在于充分地感受、领会经典作品的美,从而形成一定的语文素养)。
“例文”——求知(目的在于通过选文学习某项语文读写知识)。
“样本”——求同(目的在于通过点评的方法使学习者学习和模仿语文读写知识和方法)。
“用件”——求真(目的在于从选文中提取某种事物或知识,运用它来进行某项研究性学习)。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这四种类型中,“用件”类型的选文学习是最不像语文学习的,因为它学习的内容往往不是某种语言知识或某项言语技能,而是用语言描述的其它事物或知识。它“关心的主要是其(选文)的‘内容’方面,也就是课文‘说了什么’”、“在这种类型中,学生其实不是去‘学’文,而主要是‘用’这一篇文里的东西,或者借该选文学习文章里所讲的那东西,或者有文章里讲的那东西触发,去从事一些与文章相关性大小不等的学习活动”①
但王荣生批评在“新理念”下的语文教学出现了许多选文被错误地处置为“用件”,从而被挖掘出怪模怪样的“研究课题”,比如《拿来主义》——尼采哲学的再认识、《过万重山漫想》——如何看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触龙说赵太后》——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的调查研究……②在这里我们看到《拿来主义》学的是哲学,《过万重山漫想》学的是地理,更有甚者,文言文《触龙说赵太后》学的是教育学,严格说都不是在学语文。但如果作为研究性学习的题目,这样的处理还是显示了拓宽视角的意义,为学生的作文思维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古典诗歌学习中,也有“用件”式的处理,如有东莞中学的学生把研究题目定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地理知识》,来看一下我们熟悉的诗词在这里进行了什么样的特色解读:
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诗中后两句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玉门关外的杨柳不青的原因是由于春风不度造成的,这里的春风当指夏季风。季风是由于海陆的热力差异导致海陆上气压中心的季节变化,引起一年中盛行风向随季节有规律地向相反或者接近相反的方向变换而形成季风。夏季北太平洋高压势力大大增强,亚洲大陆上形成印度低压,太平洋暧湿气流便沿着北太平洋西部边缘,以东南风吹到亚洲东南岸,形成东南季风,即夏季风。在我国把受夏季风影响的地区划分为季风区,夏季风影响不到的地区为非季风区。季风区与非季风的分界线是: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一线,这条线以东以南为季风区,以西以北为非季风区。因为玉门关正好位于这条界线以西,关外自然就得不到夏季风的滋润了。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青山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诗中以“轻舟”沿江下行,来形容长江流速之快。而“彩云间”三个字,描写白帝城地势之高,以体现长江上下游之间的斜度差距,突出长江上下游的落差之大,说明长江蕴有极其丰富的水能资源。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使学生形象的理解气温的垂直变化和自然带的垂直变异。③
这样的解读虽然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但是在解读文学作品时用一种“求真”的态度不能不说丰富了解读的层次,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视角,尽管在实际的语文课堂教学中选用这样的教学取向一定有误人子弟之嫌,但作为课外的一种研究性学习就大可不必过于苛刻。因为一个人的语文素养的形成来自多方面的资源。
“语文素养”是新课程的热点,对于“语文素养”的内涵,众说纷纭,我们姑且理解为“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④那么,选文当做“用件”学习,对于一个人的语文素养的形成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以下鲁迅读书的例子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孙犁在《少年鲁迅读本》中这样描述鲁迅幼年时期的读书经历:
“虽然先生有一条戒尺,有罚跪的规则,有骂人的嘴,有瞪大吓人的眼睛,可是稍稍一放松,鲁迅就偷着去画画了。书上的字,他不懂,没兴味,画个小人儿什么的,倒亲近些。在三味书屋,他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上的画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仿影一样,画了一大本《西游记》和《荡寇志》”。
鲁迅后来写出开创性的小说研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童年时候这个认真描画小人儿的过程应该是有一点功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把小说看作是语文学习的“用件”,《西游记》《荡寇志》都被鲁迅当做“用件”来用了,鲁迅的方法是画画儿,把文字形象化,趣味化,不但不影响语文学习的效果,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背诵方法,⑤因为这个过程使得小说人物在鲁迅的脑里扎了根,永远地记住了。
另外鲁迅读《山海经》,也有一段逸事:
“鲁迅有一远房的叔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还有许多画图的书,他和鲁迅说,以前有一部《山海经》上面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者翅膀的人,没有头拿两乳当眼的怪物……可惜没有了。鲁迅吃饭睡觉也想念这部《山海经》”。
这个没有头的怪物曾被写进诗中,“刑天武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诗。这两句诗被鲁迅赞为“金刚怒目”之作。鲁迅在《春末闲谈(1)》中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按:指陶渊明)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这些文学思想和评论是否在鲁迅幼年看《山海经》时候就埋下了种子呢?在这里,《山海经》的种种事物成了鲁迅学习的重点。这些看似与语文学习无关的“蛇”、“兽”、“鸟”、“怪物”,却给长大后的鲁迅在文学批评中提供思想的源泉、比照的参照物。《山海经》也是被鲁迅当作“用件”来用的。
鲁迅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太空,他想潜入蚁穴……”这个精准的描述可以看出鲁迅非常熟谙儿童的学习心理。我们明白了儿童有这样经常“出轨”、不受束缚的学习心理,就知道中规中矩的语文教材是可以常常被当作“用件”来读的。所以,尽管一些选文在学习时候被不自觉地处理成“用件”,看似背离了语文学习的轨道,但我们从鲁迅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学习对于学习者语文素养的习得也是有它的作用的,这种作用甚至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由此也说明了对“语文素养”的理解应当加上时间的维度,也就是说,没有时间的沉淀,谈不上培养语文素养。
事实上,在传统语文教材中是不乏“用件”的。古代蒙学教材中,就有不少可以作为“用件”来教,如《三字经》用于教历史知识;《弟子规》用于教礼仪和品德;《声律启蒙》学习属对,属对是语文教学的内容,但书中往往提供的是用于写对联的材料,学习是为了运用这些材料,所以也可归为“用件”。一部《幼学琼林》,就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类编。知识涉及天文地理、古往今来、婚丧嫁娶、神话传说、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宗教迷信、节令时尚、衣食住行、人物掌故等。知识类编的特点使得这本蒙学教材在语文积累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蒙学读物如此,更不用说古代那些完全提供作为作文材料之用的知识类书了。著名的有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下面以《艺文类聚》为例来说说故事作为“用件”的语文学习价值和意义,
《艺文类聚》是唐代欧阳询所编的一部类书。它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事与文兼,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其中94卷兽部中记载了古籍中有关狗的若干个小故事,下面选辑三则: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为门于犬门侧。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使楚王,不当从此门入”。
《吕氏春秋》曰: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狗恶故也。欲得良狗则家贫,家富则求良狗,得狗则数得兽矣。非独猎也,百事皆然。
《述异记》曰: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豪客献快犬,名曰黄耳。机后仕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尝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一日至家,机羇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赉书驰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繫之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飢则入草,噬肉取饱,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怜爱,因唿上船。裁近岸,犬即腾上速去。先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伺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復繫犬颈,犬既得答,仍驰还洛。计人行程五旬,犬往还裁半月。后犬死,殡之。遣送还葬机村,去机家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唿为黄耳冢。⑥
这三个关于狗的小故事如果作为“用件”来学,对于充实写作素材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如《晏子》的故事中可见狗被作为一种侮辱人的东西,而在《吕氏春秋》中狗成了完成狩猎的重要角色,在《述异记》中描述了东吴大将陆机的一条良犬,把狗的黠慧、懂事、忠诚写得非常感人。因此作为“用件”的三个小故事从不同侧面反映狗的习性和人文内涵,可为写作直接使用。
再看几个写有关牛的小故事:
庄子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孟子曰: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者,未之闻也。”臣闻王坐堂上,有牵牛过者,王问之。对曰:“将以亹钟。”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见牛,未见羊也。此乃仁术,足以王矣。
史记曰:骑劫攻即墨。田单取牛千头,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缚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壮士五千,衔枚随其后。牛出火明,所触皆死。壮士因击之,城上士大譟,燕师大败。骑劫死,乘胜追北。三战三剋,遂收齐城。⑦
不难发现,这些故事有的已单篇选进今天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如《晏子使楚》(人教版小学第十册、苏教版八年级上册),《庖丁解牛》(人教版高一上册读本)《齐桓晋文之事》(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既是单篇入选,在选文的教学取向上,就不太可能当作 “用件”来学。
古代这些类书,同一个门类下编纂了许多有关的历史典故和小故事,形成庞大而有序的知识系统。把同类编纂在一起的体例,决定了学习者应把它当作“用件”来读,一本类书就是一本“用件”型的教材和学材。古代读书人就是在使用这些类书时,增加知识积累、形成类比思维、提高写作能力。以此反观当今的语文教材,从小学到高中,未见此类整本“用件”型的教材,因此,当我们为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而痛心疾首的时候,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可供积累的“用件”太少太少,没有一定的积累而妄谈语文素养的形成,岂不可笑。
从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和类书的存在可见传统语文学习非常重视知识的积累(包括成语、词语、文章、故事、史实知识的积累),这种知识的积累其实对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是很有帮助的,现在很多学生在语文课上写不出作文来,大部分不是不懂得文章的布局结构,也不是不明白题目的含义所指,而是脑里压根儿没有东西可用,一句话,我们平时的语文学习不重视“用件”开发和使用。新课程实施后,在张扬语文教学人文性的旗帜下,很多人错误地理解“淡化知识讲授”思想,把知识教学和积累完全排除在语文教学之外,走到了语文教学的另一个极端。也许,反观传统语文知识教学的经验,能启示我们找到一条有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道路。
注释:
①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8.
②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6.
③http://dl.dgzx.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37
④中华人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⑤“不管鲁迅的父亲或者是他的老师,教他读书的方法,就是读书、读书,‘读着、读着,强记住——而且要背出来……’可是,一个孩子记住那些古怪字眼、生疏句子,是多么不容易?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才能把它们夹住。”孙犁《少年鲁迅读本》.
⑥⑦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孙犁.少年鲁迅读本[A].金波.20世纪中国散文精选[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郑力乔,海南省五指山市琼州学院中文系教师。